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了是否要繼續完成核四，最近在政策上引起極大爭議。當經濟部長林信義以行政院幕僚部門的身份做出「停建核四」的建議之後，立即在經濟層面上引起極大的效益，接連幾天下跌的台灣股市繼續向下探底，大有下跌至一發不可收拾之境地。立法院也仍在經濟部所做出的建議案是否會得到行政院的支持而向行政院長唐飛連番質詢。媒體也開始邀集四黨相關人士就反核四議題做激烈的言辭辯論，以突顯媒體公正客觀的立場。核四到底建不建？這個在台灣爭議已久的議題，在新政府意識型態及立場上過早表露出預設立場後，正面臨著自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風暴。
核能發電到底有什麼好處及壞處？這麼多年來國民黨政權為了這個議題已經多次透過相關技術部門及經濟發展部門，就電力資源分配及整體產業體制的發展做多方面的研究及考量，主其事的台電公司也就核能發電的必要性多次向社會公佈說帖，以積極態度鼓吹核能發電的優點及對台灣環境所產生耗能的適切性，多年以來對社會所造成的教育效應，幾乎全由電力的必須性及別無其他替代方案可行下的必要選擇。動輒以限電以提高社會對電力供需的危機感，並不時抬出能源危機的連帶性問題，把社會大眾對核能發電，由原初的選擇方案之一，提昇成為必要之惡。
以台電所提供的資料數據，對照以反核人士對發電成本及供電缺口的估算，最具代表性的比對數據應是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授王榮德發表於中國時報89年10月2日15版時論廣場的文章＜核廢料，子孫的夢魘＞中所述的：「我國自1990年至1999年間，每年實際電力備用容量率皆低於13%；但同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仍達6%以上，比1982年備用容量率為26.8%經濟成長率3.6%、1985年備用容量率為55.1%時的經濟成長率5.0%還高。在不建核四的情況下，到2005、2006與2007年，我國電力備用容量率將分別為20.3%、18.8%與13.6%，皆高於1990年代的水準。因此，不建核四不會造成缺電。」以備用容量率對比經濟發展狀況，並推估未來不會因為停建核四而造成缺電情形而影響經濟發展，以數據而言是很有說服力的。
不過，目前核四的興建與否已經不是單純技術幕僚的建議與討論問題，而是實際政策執行的問題，在新政府閣員中以反核導師著稱的環保署長林俊義，多次公開指陳當年反核是為了反獨裁，逃脫對環境專業判斷的專業發言，而在聞言林信義建議停建核四，又表示「感動」，就可以看出新政府中專業幕僚早已不在這個問題上具有提供專業建議的能力與勇氣，而視民意為依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劇烈震盪，能像林信義般表態就已不容易，但還是得面對「有放棄價值觀的可能」的兩難抉擇。從唐飛數度表示可能傾向續建核四，到總統府方面表示將尊重行政院的決定，反核四最後到底會如何執行，恐怕又會是個難解的問題。
核四廠的興建是國民黨政府已經執行的政策，在政策的延續性上在政權和平轉移後是否有轉向的可能，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不過經過多年來核四爭議每每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就能顯示出核四的興建本身就仍是個具高度爭議性的議題，如果台灣具有理性問政的空間，大可就核四廠興建舉行公聽，多方聽取各界的意見，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不過在國民黨長期執政所延襲下的政策制定及形成的過程中，聽取多方意見向來是個象徵性的動作，往往在政府內部早有定見，然後找批御用學者，隨便做些評估報告，然後藉著在立法院的多數力量，一以貫之，一方面求得施政效率，一方面以突顯政權穩定。而社會大眾對政府的印象也多以此為思考主軸，這在國民黨執政時代當然沒有問題，行政院立法院都是自己人，諸多施政大多也在黨中央就有共識，不容易有不同意見出現。
而在總統大選國民黨落敗以後，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權，贏得僥倖，國民黨也認為自己輸得窩囊，在陳水扁強調全民共治，清流執政之下，在大多數政府事務官均留任的情況下，政務官肩上所擔負的責任，突然間變得相當沈重，一邊是陳水扁改革形象的貫徹，一邊是國民黨政府舊思維的殘餘，在雖有民望的國防部長唐飛擔任閣揆後，實際擔負起陳水扁總統政見的執行者的重責大任，其中就有相當多的矛盾與衝突，要想在短期之內有所作為，實在是登天之難。
最困難的地方也就在，陳水扁所高舉的全民政府，並沒有有效貫徹意念的執行單位，以唐飛為主的行政院，多有國民黨的舊官僚及缺乏行政規劃與執行經驗的學者，空有滿肚子的改革理念，也必須與現實低頭，財政赤字、公共安全、治安環保，無一不是長期舊習積累下來的結果。921震災的復建工作，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期間，牛步化到不堪入目的地步，下台以後黨主席也能冠冕堂皇地進駐災區與災民吃大鍋飯，聽災民的心聲，大聲譴責新政府辦事不力。這就是政治人物的民粹心態，這也就是對新政府期望過高後的失落。陳水扁為了累積個人聲望，走新中間路線的結果，不但失掉了基本教義派的心，恐怕能多爭取到什麼新的支持群眾，不免令人懷疑。人民對改革期望甚殷，結果等到的是一個和舊政權不相上下的替代品，也試圖以國家的力量去影響股市，也試圖以官僚低效率的行政措施執行龐雜而繁複的災後重建工作，這無異是將拖垮社會對新政府的期待，也將重挫人民對政權轉換的虔誠信仰。
就如同陳水扁上任後多次表明核四問題是信仰問題一樣，把政策的執行當成是個人信仰理念的貫徹，而漠視社會實際的需要，這和舊政權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只在於一個主張興建核四，一個反對而己。核四如果真是個信仰問題，新政府就該向人民清清楚楚地說明何以這個信仰必須落實在政策的執行，而政府到底在能源政策上有什麼新的因應與規劃之道？已然投注的建設經費，如果能夠因停建而避免台灣面臨更嚴重的環境傷害，就請政府明明白白地說明，讓社會大眾能感受到我們今天的決定將為後代子孫帶來如何美好的生活。興建核四與整體產業的發展之間的關係，也能由經濟規劃部門提出清楚的說明，不要再讓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誤繼續傷害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政策制定的透明與公開，是新政府最值得驕傲之處，雖然在慣性思考裡這終究還是不讓人習慣，但至少不用再像愚民一般，等到政策制定好了以後，再來挑戰公權力或主張權益，並且大呼政府無能。
核四的興建與否早就成了政治問題，國民黨雖然擁有立法院多數席次，也不敢承受興建核四的民意挑戰，只敢拿零星的民意調查，操弄民意以求取支持興建核四的合理性，拿著產業界的反彈聲音質問行政院的立場。如果核四真要以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就請新政府拿出說帖，說服立法院裡的袞袞諸公，不要一天到晚還是閃閃躲躲，說些形而上的政治語言，唬弄社會大眾。讓爭議繼續有對話的空間，不要老是因此而質問起唐飛的去留問題，玩著政治權謀的遊戲。如果核四的興建與否是個非議的問題，就請新政府拿出魄力，以實際的行動平撫社會大眾的疑慮，為台灣的整體經濟發展與長治久安，貢獻出應有的敬崇與關愛及所可能付出的代價，懸而未決或因循敷衍，都將非全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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