◎之一
謝小姐和我約在咖啡館見面，她比想像中要準時許多。這是我第五次見到她。記得第一次遇見她，是在高雄某劇團裡遇。當時她是音樂製作，而我則是演員………
順著文華路，接近劍潭捷運站，有間叫做「咖啡物語」的茶館。實際上，那邊總共有兩家「咖啡物語」，一間在郵局對面，一間則在郵局隔壁，它們的關係不但互相共存，也互相對峙。位於郵局旁邊那家，二樓有座十字架，方方正正的暗紅，姿態上略顯謙遜，彷彿無能為力地睇視著混亂場面。
謝小姐和我約在咖啡館見面，她比想像中要準時許多。這是我第五次見到她。看她頭上帶了頂酷似日本作家身分象徵的帽子，左手拎著一包袋子，插在袋內的收音棒，四分之一節嶄露外頭，如同貴夫人手提籃裡的小狗狗頭。
我們走入了那家二樓吊著十字架的『咖啡物語』。給足了跨年面子，士林夜市一片喧嘩，外頭人心鼓譟。坐在咖啡店內，靜靜觀視著街上一切，裡外反差，竟是矛盾。
她姓謝，三十來歲，自由業。幼教班的鋼琴老師是她固定的經濟來源。最大心願是能擁有一間自己的錄音室，組織專業的team，接接case謀生。年輕時地想望，總是遠大而崇高。能憑著自己的興趣與專業謀生，這更是她的驕傲。
她生命中曾出現過一段美好的開始，台灣經濟尚未走下坡前，喜歡讓小孩沾惹音樂息氣的家長繁多，她自己發傳單，接學生，那時每個月收入，起碼有七、八萬左右的水準，時機一到，甚至可達十萬元以上，狀況再差也不低不下五萬。
除了固定授課的時間，她偶爾兼職幾份彈性工作，在百貨公司的廣場前彈琴，或者接接地方單位主辦的藝術季活動，甚至小劇團的音樂製作。雖薪水微薄，卻不無小補。
一邊擴充人脈、一邊學習經驗，她認為這就是自己對音樂的執著，並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了寶貴的平衡。
◎之四
我與謝小姐的友誼，是一種既陌生卻又熟悉的關係。就像她突然主動打電話給我一樣，說要我載她到台北某劇團，吳團長的家。我只覺得納悶，一個長年奔波南北，才華洋溢且略有姿色的女人，怎麼找不到護花使者？還非得麻煩到一個沒見過幾次面的人？
吳團長是長期從事劇團工作的資深演員。曾經是謝小姐口中的「奇女子」。為了自己所熱愛的演出生涯，至今仍債台高築。之前與劇團的一個導演相戀、結婚，並生下了一個男孩。可惜好景不常，在小男孩進入國民小學的那年，她的導演老公也隨著一個年輕演員雙宿雙飛，帶著小孩棄家遠走。
從此，吳團長一個女人，不但得面對每況愈下的經濟壓力，更陷入了精神上的荒途。
經過人生的變異，吳團長練就一身蟑螂個性。沒錢買食物，就從淡水老家晃至台北市各角落，尋找各個辦桌場所覓食（謝小姐補充：「神情就像一匹飢餓的狼！」）。沒錢搭交通工具，她就耍賴，把自己偽裝成聽不懂中文或英文的印尼人(她曾在印尼待過一陣子)，扯破喉嚨對收票員大吼大叫，藉此獲得放行。
另外，她家位於半山腰，平常交通工具是一台很少加油的摩托車。摩托車對她的功用與平常人不太一樣，在路面平坦處，她使用雙腳擺動法，直到下坡，才改換成滑動式前進。
我從謝小姐口中聽到吳團長的神奇事蹟。所以我也知道，吳團長可以失去親朋好友，可以一日不進食，但她卻不能一日不唸佛經。
我與謝小姐的第四次見面，任務就是充當她的司機，跟著她一起去拜訪這位山中的奇女子。
我，一個愛抽煙的局外人，怎麼也插不進去她們的話題，在餐桌的另一頭感到口乾舌躁，左顧右盼，望見瓦斯爐右邊放置熱水壺，便打算燒水來喝，卻怎麼也生不了火。吳團長乍見此狀，告訴我試試左邊的點火器吧！我一鈕開關，趴答一聲馬上冒出火來。繼而她微笑：
「右邊的爐子較難生火，我個性就是喜歡挑戰不守規矩的東西，所以一直靠著右邊的爐子燒開水」。
回到座位，我反問她：
「大家進出都走大門，妳為什麼不乾脆爬窗戶？」
然後我看見謝小姐大笑了起來。
時間點滴逝去，謝小姐卻未能闖出名號。她當然也期望成名，能在市面上販售自己製作的專輯。然創業之路何其漫長？二十九歲那年，她看準劇團音樂的發展性，毅然決然推掉幾份私人家教，以便全心投入台灣小劇團的音樂製作。
這是她即將邁入三十大關的一個重大決定。
◎之三
與謝小姐第三次會晤是在風光宜人的墾丁春天，她在那邊擺地攤。
墾丁那時舉辦了一連串名喚「叫春」的音樂饗宴。邀請許多知名地下樂團在那邊表演，據說是老傳統。她邀請我去光顧她們的攤子，我想她應該是把所有親朋好友都找來了吧！先把人名列於單上，然後開始一一打電話詢訪，像是發結婚帖那樣。不過她是用e-mail傳訊息給我的，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她們攤位賣的東西並不怎樣，多半是土司奶茶三明治之類的餐點。好玩的是，坐在她們店內的一個客人很是有趣，他先是坐在紅色塑膠凳上不發一語，過了良久，方走向音響，打開CD蓋，播放起陳昇的「紅色汽球」，然後逕自跟著旋律扭起舞來。
說實在，我很喜歡陳昇，不過因為他的舉動實在太過突兀，致使日後我每當聽到這首歌，就會產生一股弔詭且荒誕的異樣感。
我偷偷問謝小姐，她叫我不要理他，這傢伙想追她。
劇團的工作看似簡單，實則繁瑣。不同導演對『音樂』認知有不同好惡取捨，於是，「職務」干預「專業」的情形便格外嚴重。身為音樂製作，不單純只是音樂創作，更得隨時因應導演地喜惡程度，對自我音樂原貌做堅持，或妥協。此等糾紛一但惡化，造成的負面影響，往往容易拖垮戲劇的質感。
除此之外，小劇場一貫捉襟見肘的經濟收支，也不容許其工作如此單純。所謂的音樂製作，也等同涵蓋「音控」這項工作。演出場地的優劣，在此環節上便顯得格外重要。
好的表演場地，也許只需找幾個義工，臨時惡補，抓牢下音樂的時機，即可速成音控幕僚。但如果是遇到室外表演場地，音樂製作則得背負承租音響器材之任務，這裡面牽扯到一些財務問題，所以，劇團通常會要求其承租器材能免費當然最好，否則亦不宜太貴。直到演出當天，音響器材的擺放與配置，當然也納入音樂製作的工作範疇。
因為工作內容的不單純，所以小劇場通常不幹合約簽署這種事來自砸其腳，愛做不做隨便你，反正屆時他們也可以選其音樂成品來播放。這就是小劇場對音樂品質的一貫認知。
當然了，問題不僅如此。
戲碼演出後的票房收入，間接地影響到工作人員的薪水配支。談妥的價碼多半有減無增，有些發放不出薪資的劇團，其行政單位就開始互踢皮球，推託責任，薪資一再再延宕，等到『一部份』薪餉好不容易進入自己口袋時，早過了半年。
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使得音樂製作成為吃力不討好的角色，付出的心力與換得的回饋通常出現極大落差。而行政體系的不成熟、和工作夥伴不尊重專業的態度，更使謝小姐大為光火。二十九歲的遠景與企圖，隨著荷包長期瘦身而告消散，等到欲撤回原位時，才聞出台灣的蕭條氣息，流失的學生難再喚回，家長也早把下一代的素質培育置於第二。
畢竟，錢都沒了！怎還能保持優雅呢？
◎之二
第二次與謝小姐正式接觸，是在劇團的慶功宴的當晚。我坐上她的跑車，一路直到那片充滿瓶瓶罐罐各式垃圾的黃金海岸。
我問她為什麼選擇這條路，她想了一下，然後告訴我，也許是在幼稚園，從她老爸送她一台玩具鋼琴開始吧！
「還小的時後，第一次碰到會發出聲音的東西，就不自覺幻想，那聲音裡面，好像有什麼樣的新天地，正等待我用手指去開發。我深深沈醉於這種無來由的掌控感，那是一種創造世界的野心。」
後來她的鋼琴老師建議她就讀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科，然後一路攻上中山大學音樂系。
「畢業後，我常常獨自走訪菜市場及商店街，藉此激發靈感。只是漫無頭緒地一直走、一直走，給耳朵自由，接受這些外在的訊息。」
「就像這海灘，我們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對海灘的印象，埋藏在沙灘裡的垃圾，燈塔光束定時的環繞，還有海給我的感覺，自然而然的就在我腦子架構出一個屬於這裡的音樂......」
我記得她是這麼對我說。
那天，晚風甚涼，人群甚少，蚊子甚多。
離開劇團後，謝小姐面臨人生第一個惡夢，找不到一份穩定的『正常』工作。朋友能給予的幫助有限，偶爾替她找找的幾個專案製作，例如警廣的音樂製作，或國際童玩節的主題音樂設計...等。這些差事雖可解決短時間的經濟問題，卻仍是無法提供長期的合作關係。
心灰意冷下，她開始考慮轉行，從基層幹起。但卻又發現，到了這把年紀，不但公司不想用她，連最普遍的便利商店工讀生，都明文規定沒她的份。
◎之五
與謝小姐的第五次見面，是在台北士林夜市某家咖啡館裡。她啜了一口摩卡，再放下。
我問她明天的行程。明天？明天可有得忙了！忙著找攝影器具及錄音器材，準備到朱銘美術館做戲。這次不只音樂，連攝影工作都得兼了。說著說著，她突然大笑起來。
「人家在跨年啦！我在幹什麼。還煩惱著工作上的事、財務上的事，連這種特別的節日，都顯得平凡且無聊！」
她忿忿地將煙捻熄。玻璃缸內滿載煙屍，像嗚咽，像戰場。
「你知道嗎！前幾天我還因為吃泡麵吃壞肚子！睡眠時間不夠，工作量與微薄薪資不成正比，雖然還年輕，不過這樣硬撐，也不曉得能撐到什麼時候？」
她又笑了！
她笑起來真好玩，眼睛用力閉闔，嘴巴用力擴大，笑聲帶點力道一轟而出，將她的身子稍稍反震向後，一仰一起，坐定後正經八百，又不笑了。
「算了！這就是真實生活吧！」
真實生活？
「選擇了以興趣為職業，自己做自己的老闆，這些就是付出與犧牲，風險自己擔。可不見得能回收哩！說不定只是多賠上一段難挽回的青春。那又怎樣？畢竟這才算真實地活著。至少不像街頭那些偽裝堅強，偽裝快樂的人，老得靠著特定節日來發洩，來彌補不知所名的空洞。」
「也許…」我看著空掉一段時間的杯子，請服務生倒杯檸檬水。
「妥協與不妥協間，總得有所犧牲吧！誰又知道最後得到的會是什麼？點與點，線與線的承接，面對自己的選擇，誰又能說後悔？」
人的一生，錯過的事永遠比走過的路多上好幾倍。一連串的偶然導致一輩子的命運，這種情事再也難探究所以然，頂多落個失根的惆悵罷了！或許唯有堅持自己的原則，自己的理念，起碼還能證明自己曾經活過。
咖啡店內，我看到的，是謝小姐毫不矯飾地苦笑，更是笑聲背後，那輕輕傳來，一波接著一波，屬於她內心世界裡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
微微的，在跨年前夕，又是一陣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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