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英國法及判例
英國的法院，就這個問題，向來適用Common Law。Common Law上，媒體和律師不同，不承認其享有拒絕證言之特權。從而，即使秘密的採訪來源或秘密消息成為爭點的案件，向來也沒有以一定基準保護媒體，而是委由法院依照個案裁量決定。
但是，雖然和媒體的拒絕證言權沒有直接關聯， 2001年R Bright v. Central Criminal Court案，成為問題的是，是否能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發出提出命令。
在這個案件中，英國國家安全局（British security services）的前職員S，將載有以下內容的信件及證明該主張的詳細資料寄給Observer社：「英國國家安全局在1996年關於暗殺利比亞首相Qaddafi之計畫失敗，殺了身邊數人。」根據這些資料，記者Bright作成報導登載在Observer上，S被以涉嫌違反公務秘密保護法（the Official Secret Act 1989）偵查，偵查的過程中，警察向法官請求令狀（Production Order），要求Observer社提出Bright報導所依據的全部文書資料，令狀法官認為符合簽發新聞資料（journalistic material）之提出命令的必要條件，因而發出令狀。為此，受理Bright救濟的Central Criminal Court認為，由於就S的信，即使以S為證人加以訊問，是否會與信為相同內容之證言有疑問，因此有命提出之必要，但是命提出其他的資料，從偵查必要性的觀點來看，顯失均衡，判斷結果認為與公共利益不相符合，取消提出命令。Central Criminal Court取消除了S的信件以外的提出命令之理由為：「英國國家安全局或其他國家機關，不應該使勁地壓下對自己來說不妥當或難堪的新聞。扣押媒體的資料、搜索媒體的辦公室，或是以將採取扣押、搜索程序加以脅迫，將使正當的議論萎縮。人民有知的權利，媒體應該要能夠成為人民的耳目從事報導工作。關於公務機關的職員瀆職或應受非難的行為，媒體以其真摯的努力發現真實的時候，若想要取得提出命令者，應該要證明比起媒體的利益，命媒體提出有助於國家安全之保障。如果不這麼做，媒體有活力地事實報導將會窒息、堵塞正當的議論，甚且會導致損及公共利益。」最後，本案不主張信件與資料都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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