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2006/06/05
《可愛的仇人》這部1936年出版的小說，被下村作次郎和黃英哲定位為「大眾文學」，可說是當時充滿庶民趣味的流行文學。當年小說的句讀以頓號、驚嘆號為主，連句點都很少出現，這讓夙來習慣標點符號的我，讀來有些微的奇異之感。進一步聯想的是，臺灣漢文表現的標點符號，是否夾雜日式、中式的用法？ 讀完上下兩冊《可愛的仇人》，最讓我好奇的是作者。為何作者如此同情女性，書中女性獨白篇幅不少，不論秀琴和麗茹所感慨身世和生活處境，以及不同女性的心情，身為男性的徐坤泉如何感同身受？或許小說人物是有模特兒？以《續修澎湖縣志．人物志》中照片 所見的徐坤泉，身穿西裝打領帶，個兒不高的他，我想像著他似乎有顆敏感多情的心。
《可愛的仇人》，對照兩代之間的愛情故事。上一代無法自由戀愛的束縳，在下一代中有圓滿的結合，但是不同的戀情在人性脆弱的時刻，還是有背叛與原諒。作為長輩的志中與秀琴，是第一代的男女主角，在早年漢學書房的相戀沒有結果。中年都失去配偶後，志中身為妻守節，等於是心為秀琴守節，發展出柏拉圖式戀情，是未逾越當時社會禮法尺度的純愛，令吾人了解當時深情所寄，還有情之所鍾的選擇。
第二代的戀人為志中之子萍兒、秀琴之女麗茹，兩人有情人終成眷屬，恰與上一代的悲劇相對照，讓讀者有種替代式的圓滿。人心企盼世情圓滿，所以不能只寫蒼天無情，還要人間有情的結局，這或許是東方無法產生西方式悲劇的心理結構。但萍兒在東京所結新歡君子，在產下萍兒骨肉後死亡，總覺得君子何辜？麗茹之兄阿國和慧瑛的感情，更是一組人情昇華的對照組。富家女慧瑛選婿不以財富為基準，而阿國進入「組合」事務所，在志中引薦下月入60-70圓，可以改善家庭經濟，是孝順和上進的化身。慧瑛本身是臺日混血兒，從小未見日本籍母親，所以她並無身為臺灣人或日本人認同的困擾。
除了兩代間情感波折不同，上一代仍有機會修習漢文，但下一代已經是進入日本的教育體系，漢文素養大不如前。在改朝換代之下的臺灣人，不斷的轉換調整自己的文化內涵，這種多文化的混雜，如何形塑臺灣文化的特質？如何在多族群和多元文化中形成認同的困擾？現在認同的幽靈仍在臺灣人的心中盤旋，此種歷史淵源如何寫就？
故事情節中讓我感興趣的是，秀琴接受教會之資助，夜行人常常百圓不等的接濟，秀琴並未追根究柢，這是弱女子無法推卻的接濟？另一方面，姑娘代表教會對弱者的扶持，所以秀琴臨終要求以基教教的形式下葬，但書中並未交代秀琴內心世界的信仰是否轉變。對照強者的欺負弱者，書中出現的莊醫師是少見的臺灣醫師的負面形象。此外，書中提及當時人對基督教的看法「信番仔教，死無人哭」，顯示敬祖的民間信仰與一神信仰的衝突。作者徐坤泉是否是基督徒？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求學經歷，和宗教信仰是否有關？這些都是我想進一步了解的問題。
另外，書中情節多處出現，人物的苦境，往往對著父母的牌位或是墓地泣訴。在人們的信念之中，已經昇天的父與母，大概是可以了解子女生活折磨的心酸吧。
再者，秀琴之弟天春，活脫是「臺灣籍民」的素材，天春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藉天春之口談到臺北妓女到對岸的營生，這又是另一樁故事。如果參酌中村孝志、鍾淑敏等人對臺灣籍民的研究成果，能否以施叔青《行過洛津》的筆法，寫出底層人物的血淚歷史？
成長於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回憶錄中，常常看到他們提及自己讀書的書單，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為何追懷緬想往日時光，竟不約而同提到閱讀經驗？足見這是他們所珍視的人生經驗。由於自己喜歡一卷在手，看到作者提及所閱讀的作品，不禁思索著不同世代間文學品味的共鳴如何形成，所謂的經典又經過何種途徑在不同世代間形成養分？對於仍感蒙昧的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的內心世界與知識來源，我充滿好奇。
帶著這樣的想法，在《陳夫人》、《可愛的仇人》中皆可發現，不同作者的讀物，以及作者所「尚友的古人」，並不分中外古今。其中應有日本系統、中國系統的讀書市場對臺灣的影響，當然也有臺灣人不同的海外經歷的因素。《可愛的仇人》，提到麗茹喜讀菊池寬的三角戀愛小說，直至廢寢忘食，而作者徐坤泉在自序中提及創作並非易事，列舉托爾斯泰、海涅、雪萊、左太沖、茅盾 的事例，凡此應該都是徐的閱讀書單。
插畫雞籠生（陳炳煌）的繪作，畫中人物典麗，頗可作為美女月曆。到底日治時期臺灣的插畫有怎想的發展？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文章或連載小說，往往可見附圖式或補充式的插畫，如野村幸一即屬於該報社的畫家 。有誰人是畫插畫的人？日籍、臺籍插畫家的養成又是如何？這在討論臺灣大眾文學出現之際，應可進一步探索插畫本身的發展，及其與大眾小說所形塑的大眾文化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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