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地震發生後，不少人慨歎因為台灣地方傳播體系的不完整與匱乏，以致受災地區消息及全國救災資訊未能有效的傳達。一時之間，台灣的地方媒體開始受到重視，許多關懷地方的工作團隊以及在地的居民，紛紛開始籌辦相關的地方刊物，新聞局也不干勢弱，邀請媒體參加座談會，希望媒體能多多配合報導政府的安置、重建作業，行政院也出版「重建快報」每天送到災區，直接發給當地的民眾。
事實上，在台灣傳播政策中，並不是沒有規劃地方媒體的建立與使用，然而整體的傳播政策偏向的國際化及自由化的思考邏輯，對於在地的媒介及在地的聲音幾乎完全漠視。
在台灣的各類傳播體系中，中、小功率電台及有線電視是最能夠突顯地方媒體特色的政策規劃。一九九三年交通部與新聞局召開記者會，正式宣佈開放新電台的申請，後陸續分個九個梯次開放中功率、小功率作為服務社區及特殊社群所用。不過，這些原本屬於地方的廣播電台，除了少數資金來源較為穩定的經營者外，一個個都成了優勢媒體集團「全國」聯播網的一部分。雖然，這些地方媒體在交給新聞局的營運計劃中，信誓旦旦的將自己定位在地方公共領域或為特殊社群發聲的管道，但在強調資本實力的無情市場環境中，逐步淪為大廣播集團禁臠，播出同質且流行的全國曲調。
廣播電台變調與集中化現象主要癥結，不在於經營者放棄原有的經營理念，而是國家在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政策思考下，忽略了對弱勢發聲及多文化媒體環境的保障。這樣的說法，新聞局未必會同意，因為在第九梯次的電台執照規劃中，便特意要將經營權優先開放給為客家及原住民族群提供資訊服務的經營者。然而，這種未從整體媒體結構調整的開放作法只是椽木求魚，因為讓這些原本在資本及經營能力體質相異的經營者同時自由市場中競爭，就好比讓奧運金牌選手與肢體殘障者一起參加百米競賽一樣，是不具任何意義。表面上，這個比賽是公平的，因為各種背景的人都能參加，但誰會是跑道上領先者，答案卻是相當明顯。
這種在表面上進行政策規劃維持媒介公平及多樣性，實際經營卻放任資本力量任意肆掠地方媒體的作法，在有線電視的營運上亦清晰可見。原本因為歷史發展、科技特性、經營範圍等因素被視為是地方媒體的有線電視，其獨特的社區公共頻道的設計，更讓該媒體成為社區的公共領域。九三年有線電視法完成後，行政院新聞局為能推動社區公共頻道的執行，陸續制定了：「有線電視系統申請須知」、「申設有電視系統問答輯要」、「獲得許可之契約書」以及「有線電視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頻道規劃要點」等相關辦法，明確規範有公共頻道的使用原則。
雖然，在政策中有了相關的規劃，但如果問一般民眾：「你知道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跟你們家第四台登記時間，在電視上表達意見嗎？」我想絕大多數的台灣收視戶一定會跟你搖頭說「不」，但如果你問「你知不知道台北市要實施垃圾分類？」「政府有打算興建核四的計劃？」大部分的人都會知道這樣的訊息。為什麼同樣是政府政策，在民眾的認知上居然會有這麼大的差別？理由很簡單，國家機關缺乏積極的宣傳舉措，在法規制定完成後，就將其束之高閣，任其腐朽，未將這個有助於社區發展、草根市民社會形成的媒介政策當作政策重點，以致於媒體作為增進互動了解、凝聚共識的功能無法發揮。
事實上，在國家機器的眼中，原本該作為地方媒體的有線電視已經成為跨國節目及國際資本流通的載具。從九九年有線電視法的增修內容來看，國家機器偏向透過有線電視法的修定，進而建立一個適合全球經濟趨向的市場環境，而非強調強化有線電視的社區公共論壇的角色，以提昇社區意識及促進民主的發展。
這樣思考邏輯展現在整體的傳播政策規劃上，在加入WTO的政治正確及全球化經濟趨同的壓力下，國家機器不僅選擇了融入世界體系，忽略本土傳播體系的建構，甚至一躍成為引領國際資本橫掃台灣媒體產業重要推手。國家與資本正攜手合作，為整體媒體產業的發展盡上心力，主動建立一個適合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發展的媒體環境。
因此，台灣的傳播政策自然走向開放外資、放寬經營限制、允許跨媒體經營的「康莊」大道，至於能夠促進地方發展、多元文化的社區媒體則任憑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與強悍的財團勢力進行對抗，逐漸消失在資本主義的洪流中。然而，媒體不只是「產業」，它更是「文化」；不只是單向的訊息傳遞者，更是促成社群互動與溝通的重要通道，地方傳播體系的建立不該只是災難來臨時統治者傳達意志，展現恩澤才有的思考與規範，更是一個強調全民政府與市民主義的政府與政黨不可忽略的必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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