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8.03.31 摘要
年近八十歲的老政治犯蔡焜霖，仔細翻著過去判決書影本和相關資料，他眼睛頓時停留在遭槍決的難友照片，難掩感傷激動，「他們臨死前都面帶笑容，好像解脫一樣，他們都和我一樣只是熱血青年。」
蔡焜霖回憶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說不盡的感傷與悲憤，1950年，他才剛從台中一中畢業，不到二十歲竟以「參加叛亂組織，並曾為叛徒散發傳單」的罪名判刑十年。最離譜的是，當時被列為台北電信局支部叛亂案，但其他同案的犯人卻沒有一個認識，「我被判刑前只到台北一次，連電信局在哪裡都還搞不清楚？」
蔡焜霖高中時期喜歡閱讀，後來參加老師籌組的讀書會，沒想到只因愛看文學和哲學書籍，就這樣被關了十年，「我哪知道學校老師的讀書會不能參加？我只是愛讀書，又沒有加入叛變組織。」不懂世事的蔡焜霖被抓到當時的保密局拷問，一心只想回家，在威逼誘騙下，糊里糊塗就承認散發傳單，從此不但回不了家，還以為會被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他苦笑說：「還好最後只有宣判十年，真的是要充滿感謝。」
一場讀書會，改變了蔡焜霖的命運，不僅失去了十年光陰，他也離開了從幼稚園就一見鍾情的青梅竹馬，以為人生就此分隔兩地，他在綠島勞動時，還會隔海唱著義大利歌謠〈歸來吧〉，寄予思念給無緣相見的意中人。
蔡焜霖的癡情還是感動老天，儘管相隔十年，最後還能與意中人共組家庭，只是他出獄後才知道父親竟然因為想念他而自殺，一度讓他痛不欲生，現在還是難以釋懷。蔡焜霖出獄後還是繼續受到監視，「彷彿從小牢換到大牢」，考上台北師專也被迫退學，後來仍以第一志願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總算在刻意隱瞞「底細」的情況下有校可讀，不過卻已經成為同學口中的「歐吉桑」學生。
蔡焜霖以優異的中、日文能力加入出版業，也待過廣告公司，曾經創辦半月刊兒童刊物《王子》，還有不少綠島難友共同協助辦刊，這份刊物隨即成為當時中小學生最愛的刊物，陪伴四、五年級生的成長，當年還義助紅葉少棒隊傳誦一時。走過悲劇傳奇的一生，蔡焜霖只希望，隨著民主化腳步，過去不當的政治壓迫事件都能陸續揭露重見天日，同時追究相關責任，因為這是建立公義社會該做的事情。
胡子丹，是1940年代台灣第一批政治犯，「跟我同期的政治犯，有三成是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叛變是很多人被抓的共同理由。」胡子丹說，很多外省人跟著國民黨來台，離開家鄉和親人，「我們跟著國民黨從軍、報國、反共，最後竟被國民黨抓起來判罪。」
胡子丹感嘆說，許多外省人因為沒有保人，又不想連累其他外省朋友，常常是刑期已滿，也出不了監獄大門，有些人就這樣關了一輩子，他也因此多關了三個月零七天。一九四九年中秋節前夕，胡子丹從中國隨軍艦來到高雄左營港，年僅廿歲的海軍上士卻因《懲治叛亂條例》被捕，罪名是「為叛徒蒐集軍事機密」，起因竟是海軍同學宋平曾寫信給另一位同學陳明誠，隨信向他問好，這封從未看過的信，讓他坐了十年的冤獄。
在宣判前的拘禁中，胡子丹只有兩次開庭審問，其餘被毒打、被羞辱的「談話」倒有四次之多，就連自白書都不是他自己所寫，他是在審訊過程被人打昏後，手指硬是被抓去打印。出獄後，白色恐怖全面的監控才正要開始。離開綠島後，胡子丹拉三輪車、做攤販，在台北士林、重慶北路一帶賣衣服、當家教，也曾在南陽街戲班子演過戲。
國民黨特務陰魂不散，不斷到胡子丹工作的地方散播他是政治犯。誰敢雇用政治犯？他只能不斷換工作。胡子丹最後走投無路，只好憑著綠島十年自修的知識創業開出版社，四年後轉型為國際翻譯社，是國內老牌翻譯社之一。台灣最早的四家翻譯社都是政治犯開的，因為靠著一台打字機就能設法餬口，出版書籍卻要全部送審，甚至幫民眾翻譯申請移民文件，也被懷疑洩露國家機密。
胡子丹認為，政府應該不能只是「補償」打發，至少要「賠償」平反，不然受害者家屬無法原諒的情緒永遠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