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
§創作主題§
〈第一件差事〉這篇作品是陳映真在一九六七年的作品，距離他在五九年第一篇發表的〈麵攤〉已有八年，他從最初充滿感傷和壓抑的個人色彩，逐漸走向對現實社會甚至人生的嘲諷批判，從許多作品中都可隱約看出他抱持著一個理想，但此理想性在早期小說中展現的方式卻常是對於現實感覺無望而生的抑鬱，相貌朦朧不清，在經歷過軍旅生活的見聞與友人間知識的相互引介交流，陳映真的作品才逐漸能清楚呈現他對歷史的關注，在〈第一件差事〉中，仍可以看見他早期的憂鬱成分，然而他從社會中小人物的角度出發，對人物的生活及心理狀態作描寫，進而帶出故事背後對整個社會、國家及人生的深切反省及關懷，其中不乏社會主義的影響，這時的他已不甘於僅是感覺絕望悲戚，而改以批判嘲弄的筆調寫故事，在〈第一件差事〉中，陳映真寫出因歷史因素造成過去與現在的斷裂，是如何在社會上不同背景的人身上發生影響，進而反省我們該如何面對過去與當下的人生。
§內容概要§
這篇小說是由一位剛從警校畢業的警察來作第一人稱敘述，事情是由這位年輕的杜姓警察派調到小鎮後遇上的第一樁案件展開，杜姓警察為了調查一位在旅社內自殺身亡的三十四歲男子胡心保，對幾位曾在胡投宿旅社的三天期間與胡接觸的重要人士進行訪談，在小說的第一節中他訪問了接待胡入宿的旅社少老闆劉瑞昌，第二節中接著訪問胡入宿第二天在旅社附近的小學運動遇見的體育老師儲亦龍，第三節則記敘他與胡自殺當天曾經到旅社拜訪胡的情婦林碧珍訪談的過程，最後是杜姓警察引用並稱頌學校教官教導的一長串論說，他冗長迂迴的論述旨在批判自殺事件是由於世道墮落，應該以發揚固有倫理道德，來拯救他認為黑暗罪惡的當代世界。
§人物分析§
※杜姓警察
作為主觀敘事者的杜姓警察，在敘述他的第一件差事時，隱約透露出他對 身為安全官體制的一員感到得意，對他來說，當一個警察來偵辦案件是充滿意義 的事，他在妻子面前複誦教官的語言教誨來賣弄，妻子在他眼中成為一個無知庸俗的女人，因為妻看似一點也不在乎對於他有深重意義的警察身分，他在準備出門辦案時描述：
「你是警察的妻子，」我微笑著說：「這是我的第一件差事。」
「歐。」妻說。
我彎著身子對著鏡子，看看是否需要刮刮鬍子。我看見妻低著
頭抓著散亂的頭髮，伊說：「歐，嚇死人。」
我老是沒忘記在學校的時候教官講的一句話：偵辦案件是一種
藝術、一種哲學、一種心理學、一種方法學……。我立意要做一
個好警察，這些，妻是不懂的。
「這是我的第一件差事。」我說。
制服是新挺的，可惜帽子卻是舊的。現在妻躺在床上，架起眼鏡
讀著小說。
「早點回來，」伊說：「嚇死人。」
「哎，偵辦案件，是一種哲學，一種……。」
我說。可是這些，妻自然是不懂的。
從杜姓警察的觀點可以發現十分刻板且老舊的性別觀念，他認為妻子無法在家庭領域外體驗深刻的意義，至於敘述中提到「新制服」和「舊帽子」，可解讀為作者在暗諷「新體制、新時代、新身分」卻仍遵從「老舊的意識形態」，全案的偵辦過程中，年輕的警察雖然曾多次想起妻子，但總是伴隨著食或者性的慾望，全篇故事中，他除了在辦案中追尋胡心保自殺的原因與意義，心中也不時浮現對香菸、食物或女人的欲求；在面對上級時，新進資淺的杜姓警察極力討好，辦案不忘敬菸點火和立正敬禮，寫調查報告書時花了五分之三的篇幅來迎合上級，看似寫些發揚傳統倫理道德的論說，卻只是機械性的將人生在世的一切事物純粹功能化，並且將元首與臣民相互關係視為國家功能運作之必要，甚至是等同於宇宙世界的道理，最終連他對妻子的慾望都被加上延發世界種族和定立倫理的意義。新警察的這些行為讓小說讀來頗為滑稽，若參考台灣在五、六零年代時文化傳播被拿來作為極權統治與功利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背景，可以發現杜姓警察的角色便是此種風氣的縮影，作者應該是藉此來反映並嘲諷當時的社會。
※胡心保
對於在小說開頭時就已經自殺身亡的胡心保，其形象是由三個最後與他接觸的人回憶拼湊而成，我們從他與三人曾發生的對話中，可以觀察到他對現階段處境的漠然以及對往事的緬懷。在旅館少老闆的回憶中，胡心保對於旅館內的房間都不滿意，以致無法選擇，最後看見一座與胡年少時在大陸所見相似的橋，才決定在一個窗外視野能看見橋的房間安頓下來。他曾說：
「（床墊）有沒有臭蟲都沒關係，有關係的是，昨天我還在拼命趕
路，今天卻一下子看不見前面的東西，彷彿誰用橡皮什麼的把一
切都給抹掉了。」
「報紙沒什麼好看的，你曉得，總是說美國的飛機去轟炸的事，……
（距當年看見那座橋）又過了一個十八歲，想起一些過往的事，
真叫人開心。」
胡心保所掛念的橋，是他十八歲那年在大陸逃難時曾夜宿的那座，當時和他一起的一個小男孩在他面前死去，這個事件深深的印在他心中，可以看作一個重大的衝擊點，於是橋下的那一夜對他成為過去與現在自我認知斷裂的關鍵時間，橋作為一種連接的管道，同時也象徵了人生中各時期記憶和各階段自我建構的連接，至於屬於現在的坐落於旅社外頭的橋，之所以兩頭設燈壞了一個，暗示了過去的消逝，人一旦走向通往未來的一端便無法回頭，然而胡心保迷失在橋的一端，看不見去路，於是困在過去的回憶中，無法成功度過人生階段的轉換，也無法重新自我調整來適應新的環境。在體育老師與胡心保的談話中，胡提起自己在逃難前生活是何等富裕，然而經過長途跋涉逃難的路程，家裡能帶的財物也一一丟失，最後全家僅有他一人來到台灣。歷經如此的劇變，胡深刻感受到人生的無常，於是對努力生活的必要與意義產生懷疑，發出了以下感嘆：
「活著未必比死了好過；死了也未必比活著幸福。」
「風水流轉，所以你享受的，就輪不著你兒子。──也輪不到我。
那時我才是個出十九歲的小伙子，心裡不住盤算：家人寶寶貝貝的
送我出來，我又歷盡浩劫而不死，莫非有什麼意義罷。然後小伙子
拼命的讀書、拼命的參加各種考試。然後又怎麼樣呢？我於今也小
有地位，也結了婚，也養了個女兒。然而又怎樣呢？」
胡心保在與他人的對話中透露出他對於來台灣前的生活難以忘懷，每當想到現在的環境已人事全非，就忍不住懷疑爲當下的生活積極努力的必要，畢竟這一切也可能轉頭成空，他找不出自己辛勤生活所爲為何，於是就連妻女在身邊笑語盈耳時，他也只能黯然想起過往的人事物，想起從前曾經也是嘩嘩響在耳邊的聲音。由於胡心保無法忘記過去，他對當下的生活就同樣存在一種失去的恐懼，這種恐懼致使他對自身的處境以漠然疏離的態度來看待，然而，一個與自己疏離的人難以產生承擔現階段生活的勇氣，當他既無生活的熱情又不願相信死亡會帶來解脫，就只能不斷試圖找尋生存的意義，盼望有一個生活的方向，能指引他一條「正確」的路。他曾經依靠與情婦林碧珍的關係來短暫的逃離過去，他們的相處對胡心保來說是個將自己與過去連同自己現在的妻女家人一同忘記的時刻。胡在來台之後仍企圖從妻子身上找尋年幼時心儀的女娃影子，但這反而使他更陷於過去的回憶中不得解脫，家庭生活在他與現實的疏離下淪為一種角色扮演，每當他感覺將要被過去記憶給吞噬了，找不到理由來說服自己繼續眼前的生活時，他便需要短暫的拋去自己所背負一切記憶包袱，投向林碧珍這個對他來說永遠屬於當下的女人，這也解釋了為何他對林碧珍從不談論自己的名字和過去。
即使胡心保無法以真心對待自己的妻女，若他能將真情貫注於他與林碧珍的關係中，也可能避免走向自殺一途。林碧珍在回憶胡心保時描述他們兩人的對話：
「你使我活起來了！」（林碧珍說）……
「現在我為了使你活著而活著。這是個挺好的理由。」（胡心保說）
胡心保起初看似從與林碧珍的關係中找到了活下去的意義，以為自己能藉由使林碧珍快樂、使她活著，進而為自己找到快樂──活著的理由，當他如此相信時，曾經專注忘我的維繫著兩人的關係，從中感受到歡躍，然而，不久之後他又對這樣的關係失去信仰，於是告訴林碧珍兩人必須分開，因為他認為兩人的情況「是一種欺罔的關係」。胡心保所謂的欺罔關係，除了指他欺騙自己這段關係是有真情涉入的，也可解釋為他藉著被需要來證明自己生命的價值，如此倚靠外在賦予的自我價值，並不是由內在而生活下去的勇氣，他無法一再承受價值與意義的幻滅，終究走向死亡尋求超脫。
※劉瑞昌與儲亦龍
旅社老闆劉瑞昌從小說一開頭就是個惶恐又機運極差的角色，他原先開家雜貨舖子，生意普通，只夠他馬馬虎虎的過日子，後來改開旅社，卻因為位於鄉下小鎮，往往一兩天都沒進帳，沒料到胡心保的自殺又發生在他的旅社，讓他的生意更可能雪上加霜，杜姓警察在文中如此的描述著劉瑞昌：
現在他又佝僂著他的身子深深的坐進他的椅子裡。窗外的
陽光輻射在他右側的身上，叫他看來又戒懼又灰暗。
雖然胡心保和儲亦龍因為過去風光日子的消逝而對人生作出「風水流轉」的比喻，社會上還是有許多人像劉瑞昌一般，從未擁有過什麼財富或地位，他不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就只是生活著，默默的承擔著生命裡的一切，他說：
「人本來就是賴著過日子，死賴著。」
「我已賴了半輩子了。好死不如賴活......。」
儲亦龍和胡心保同樣緬懷著過去的時光，他們在逃難到台灣之前都有過一段快活的日子，然而，經過了兒子死去的劇變，儲亦龍轉而相信生命本身的可貴，他於是不再耽溺於過去的美好時光，也不再對生命的意義做無止盡的追尋，他說：
「......我對我自己說，我這半生，什麼事也不問啦。然而，同
志，你請注意：我同他（胡心保）是截然不同的。兒子落土
那天，我發願不再凌虐自己了。三餐有的吃，睡有個舖兒，我
便不再指望什麼了。我是怎麼也不凌虐自己的。像他那樣。」
「大凡路走絕了，就得認了。這樣，或許還有路走，也或許原
就沒有路了。然而倘若還不認了，就會像他（胡心保）那樣。就
是那麼樣。」
儲亦龍之所以能免於走上抑鬱自殺一途，對他來說是因為「認命」，他承認了過往的消逝，決心把握現在，對他來說，只要把握了現在的日子，未來或許還是可以期待的。
劉瑞昌與儲亦龍兩人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然而，經過了大半輩子，兩人都終於不需要依靠外在事物來賦予自己的存在意義，畢竟，若套用存在主義的說詞，自體存在（being in itself）的意義是由自覺存在（being for itself）賦予的，這便是人生的積極面，人不應該本末倒置的以意義作為存在的先決條件，若是過於執迷於找尋終極意義，忽略了創造意義的自覺存在，人與物便無差別可言。
※林碧珍
在陳映真的小說中，作為女性的角色，時常是屬於在社會環境和歷史的變遷中最為適應的一群，她們總是能夠自然的在新舊價值和文化潮流中遊走，找出最合適生存的方式，比如在〈最後的夏日〉中的李玉英、〈唐倩的喜劇〉中的唐倩和〈第一件差事〉中的林碧珍。首先，陳映真將杜姓警察與林碧珍約談的場景設定在一間洋喫茶店，這在當時應該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出現的新興時髦場所；再者，她在訪談過程中熟練的做著喝咖啡、抽菸的動作，這些與傳統文化的女性形象大不相同；此外，她以“Jason”這個英文名字稱呼胡心保，自己則有個由澳洲籍老闆所取的暱稱“birdie”，顯示她對西方文化的高度接受。將林碧珍的西化，與她因為父親娶回一個日本妻子而離家出走的過往做連結，可以發現其中隱含的歷史變遷：台灣歷經二次大戰，從日據時代的日本帝國主義中掙脫出來，卻再度面臨美國帝國主義與西方文化的大舉入侵。
當故事中的男人們陷於過去與現在的夾縫中，努力掙扎的想重建傳統價值、緬懷過往時光，林碧珍卻選擇緊抓住當下的潮流，不帶任何包袱，像隻跳躍的鳥，即使心愛的男人死去了，她擦乾眼淚後還是以輕盈活潑的姿態面對生活。杜姓警察是如此描述著她離開洋喫茶店的身影：
走下「火奴魯魯」的樓梯，伊便活潑的跳上一輛計程車。
「再見，杜先生。」伊說。車子便倏忽消失在都市的傍晚裡了。
§結語§
在陳映真以另一個筆名發表的關於自己小說作品的批評中，他這麼解釋著自己故事中的人物：
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
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的做自我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
界做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這段話，可以用來了解他寫〈第一件差事〉時懷抱的想法。他相信革新的必要，認為眷戀過去是永遠不得解脫的，唯有在實際行動中建構新的自我，才能迎接新時代的來臨，無論我們要面對的是社會、國家或歷史，還是最基本的人生課題。
文章定位：
人氣(5,825) | 回應(0)| 推薦 (
0)| 收藏 (
0)|
轉寄
全站分類:
不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