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周作人與張承志的日本觀(榕)
一、從臭豆腐談起
騎車經過南深公路時，總必得要到深坑街上提一包生臭豆腐回來。把豆腐一塊塊放在水下沖，一雙手洗得臭氣薰人。之後在鍋中加水，淹過臭豆腐，再放進店家所調製的辣豆瓣醬絕配。待一屋子飄滿驅之不去的嗆鼻異味時，即可享受那疼嘴的麻辣滋味。食到眼淚鼻涕都逼出來，才知撫著熱火中燒的腹部喊過癮。
曾這麼痛快吃著臭豆腐，可是遇到一本《閑話周作人》之書，聽各家談周作人後，心情劇然改變。本來無知地以為臭豆腐是台灣小吃，可是卻怵目驚心地讀到：周作人人生的最後兩年，在北京三餐靠臭豆腐及玉米麵糊度過。當時他身處文革的肅殺氣氛中，為紅衛兵所迫，以逾八十之齡，初睡小澡間踏板，後在灶房搭了板床。被囚了數月後，他寫了呈文，懇求安樂死，誰知交出去後石沉大海，毫無回應。不久周作人光腳猝逝在那塊灶間床板上，死因不明。
之後我再吃起臭豆腐，總有怏怏然不快之意。那感覺，很像原本享受地閱讀周作人小品散文，見他無所不談，像是海闊天空，雲淡風輕；可是突然聽說他在戰時出任日本華北傀儡政權教育督辦職務的經過，他因妻族而與其兄魯迅及其母交惡之故事，以及他屢次寫信向編輯催索稿費、喊窮等等情事，均令人於重新展讀他的文字時，無法引發先前的清朗舒暢之感。
楊牧為周作人編文選，也自承曾不免受到疵譭周作人行事之批評的影響，對周之文化與政治衝突之悲劇感嘆無限。可是楊牧最終還是肯定周作人在近代散文上的地位，認為他不論在文字風格、章法結構及題材各方面，都稱得上是文質炳煥，並喻其為博大精深的文藝復興人。
從另一方面看，周作人日日讀書，天天寫作翻譯，筆耕不輟，至死方歇，對文藝的忠誠奉獻，著實令人佩服。沒錢買齊周作人全集，讀楊牧所編文選，亦小可滿足接近一位散文大家的希望。可惜未曾讀到周作人所譯的《浮世理髮館》、《枕草子》、《平家物語》、《浮世澡堂》及《日本狂言選》等日本文學名著。
二、「漢奸」的內心
每次戰爭發生，必定隨之而來「你站在哪裡」的問題，在軍事佔領區中，這個問題尤其尖銳而困難。近代日本對中國之侵略甚劇，在日本殖民地及佔領區，如台灣、東北，以及長期「淪陷」之區，如東南沿海之江蘇、浙江，華北及華中之河南、湖北，華南廣東等，所製造的糾葛含混情形極多，這種因區域政權更換而產生的忠貞問題，也反映在戰後中國司法部所處理的「漢奸」案件數字中；而西康、青海、寧夏、新疆四省，則因從未被日軍佔領過，法院不受理漢奸案件，也自不存在所謂漢奸問題。
漢奸審判在戰後成為政治問題，由於國民政府前後政策鬆緊不一，遭致輿論撻伐，並成為中共利用作為鼓動群眾之口實。因此李模甚至認為，大陸之淪陷，與政府未能秉公處理漢奸問題有關。台灣在1946年元月，也曾舉行全台漢奸總檢舉，因時空錯置所引發的民怨，可想而知。
在戰後司法部所處理的四萬四千多件漢奸案件中，曾任職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的周作人，自然是受審的對象之一。周作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六十歲高齡被捕，因漢奸罪被判刑十四年，經減刑為十年，實際先在北平炮局胡同監獄坐牢半年，後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二年半，之後假釋出獄。他在獄中生活似不至太困窘，尚可讀書賦詩，並且從事翻譯。一九四九年胡適曾勸其來台，並保證在台灣將有書可教。周作人一度也有意赴台，但結果仍決定選擇留在大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次年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收到周作人一封署為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所寫的六千字長信，據說毛澤東知道後說：「（周作人是）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遂安排他從事古希臘及日文的古典作品翻譯工作，從一九五五年元月至一九六六年六月為止，周作人按月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不薄的稿酬，使其有安穩之老年。中共此一善用人材之措施，實值稱道。但據說《毛澤東選集》裡仍點名周作人為大漢奸，所以在社會地位上，他的身份顯然較一般人為低。
據研究，漢奸之成因大致可歸因於道德、社會經濟及政治三種因素，亦即與個人個性懦弱、自卑、無能處理經濟壓力、政府政策不定等有關。在周作人的例子上，我們不一定全然按此來指控他，但或許也可以從中找到一點他行事的線索。
周作人一生似深受其日籍妻子影響，而對周不滿者，也屢屢提及周妻浪費成習之事，或許這是他在經濟上無法豁達的原因所在。從周作人作品所顯示出的文化認同，我們更可以看到他對中國缺乏信心，對日本則讚賞有加。他在一篇談歷史的短文中說：「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這一段話見於他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書。他自況對日本的最初印象是「愛好自然，與崇尚簡素」，語氣間有無限好感，這種看法後來五十年一直沒有變更或修正，即使到他晚年仍回味再三。
一九二五年前後，他在一篇文章中對自己故鄉的定義讀來很有趣：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別後也要想念到他。周作人並列舉了自己的故鄉包括浙東、南京、北京及日本東京。一個沒有強烈國家之情的人，應也較易投入他所認同的另一種文化當中吧。
其實我同意周作人所強調的，中國人應對日本文化虛心的了解，而不只是輕蔑日本，不應僅把日本文化視為是古代模仿中國、現代模仿西洋一般不值一看。他列舉出存於日本的中國古文化、日本文學的可研究之處，確實有許多是中國人可以參考的。他批評「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對於中國人有「別國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為報」的看法深深不以為然。在今日台灣，這種觀點似仍值得我們反省。
三、撕名片的方法
相較於周作人談來平淡，張承志的筆觸則是完全另一面的熱血激昂，倆人對日本的態度也正是南轅北轍。
張承志是回族，有堅定的伊斯蘭信仰，他的專業是考古，曾出版多部關於民族（尤其是回族）與宗教（特別是回教）的作品，他也在日本出過《紅衛兵時代》、《內蒙古大草原游牧誌》和《從回教所見的中國》三書。
他在對日本的態度上毫不含糊，簡單說，他欣賞中國人那種對日本普遍的反感。他認為這是一種正義，因為他覺得日本人一直有分裂中國的野心。他稱日本為「島國」，日本人在他眼中為「矮腿的經濟動物」。他送萬年青致意的日本人，是因為反對日本教科書不實記載而對文部省提起訴訟案的家永三郎教授，他要介紹的日本情事只有聯合赤軍行動。
其實在文字中，這樣的烈性四處可見，因為他願意為愛不惜撕毀一切。我們會讀到他激昂地罵著一些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愛上誰更不用說愛上一個村莊。他們是苟活大王。他們的奸狡堂堂正正。…沒有他們不可能背叛的事物。」他強調信仰，重視天命，痛恨不潔。他引伸「潔」字在中國文化中的意思，認為義、信、恥、殉等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森林，「使中國人長久地自尊而有力」。他主張人不要對不義的世界有任何一絲幻想，要快刀斬亂麻地把自己的軟弱瓜葛清除乾淨，不必要留下不需要的名片。
他的作品聲調高亢，疾言厲語，或許這也是他清淨自我的方法。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在加拿大一家被他稱為「豬肉店」打工的屈辱與困頓，信奉伊斯蘭教的他在極度被玷污的感覺中，以「大淨」來安撫自己，亦即伊斯蘭教中的以淨水沖洗全身：漱口、嗆鼻、全身沐浴。
他對中國文化的維護有沉重的不安感，因此他說：「我雖然屢屢以反叛中國式文化為榮，但在列強及它們的幫兇要不義地消滅中國時，我獨自為中國而戰。」而日本正是他視為對中國不夠友善的國家之一。即使他以日文在日本出版了作品，他對這個國家仍毫無了解的興趣。
初讀張承志的作品，極為其濃厚的感情所震撼。他力批陳腐的學院，也使人心神一醒：「對付嚴謹的胡說，最好讓潑皮的胡說來幹。」類此筆力萬鈞的話，讀來是十分痛快的。
但對於一個台灣人而言，有時候張承志的私人深情是很傷人的：「剛踏上海南島的土地時聽說，海南的面積是台灣的五分之四。我覺得興奮。這麼大！那麼它就可能平衡台灣島。」這一段話，才令我明白寬闊的眼界與胸襟是多麼寶貴的資產，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包容尤其才是溝通的開始。
※ 陳子善編，《閑話周作人》，浙江淳安：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
※ 楊牧編，《周作人文選Ⅰ及Ⅱ》，台北：洪範書店，1996年6月5 版。
※ 張世瑛，〈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分認定問題〉，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一期，2001年12月。
※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二十四期下冊，1995年6月。
※ 張承志，《清潔的精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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