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黑格爾談論真理的歷史性，他看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如果我們要談論目的，就必先承認發展的概念，從一個根苗經過一個過程，發展到另一個狀態，一個結果，如果真理沒有歷史性，那麼它不會有內容，它就是所謂’如如’，它不可能被認識，因為它不會變化，沒有部份和整体的區別，它不會有特徵，它沒有活動，因此，它無法被察覺，假使真理確實如此，那麼真理本身是無法討論的，它也不會存在所謂目的，因為目的的本質就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擁有許多存在其自身的各不相同的’目的’，我們只是想確定這各種目的，相互衡突的目的，是否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導向一個世界的總方向，而如果我們承認理性無可質疑的最後權柄，我們必然和黑格爾一樣，得出那著名的結論，而將理性與存在視為一体兩面．
就如同胡塞爾所說在這個目的論歷史歷程的正是理性，而神性不過是無限的理性，然後，再次回到西方希臘－基督教傳統，神是邏各斯，如此，我們每次思考目的，就回到神學．
意義和目的的差別是，目的是那個所指，而意義是指謂本身，價值則是各個不同指謂行為與那個最終所指符合的程度了．
胡塞爾幫我們把意義的基礎建立了起來，以至於就連那些虛無主義的詭辯家們都不得不承認意義是存在的，問題是有各種各樣的意義，有各種各樣的生活世界，我們要對抗這種狀態，就無法不建立一種新的神學，這新神學必得把那個最終所指建立起來，價值論的基礎才能真正存在．
而討論這樣的最終所指，我們就無法不再次進入黑格爾的理性主義與辯證理性，我們必須承認真理的歷史性，承認真理的歷史性就等於要求物自体被揭露，可是物自体在康德的思想中是不可知的本質，是’如如’一類的事物，就這樣我們依然沒有擺脫十九世紀以來哲學的根本危機．
李維－史陀等人的疑問，在黑格爾的体系裏，都不成為問題，問題是黑格爾主義本身是否能不再是一個’問題’．
整個根結，就在於如果接受康德以降的那個傳統，最終我們就會走到佛教的思想結果，我們必須承認真理是’如如’，而從根本辯證地揚棄康德的目的論，變成與唯識派近似的胡塞爾，或者與中觀近似的維根斯坦，而如果我們接受從黑格爾分支的另一個傳統，那麼我們就會陷入與法蘭西虛無主義的戰鬥．
兩百年後，我們沒有真正擺脫形上學的衰微，我們被迫先討論形上學的問題，從根柢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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