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台灣，“統左派”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觀察者網 2019-12-11 07:27:36
【採訪/觀察者網 吳立群】
觀察者網：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您能否為我們講講您印象中的陳先生，以及您與陳先生交往的故事？
林哲元：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和陳先生就認識了。在我的印象中，陳先生是一個個性直率坦誠的人。在和我們這些年輕人交流的時候，他會很真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想法。
對於有著殘酷鬥爭記憶、經驗的那一代革命者而言，能夠像陳先生這樣直接把想法說出來的，實際上不是特別多。對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我們這些年輕人沒有經過惡劣鬥爭環境的考驗。如果我們遇上了那種更嚴酷的挑戰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像他們一樣堅持自己的信仰？老一代人還是會有些顧慮。但是陳先生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就是他非常開誠佈公，非常願意和我們分享他在監獄中以及出獄後的一些想法。
他經常對我們說，走上這條路是他自己的選擇，沒有人逼迫，所以沒什麼好後悔的。他在監獄裡面遭受刑訊的時候，能夠堅持下去，也正是秉承著這種為自己的選擇坦然負責的理念。
我覺得，對於我們而言，與陳老那一代人相處總能獲得一種典範式的激勵。進入和平年代，我們總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假設說我們都自稱“左派”，那我們中可能有“50%的左派”，可能有“75%的左派”，而陳老真的是做到了為自己的信仰全心全意投入的“100%的左派”。
今年上半年，當我得知他已是癌症晚期的消息時，第一時間到養老院去看他。但是當天，我們聊了一個下午的天，他都沒有談到這個事情，只在聊天中間稍微提到說“這個是自然規律，人總是會這樣”。我本意是想來安慰他的，但當天他和我交流的還是國際政治、時政新聞以及島內形勢等等話題。當時，我就覺得很佩服陳老。這種不忘初心、堅持事業的勇氣，是貫穿他一生的。
陳明忠先生的影像資料 影片提供：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這一點在陳先生的回憶錄《無悔》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陳先生的一生也正踐行了對於信仰的無悔。您覺得在目前的形勢下，陳先生的思想能為我們提供什麼啟發？
林哲元：除了《無悔》之外，陳先生還在另一本書《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裡闡述了自己的想法。他還是很樂觀地認為兩岸最終必然走向統一。因為統一最主要的方面還是在大陸這邊，隨著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成功，以及中美關係的平衡，台灣的問題就會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得到解決。陳先生所思考的是如何讓台灣各階層的人，都能夠參與到統一的進程裡來，這才能讓統一事業獲得更順利的發展。比如說他很關注原住民的問題，他認為原住民在台灣長期以來在經濟等方面都是弱勢的，如果這些人都能夠加入到促進統一的道路上，那麼對兩岸的統一之路將大有裨益。
現在的局勢在短期之內確實不甚樂觀，但我們還是應該相信這條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在短期比較困難的時候，我覺得陳先生那種堅持不懈的品格恰恰是能夠激勵我們的。如果說統一形勢非常順利，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投入其中。但是如果是在比較低潮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正如魯迅在《鏟共大觀》裡表達的那樣，當時革命遇到了低潮，一些年輕人就覺得革命已經沒有希望了，無路可走了。但魯迅就說：“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面對低谷與困難，陳先生還是一輩子堅持下來了。無論是在監獄中，還是出獄之後，都是如此。所以，對於有志於統一事業的人來說，陳先生留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可能就是這種在逆境中的堅持。
觀察者網：今天一些年輕人可能對陳先生等革命者在台灣的這段紅色往事不太知曉。對此，您覺得應該如何更好地向年輕人講述這段歷史？您在課堂中是否也有一些教學實踐，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林哲元：因為這一股紅色力量畢竟在台灣的政治版圖中並非主流，又受到過鎮壓，甚至還被民進黨扭曲，所以這段歷史無法得到很好地呈現，年輕人不太知道這些故事也很正常。
在我開設的《台灣媒體與社會》這門課上，我給同學們開的選讀書單裡會有陳先生的《無悔》。最後，在提交讀書報告的時候，也有很多同學選擇圍繞這本書寫讀後感。我看著他們的讀書報告，發現他們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們都很欽佩陳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理解了人生的價值，並且把自己的一生活出了別樣的意義。同學被感動最多的，大概是陳先生回憶在監獄裡看到其他難友被槍斃前的那些從容的態度，他將這些人作為自己的榜樣，也由此更願意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生。就此而言，我覺得陳老的這本書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革命初心的轉移與轉化，他用自己的人生故事，向年輕人傳達了珍貴的經驗與記憶。
陳明忠回憶在獄中目睹戰友就義的場景 影像資料由“夏潮聯合會”提供
陳先生經歷了台灣從日據時代到今天的種種變遷。他的故事就像活著的歷史，在提醒著我們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比如像坐老虎凳這種我們日常只有在電視劇裡才看到的事情，其實70年代的台灣還在發生，而且就在陳老身上發生。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問題，但是對台灣的理解又往往只能侷限在對台灣主流的“藍綠政治”的關心上。當下的政治生態固然重要，但知曉這種生態的來龍去脈也很關鍵。所以，我覺得如果更多的大陸年輕人能看到陳老的書，瞭解台灣原來還有一段紅色歷史，將對他們未來去思考兩岸關係有很好的幫助。至於如何把這些故事普及給年輕人，我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悔》的出版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另外一位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就還沒有出版，我們需要繼續努力。
觀察者網：陳先生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他一生所遭遇的迫害，恰恰能夠駁斥“民國想像”的種種論述。此外，也有一些歷史論述會把蔣經國塑造成一個同情底層、擅長經濟建設的賢明政治家。從陳先生的生平故事出發，您覺得我們該如何評價“兩蔣時代”的台灣政治？
林哲元：我覺得是這樣的，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蔣介石為了把國民黨維持下去，所以直接採用了戡亂戒嚴的方式進行高壓統治。而且蔣介石敗退台灣，政權的不穩定、殘酷的內戰記憶和國際冷戰形勢等因素，所以他那個時代要用很多直接、暴力的方式來維繫政權。左翼的力量在當時也是完全被鎮壓的。
但是蔣經國上台以後，情況發生了改變。所謂的反攻大陸已經無望了，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維繫好自己在台灣的“小朝廷”，這也就決定了他需要維護好和台灣本地精英的關係。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可能有人覺得蔣經國時期的台灣政治很開明，但應該看到蔣經國開放戒嚴、開放黨禁，多少帶有受客觀形勢所迫的意味。台灣在70年代經歷了經濟的騰飛，躍居“四小龍”之一，這固然有國民黨經濟政策的影響，但也應該看到另一個背景——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希望把他們國內的低端產業轉移出去，而台灣正好抓住了這樣的機遇。
當然，蔣經國在台灣確實也有一些政績。比如，他喜歡穿著便服到民間走動；他依靠著美國的援助，推動台灣經濟建設的發展；他提拔台籍精英，使之成為國民黨統治基礎的一部分。但這些只是表象層面的轉變，國民黨整個政權的性質沒有改變，而“反共”的思想也是一以貫之的。對於蔣介石來說，“反共”的形式是直接屠殺共產黨。對於蔣經國來說，“反共”又換了另一種形式，也就是堅持與社會主義中國隔離，而今天的“台獨”則是進一步主張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仍然延續了這種邏輯。
“民國想像”最大的問題在於，持這種觀點的人看到了大陸存在的一些問題，就將國民黨想像成另一個可以形成對比的正面例子。這種幻想，在我們從台灣過來的人看起來是很荒謬的。至少在70年代以後，我們都基本不相信國民黨的那套宣傳了。
觀察者網：“二二八”事件帶來的歷史傷痕似乎至今仍然存在，而民進黨不時也會為了自己政治利益去揭這個歷史傷疤。現在，台灣的“統左”人士就“二二八”事件是否形成了某種認知上的共識？
林哲元：“統左派”不是一個非常嚴密的組織，所以大家在具體問題上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我想大家對於“二二八”基本上是有一定共識的。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導致了民變，然後進一步擴大為一場悲劇。對於這樣一個事件的性質，大家爭議不大。
“二二八”成為一個問題，除了它帶來了歷史的傷痕以外，更關鍵的一點在於後來台灣的各種政治勢力對這件事情施加了扭曲的解釋。比如國民黨最早是把它說成共產黨的煽動導致了事件的失控，民進黨的一些勢力則將之說成是“中國人屠殺台灣人”。
陳明忠先生就曾經在書裡提到，據他回憶某些人在某場戰役的時候其實已經偷跑離開了，但這些人現在又會出來說這場戰役當時是他們領導的。這裡面的問題非常複雜。
可以說，“二二八”事件真相如何，已經不完全是一個歷史研究的問題了，對“二二八”的歷史解釋背後實際上是當前台灣政治力量對比的反映。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了紅色力量在台灣的消長情況。我們知道林書揚先生與陳明忠先生是台灣“統左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現在，兩位先生都已經去世了。您能否為我們分析一下未來台灣“統左”運動的走向、趨勢？
林哲元：在經歷過50年代“白色恐怖”的這一群老先生裡面，林書揚先生與陳明忠先生是大家公認的領袖人物。他們的個性、思維方式很不同。舉個小例子，林書揚先生在監獄裡面34年又7個月，一次都沒有跟人吵過架，他是一個思想細密、嚴謹的人。而陳明忠先生是個很率真、劍及履及的人，他坐牢第一天就跟人打了架。出獄之後，林書揚先生主要負責勞動黨的工作，陳先生則主要負責夏潮聯合會、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的工作。但是他們一直有著共同的理想併合作著。他們兩個始終為同一個目標在努力，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目前短期內來看，台灣“統左派”的力量沒有得到壯大，尤其當“台獨”的力量不斷強大，“統左派”的處境是很困難的。“台獨”說到底不是台灣一島之內的問題，它實際上有著更宏觀的地緣政治背景，也關涉到中美之間的博弈。所以僅憑“統左派”的力量，可能很難在島內抗衡“台獨”。
那麼“統左派”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我覺得或許用“死守待援”這個詞可以概括當下“統左派”在台灣的價值。勞動黨、夏潮聯合會、人間出版社、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在不同的崗位上奮鬥，至少讓大家知道台灣自日據時代以來的左翼香火沒有斷。“死守待援”的“死守”不能理解為因循苟且，而是在鬥爭中堅守旗幟。“待援”不僅是期待全體中國人民的攜手努力，更關鍵的是等待台灣內部社會主義力量的復興。
儘管短期之內台灣“統左派”勢力大發展的概率不大，但是大家還是會繼續往前走，就像陳老他們那代人一樣，不計短期的成敗，堅信自己長遠的目標，埋頭苦幹、鍥而不捨。同時，大家也儘可能地在島內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比如，勞動黨就參與了今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在明年初的投票裡面，我們也會看到有一個勞動黨的政黨票選項，這也是勞動黨第一次參與全島層面的選舉。勞動黨會從勞動者的角度出發發聲，同時也會發出兩岸統一的主張。台灣社會應該有一個更進步的轉變，或許這就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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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台獨”鐵桿支持者，如今在“綠地”台南升起了五星紅旗
10-19-2019 由 人民政協網 發表于 時政
他先後追隨過陳水扁和李登輝，更曾是民進黨資深黨員和“台獨”鐵桿的支持者。如今，他卻成為“台獨”勢力眼中最“頑固”的“統派先鋒”。他，就是台灣中華聯合黨主席徐照雄。
1941年，徐照雄出生在日據時期台南縣城的一個富裕家庭。原籍廈門同安縣，祖上隨鄭成功來到台灣。
徐照雄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同時也從書裏看到西式民主、自由。從那時起，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成了這個年輕人內心的一種追求。
然而，徐照雄的年輕時代正趕上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反動統治時期。
蔣介石集團長期的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讓台灣民眾內心出現反抗意識。那一時期的民間，尤其是中南部台灣出現活躍的“黨外運動”。
高中畢業後，徐照雄便應徵參加到國民黨軍隊服兵役，退役後積極參加“黨外運動”。23歲那一年，他以黨外人士身份投入台南縣議員選舉，最終以黨外人員身份高票當選台南縣議員。在台南乃至整個台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徐照雄的當選極大地鼓舞了“黨外運動”士氣，這也引起蔣介石當局高度關注和警惕。
加上他因為不滿當時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統治和國民黨官僚系統的腐敗，剛剛當選議會議員的徐照雄在問政風格上與當時腐敗官僚體系格格不入。尤其是他直接參與對地方水利、公路、橋樑建設工程領域中出現的腐敗問題的揭露，讓他很快成為國民黨當局和利益集團要扳倒的地方重要政治人物之一。不久針對他的迫害開始上演，罪名是他參與“台獨”活動。
在“內部人士”提前提醒下，徐照雄於1970年匆匆離開台灣去了美國。那一年他也上了台當局危險分子“黑名單”，這意味着，他將被列為不得返台人員。
因痛恨國民黨而追隨陳水扁、李登輝，走上“台獨”路
到美國後，徐照雄先是到加州大學攻讀學士學位，畢業後又入美國PCU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回不了台灣的徐照雄，碩士畢業後只能留在美國發展。從最先的打工，到後來搞小型房地產開發，之後又從事酒店業。但無論怎麼忙，他對政治的關注度並沒有因為“流亡”而降低，他時刻關注台灣島內情勢。
不能回台灣，年輕的徐照雄曾把目光轉向"中國大陸"。儘管自己和大陸從來沒有交集，但在他心裏，從小讀的教科書裏，大陸就是自己國家的一部分。在友人安排下，1974年，徐照雄帶着某種説不清的期待從美國來到"中國大陸"，但很快又返回了美國。徐照雄説，當時大陸“文革”正處在如火如荼的階段，到處都亂哄哄的，他不知道在大陸能幹些什麼。
隨着台灣當局解除黨禁、報禁，引入西方制度，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當局宣佈廢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1990年，台灣有關部門也廢除了那份被禁止返台的“黑名單”。當年徐照雄處理了美國生意，帶着家眷返回了闊別20年的家鄉台南縣。
回到台灣的徐照雄，一想到因國民黨迫害而背井離鄉20年，對國民黨的那種恨在內心燃起，加上民進黨一些人不斷做工作，1993年徐照雄加入民進黨陣營。
一入民進黨，徐照雄便出錢、出力,甚至喊出“要推動台灣獨立”。在徐照雄看來，當時台灣反攻大陸已經不可能，而台灣經濟發展已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GDP佔到整個大陸GDP的40%左右。“既然不可能統一大陸，台灣和大陸之間，又是誰也管不到誰，那就乾脆獨立好了。”此時的徐照雄立場已經“綠化”，追求“台獨”成了他的理想目標。
因為有過議員經歷，徐照雄懂得，民進黨要實現“台獨”，就一定要進入“立法院”、議會、各個公權力機關。但因為民進黨是誕生於草根階層的政黨，在各地基本缺乏組織機構，更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台灣選戰打的就是“組織戰”和“資金戰”。為了全力支持民進黨，徐照雄自己出錢，籌備成立民進黨首個在台南縣最大的基層黨部——永康市黨部,該黨部在當時民進黨還沒壯大的情況下，居然擁有黨員1000多人。
徐照雄有打選戰的經驗，為了推動“台獨”，他在台南縣永康黨部4年主委任內，將自己政治經驗，用在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立委”和縣長改選、縣議員和市長改選的輔選過程中。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他為陳水扁輔選，結果陳水扁僅在永康地區就取得5萬多張選票，成為全台最大地區性票倉。除了陳水扁外，徐照雄還先後輔選了民進黨提名“立委”，讓一大批“台獨”分子進入台灣公權力機關。
可以説，徐照雄在培養和助力“台獨”勢力發展上曾不遺餘力。
因為反對“去中國化”與“台獨”反目
2007年，因陳水扁連任以來任用了大量貪腐官員，甚至很多人肆意破壞“法紀”，引起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組織的百萬“紅衫軍”討伐。加上陳水扁第二任上台後大肆修改教科書，搞“去中國化”，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分離，這引起了徐照雄的不滿。
徐照雄説，自祖上從福建來到台灣，從自己在台灣上學到被迫“流亡”美國，然後再回到台灣，沒有一天他會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
加上陳水扁當局一些人的“吃相難看”，扛着“民主大旗”反民主，已經背離民進黨創黨初衷，引發民怨。為此，徐照雄與民進黨漸行漸遠。
2006年在受到“台聯黨”邀請下，徐照雄離開了民進黨，成為“台聯黨”台南市主委，並任“李登輝之友會”台南總會長。然而，加入“台聯黨”後，徐照雄發現該黨其實和民進黨是一丘之貉，他們也要割裂台灣的中華民族歷史。
於是，2010年他退出了“台聯黨”。
大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顛覆他“台獨”觀念
離開“台聯黨”，除了不認同它與民進黨在國族認同上一樣的“去中國化”外，其實還與2010年徐照雄一次廣州之行有關。
那一年，兩岸大交流和開放大幕雖然已經拉開。但對於台灣島內而言，尤其是“台獨”陣營來説，“反陸”“恐陸”情緒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加。還是“台聯黨”重要成員的徐照雄，在一位台商朋友鼓勵下，帶着忐忑的心情“偷偷摸摸”地踏上赴陸考察之旅。
為了謹慎起見，他先從台灣到了澳門，考察迴歸後的澳門發展，又從澳門去了廣州。
那一次，他跑了半個廣東省，還坐上了大陸的動車。
“我看到了廣東速度，廣州建設，不要説台灣，即便是美國、日本也有很多方面也趕不上。”徐照雄説，那一次他放棄了幾十年追求“獨”的理念，而“統”則佔據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追求的“獨”，如何能在一次短短考察後迅速轉變成“統”？
徐照雄的解釋是，從1990年被允許回到台灣，他看到台灣當時的發展充滿活力和生機，無論島內工業發展，還是縣市鄉鎮的市政建設，一點都不比美國、日本差。“但1990年後的20年間，尤其是2000年台灣引入西方選舉制度後，島內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國、民兩黨輪流坐莊，從此政黨惡鬥不斷，整個社會陷入停滯。”徐照雄説，而反觀澳門，在迴歸後，經濟成倍增長，市民收入翻了好幾倍。
“結合廣州、澳門發展，再回想台灣發展時期（1970到1995年左右），發現都有一個規律：無論大陸還是台灣，最好的發展階段好像都與一黨執政有關。”徐照雄認為，大陸發展之快，社會之穩，應該是大陸政黨制度優勢的原因。
“大陸沒有走西方多黨制之路，而是選擇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但同時又建立了有自己特有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徐照雄説，這樣的新型政黨制度，可以保證大陸在重大事項決策上，不會出現像西方國家那樣政黨間掣肘，同時又通過政治協商保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意的廣泛性。
“這樣的新型政黨制度，體現在決策中的一個特色，就是能夠保障大陸在重大項目上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徐照雄認為無論神舟飛天，還是改裝製造第一艘航母，也不管是讓世界驚歎的“南水北調”，還是青藏鐵路等，都體現了大陸制度優勢造就今天的中國速度、中國道路。
“看着廣州現代化工業星羅密佈，一棟棟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各國客商穿梭於廣州深圳間，那一刻讓我感覺到，‘台獨’就是一個科幻故事，甚至連夢都不是。我覺得自己追求的那個‘台獨’理想夢碎了，開始了自己的反思。”徐照雄説，隨着中國經濟科技軍事等發展，在國際上，中國崛起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識。看看大陸再回過頭來看台灣，他感歎，台灣根本沒有“獨立”的本錢、條件；“台獨”口號，只是被投機政客所利用的選舉口號罷了，如果再堅持“台獨”，台灣只能走進一條走不通的死衚衕。
五星紅旗在台南“綠地”上升起
徐照雄的這次廣州之行，違背了“台聯黨”兩岸政策，台聯黨中央打算處分他。不過，沒等“台聯黨”處分，他主動辭職，並很快成立了中華聯合黨，該黨宗旨就是促進統一。
廣州之行後的近10年來，徐照雄在兩岸關係上只做兩件事：一是自費組織台灣中南部地區民進黨的“鐵桿”支持者到大陸各地參訪；二是串聯島內統派政黨和團體，共同遏制“台獨”，並在島內宣傳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好處。
自2011年起，徐照雄已經先後完全自費組織14批大約500餘位南台灣地區民眾來大陸參訪。“因為都是民進黨和‘台獨’的鐵桿支持者，所以很多人一開始不願意去。”談起第一次組織參訪大陸時的情景，徐照雄用了“費勁”來形容，“負擔他們每個人全程機票、住宿、餐飲等費用還不是難事，最難的是思想動員。”
徐照雄説，對於那些一開始不願來大陸參訪的朋友，他抱着同理心去理解——畢竟在台灣，他們自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國民黨的醜化大陸和“反共”教育，絕大多數沒來過大陸的台灣民眾都或多或少存在“恐共”“恐中”心理，加上有民進黨的組織壓力，所以每次組織參訪都需要做大量工作。
但令徐照雄欣慰的是，在他組織的十幾次參訪團近500人中，有近百位後來又自己來過大陸；還有些人因為經濟原因或者身體原因沒再來過大陸，但他們動員了親戚朋友到大陸看看，這其中就有徐照雄的一位許姓友人。該許姓友人原來是個堅定的“台獨”支持者，曾經説過“到死都不會去大陸”，但來了大陸一趟之後，他居然主動動員他的外甥女和侄子到大陸讀書。
“對台工作不能急，要做思想工作。”徐照雄告訴人民政協報記者，雖然南台灣地區是“台獨”大本營，但我們還要看到，南台灣的人幾乎全部來自大陸，在他們心裏形成的“台獨”理念不是他們原生的，是類似像剛剛去世的“台獨”大佬史明等那些從日本回來的人，在上個世紀90年代，抓住當時台灣中南部地區農民見識少、電視沒普及，以及南台灣地區居住的都是明清時期從大陸過來的福建和廣東人，他們因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對"中國"存在怨恨的特點，在廣大南台灣地區大規模設置非法的地下電台，鼓吹“台獨”，最終將“台獨”理念深耕基層。
因此，徐照雄認為，解決台灣問題，首要的是解開台灣同胞的心結，而解開心結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彼此往來：讓那些對大陸陌生“恐陸”“恐共”的人多去大陸看看，看看大陸社會發展，感受大陸政治經經濟科技成就，增強他們民族自豪感。通過親眼所見揭穿那些“台獨”分子散播的謊言。
促統就要旗幟鮮明，徐照雄説，為了宣傳統一，他在台南黨部升起了五星紅旗。這樣的舉動自然引發民進黨當局的不安和“台獨”分子的“不適”，不僅旗幟經常遭到破壞，台南憲兵隊、警察局、調查局官員也不斷上門“關切”甚至恐嚇、威脅。不過，徐照雄的迴應是，“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升自己的國旗有什麼可怕的？”
記者：高楊
編輯：劉聰
審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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