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新聞自由」太可笑！--「自由」媒體背叛「自由」
過去的日子是苦澀的，言論沒有自由、媒體沒自由、人們沒有選擇的自由。自由主義者高聲疾呼：還自由於民、給我們言論自由、給我們媒體自由。於是他們主張：上帝與王室退去，不需要教誨師告訴我們孰是孰非，因為，控制的魔爪就隱藏在道德正義之後，就讓市場去決定一切吧，人是理性，人會自利，自然會有看不見的手從中調節，如此才會解開所有的束縛，言論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
於是，強調人的理性、自主與自由的制度相應所生，當然這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前仆後繼鬥爭得來的。新聞自由是其中一例。
在報業史上，一般都將自由市場與法規解禁，當作是新聞自由的基礎；因此媒體所有權者反抗新聞檢查、也就是資產階級對抗國家力量介入媒體的運動，就成了最初爭取報業自由或言論自由的開端。在台灣，反對威權統治的政治異議者，為了爭取發言權利與推動民主制度，從五○年代起便不斷企圖透過自行創立異議性媒體，或對遭政治控制的主流媒體進行批判，當然，也會直接對黨國體制發動全面攻擊。雖然其與英、美
等國打破媒體控制運動的明顯資產階級屬性或有不同，但後來同樣達到了法規解禁進入自由市場，媒體老闆的力量抵擋了威權的壟斷，言論也有更大的空間。
然而，一切看似美好，控制仍在持續，自由依舊凋零，這幾年台灣選舉的媒體表現，讓新聞自由成了天大的笑話。
有別於過去粗暴的控制方式，新興的黨國政體很能抓助商業媒體的脾胃，改以經濟的力量讓媒體自願就範。檯面上幾個強勢政黨都在媒體買過時段播出競選廣告；幾家有頭有臉的主流電子媒體，在利潤考量下，背叛新聞自由、放棄應有的監督職能，擔任起選舉公關，包下場子為參選者打理一切。從舞台設計、人員安排、拍攝角度、造勢口號，無不經過媒體的精心設計與安排，儼然是選舉晚會製作單位；當然，也傳出有媒體直接向候選人索賄，以SNG新聞現場連線的方式，企圖將候選人夾帶出場。
媒體為什麼要這樣做？很簡單，因為錢。
年代執行董事王麟祥說，這次選舉的卅多場造勢晚會加上候選人及政黨形象廣告就有近億元收入；東森電視集團總經理張樹森則表示，東森光是選舉廣告就約有六千多萬元的進帳收入，而且相當遺憾地說，如果投票前的六場造勢晚會不取消，還會增加近千萬元；中天董事長簡漢生也指出，替親民黨轉播的五場造勢晚會並非免費，總共收費四百萬元。此外，民視的廣告營收兩千多萬元，三家無線電視台則只有一千萬元出頭，對此，台視業務部經理湯達仁無奈的表示，台視為了想多挖些親民黨的廣告，還得透過前總經理廖蒼松的老關係才作得到。不過，無奈的不只台視，全力動員媒體資源為老闆林崑海輔選的三立也有同樣的感慨，該集團執行副總經理蘇麗媚指出，三立沒有接造勢晚會，吃不少虧，政黨及候選人形象廣告，只帶來了五千餘萬元的營收。
這些媒體經營者表明了對這次選舉結果的滿足與不足，湯達仁及蘇麗媚更道出商業媒體的現實與墮落，也暴露在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下，新聞自由只是騙人的把戲，公共利益更是掩飾私人利益的唬爛託詞。
顯然地，只要黨國有錢，便能輕易的買通媒體為其效力，因為他掌握了商業媒體只為利益的罩門。不過，若是能抓緊媒體弱點，有時不必花錢也能達到目的。
商業媒體除了希望能得黨國直接的利潤挹注外，他們也清楚如果順著黨國製造的議題發酵，可以分到不少甜頭。於是黨國主動釋放的議題只要有爭議性、對立性，管他是真？是假？是政策？還是造勢？對社會有無負面影響？只要在旁敲敲邊鼓、炒熱話題，協助動員群眾，就能提高收視率，達到黨國興媒體雙贏的目的。於是黨國的意志不費吹灰之力地透過媒體四處擴散。新聞的表現如此，Call in節目的墮落更是嚴重。
少數人的發言影響了當日甚至是數日Call in節目的討論主題，這些黨政高層人士的叫陣式言論，正符合媒體經營者熱愛衝突的品味。也因為如此，Call in節目順理成章地成了「口水戰」的會外賽，就在製作單位刻意以「二元對立」兩極化的處理原則下，不僅將議題簡化與標籤化，來賓亦能輕而易舉地在對立的兩造找到戰鬥位置，高舉大旗為自己的主子繼續賣命。不過，戰火並未就此平息，烽煙依然四起，媒體擴大了戰場，號召義勇民兵奮力出擊。新聞是個中介者，讓我們知道了口水戰事已起，Call in則是提供了戰場，讓我們能夠輕易的加入這場全民參與的口水聖戰。
放話者、Call in節目議題，以及觀眾意見表達間形成了一個直線的關係，換句話說，黨政高層的放話行動，不僅達成了攻擊對手的目的，同時，也設定媒體及觀眾討論的議題，甚至因此引導了觀眾對該議題的思考與回應。
Call in節目鍾情放話式議題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這類議題滿是煙硝，可以刺激感官，動員觀眾，有利於收視率的提升。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商業環境中，國家在公關觀念的薰陶下，已逐漸培養出因應媒體的方式，不但熟悉與記者互動的應對技巧，同時也懂得如何透過媒體傳遞政治主張，甚至引導媒體報導方向。另一方面，也因為了解商業媒體的利潤需要，亦會藉由商業廣告的運作，透過廣告的手法來包裝議題，以行銷議題的手段來製造公共討論的虛幻氣氛，進而主導意見的方向。正如Habermas所言，公關及廣告的運作技巧往往擔負著
「共識引擎」的角色。此時的媒體已成為黨國訊息擴散的協助者，不但放棄原有的監督職能，以及好不容易力掙得來的新聞自由，反倒甘願成為黨國意識的宣傳工具。
Curran在分析英國報業自由史時指出，英國爭取新聞自由的結果，雖然讓部分的言論找到出口，但同時也為資產階級擴大經濟利益，然而，這些媒體雖得以擺脫政府及政黨的控制，躍升至「第四權」的地位，但因為資本自由競爭的結果，卻也將一些不汲於利潤積累、真心與弱勢階級共存的基進報紙排除於市場之外，使得弱勢者的言論空間與自由遭到嚴重壓縮，新聞自由只成了媒體資本家的自由。在台灣，坐享爭取新聞自由果實的媒體資本家，不僅壟斷市場反對自由競爭，同時為求市場利潤，背棄新聞自由與黨國共謀，更重要的是，新聞自由還成了媒體資本家採弄的玩具，為了利潤，「新聞自由」可以是擺脫黨國控制的大旗，但換個時空，「新聞自由」就成了奉獻黨國、換取利潤的祭品，媒體資本家口中的「新聞自由」--實在太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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