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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子所言的天人合一與天人之分, 以我所見並無矛盾之處, 兩者只是由兩個不同的切入點, 解釋天人之間的關係. 故此我認為二說相輔相承, 本出同源.

天人合一是儒家學說中一種道德生命極致的追求, 體現天道, 從而與天契合. 而人之可以有此種道德生命極致追求, 反之其他生物不能有此種追求, 是因為人之性是天道降命, 層層下貫而成. 所謂”天命之謂性”. 孔子了解天道, 體現人性, 故提出仁, 是一種對天道的具體實踐方式. 及至孟子, 時楊墨二家說甚為流行, 要重新振作儒學, 必須有新的觀點. 可能是因當代的需要或現實的考量, 因此他將儒學理論基礎擴充補完, 以作回應. 故孟子由重實踐的仁回歸到抽象的性與天道.

要達致天人合一, 孟子提出”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 則知天矣”. 當人擴充天道下貫於人的四端之心, 人便可以體現人性, 了解天道. 故此孟子亦云”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人必須存養天降的心性, 才可以”事天”, 參與天地間的化育, 滋長別人的生命. 但不是說天道早已貫下人身上，誠如孟子所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和”仁義禮智根於心”, 何以仍要盡心養性呢? 這就是人與天之分野所在, 在人的身上只為善端, 有如剛燃起的火花, 或是剛湧出來的泉水. 要是人不把這善端擴而充之, 就連事奉父母的能力也沒有, 而善端也只會流於一種潛存的狀態於人身上. 具體例子如禹湯文武諸聖王保民而王, 夏桀商紂敗政覆亡. 雖同為天子, 卻下場迴異, 足見人是有選擇的權利和能力的. 諸聖王選擇盡心以事天, 萬世稱頌, 而桀紂又選擇甚麼而敗亡呢?

人有四端之心而禽獸沒有, 這是人禽之辨. 換言之人與禽獸是同樣有”饑而欲飽，寒而欲暖”之欲.讓其生命物化, 忽略精神生命之滿足: 為天子者如桀紂, 淪為暴君被人民推翻; 為庶人伯姓者, 則與禽獸無異, 不可稱為人. 因此對人欲是要抱持不可妄求的心態, 而且富貴吉凶, 一切皆有天命, 即便強求, 亦不必可得. 是故孟子承孔子提出”殀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就是指一切交由天命, 我只須要專心致志, 修養好身心便是了. 而孔子之重禮, 亦明白人本有欲, 得須加以規範, 而禮就是其標準. 極端者如宋儒所提出”存天理，去人欲”, 抽離人生理上的需要空談心性, 反而是違反天道的, 不合情理的.

天人合一說和天人之分, 就如一個硬幣的兩面. 天人合一是正面講及天道和人的道德生命的追求; 而天人之分則由另一面切入談論如何對待這生而有之人欲, 可見二者並無矛盾之處。





(2) 孟子和墨子都分別稱道三代聖王的功績, 因諸聖王均行善政, 為後世人君之楷模. 但孟子和墨子稱其善之原因則各成其理, 當中亦不乏相近之觀點, 而二說之差異, 追根究柢在於對天之態度.

孟子仁政說出於人之性善, 所以人君本不忍人之心, 而得行不忍人之政. 而人之性善又出於天, 故仁政乃出於天. 那麼天如何對人君作出監督判斷其政是否恰當? 孟子引尚書”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天會憑著人民的意願而行, 一切都以民心作依歸. 所謂”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人君所行之政必得以人民為大前提. 因此孟子總結前朝經驗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以仁, 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聖王創國興邦是以仁德之政, 但其後丟失天下亦因暴君之不仁不德之政, 亦為”仁君, 天下歸之; 暴君, 天下背之”. 孟子藉此觀念進而引申出民貴君輕說, 闡釋行仁政, 得民心, 王天下, 亦是三代聖王得天下之法.

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 在孟子跟齊宣王的對話談及齊桓晉文之事時提到”推恩”和”舉斯心加諸彼”. 庶人百姓當以仁為己任, 然在上者卻不能滿足於只為仁的層面, 而須把”恩”向外推. “恩”就是實行之政策和方法, 最簡單莫過於將心比已. 這就是仁政. 急民之所急, 也就是仁政. 孟子舉了若干三代聖王行善政的例子如, “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饑者, 由己饑之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時刻想辦法幫助受水災影響的百姓, 彷彿自己正在水災中; 稷時刻想辦法幫助受飢荒影響的百姓, 彷彿自己正在飢荒中. “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 即使百姓已安定, 在文王眼中仍覺得百姓有所憂思, 未感滿意, 就像一條看不見盡頭的路. 孟子見此仁政, 見此人君之典範, 如何不擊節讚賞?

墨子認為天是愛天下之人民的, 因為”天兼天下而食”. 義政即順應天意“順天意者, 義政也”, 而天意就是“兼愛天下之人”. 換言之, 義政就是以愛人為中心. 所以“曰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有之; 憎人賊人, 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亦有矣. 夫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誰也? 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愛護百姓, 行利於百姓之政的君王, 就是順應天命, 所行的就是義政, 更會得到天的賞賜; 而不愛護百姓, 行不利於百姓之政的君王, 就是不順應天命, 所行的就是力政, 會得到天的懲罰. 而三代聖王所行的便是義政, 得天之賞賜. 義政如何表現於行為, 就是不以大攻小, 不以強劫弱, 不以貴傲賤, 不以詐欺愚; 反之以大攻小, 以強劫弱, 以貴傲賤, 以詐欺愚, 便是力政的表現.

墨子之表揚三代聖王是因為他們知道天意, 並順天意而行. 為的都是以天下的福利, 去除天下之害. 所以便得到天之賞賜 ”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 四時調, 陰陽兩露也時, 五穀孰, 六畜遂, 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

天在孟子的仁政論中擔任一個沈默的監察者,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而仁政亦是簡接出於天, 三代聖王本著天命下貫之不忍人之心, “發政施仁, 而使民得仰視俯畜”. 要得天下, 必先得”人與之”. 除了人君, 每個人均應以追求天道, 與天遙相契合, 參與天下間之潤生化育. 墨子的義政論中, 天所扮演的角色, 相對比較主動. “天子為善, 天能賞之; 天子為暴, 天能罰之”. 可見墨子的天是一個”主宰天”, 人不可以超越天而只可以順天之命, 故後世所論皆認為墨子之說較傾向為一宗教. 在對天的態度中, 而可隱約看見二人各自演化的政論的分野.

雖然孟墨二人在起點 - 對天的理念迴異, 卻同以百姓的福祉為終點. 孟子由仁政說引申到民貴君輕論, 源出自”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天也要依照民心所向. 人民才是天下之主人, 故人君必須”推恩, 足以保四海”. 墨子亦然, 人君當順天命行利於人民之政, “曰愛人利人, 順天之意, 得天之賞者有之”. 因此二人皆稱道三代聖王, 而貶天和人民都背離之暴王, 如紂桀幽厲.

總括言之, 孟墨二人的學說都針對統治者, 對統治者作出要求, 就是盡為百姓的生活. 可惜人欲掩蔽天性, 歷朝君王多以滿足其物欲為先. 天可憐見? 即使今日的社會以民權民生掛帥,不見有多少人生活於水深火熱中, 三餐不繼; 卻見紅紅綠綠的滾進誰人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