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十三）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二、來自媒體外部：社會運動（1993-）
不同於媒體勞工自發性地由本身的專業及工作權出發、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方式，學術界與社運界在這方面的反對運動，則是從結構面著手，也就是要求以政策與立法方式，將媒體從惡質的商業邏輯中抽離，打造一個符合「公共領域」理想的大眾傳播媒體。
首先是九○年代的推動〈公共電視法〉立法運動。1990年6月，行政院新聞局成立「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正式展開公視的籌建工作；但期間由於行政院版公視法草案不尊重專業、加上籌備會的主管人員任用引發爭議，導致傳播學者接二連三公開撰文抨擊（馮建三，1998b: 152-154）。但是以結盟方式、透過集體力量推動立法的運動，卻是等到了1993年3月，大學傳播科系的學生率先組成「公視立法觀察團」（自立早報，1993/3/19: 4）後，才陸續展開。同年6月20日，包括政大新聞系副教授馮建三、台大數學系教授史英、《當代》雜誌社總編輯金恆煒等學者與藝文界人士共百餘名，組成了「公共電視民間籌備會」，其成立宗旨明白表示要求政治與商業力量同時退出媒體：（自立早報，1993/6/22: 1）
【公視民籌會】在促使公共電視成為全民所有，為公共事務，不受政治與商業介入，反映社會多元化意見的社會公器，並未台灣樹立公共事務運作的模式。
公視民籌會對於〈公共電視法〉草案，表達不同於官方版的意見。首先，他們要求公共電視台的年度經費的五到八成，應從三家無線電視台的電波使用費取得；其次，董事人選應由行政院公開向社會大眾徵選，送請立法院審議；第三，公視法立法完成的同時，原有官方籌備會的主管應同時辭職（敦誠，1993）。成立之後，公視民籌會發動包括傳播學者連署、遊說立法委員等一連串的推動立法工作（馮建三，1998b: 143-197）。
1997年5月底，在隨後由記協等團體與傳播學者所共同組成的「公共媒體催生聯盟」的推動、以及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倉促決定「廢台」所引起的強烈反彈下，延宕八年之久的〈公共電視法〉，終於通過立法院三讀程序；其中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對於內部新聞自由提供了更多一層的保障：
為保障新聞專業自主，新聞部工作人員應互推代表三至五人，與總經理製訂新聞製播公約。
而取得法源依據後的台灣公視，於1998年3月組成首屆董事會、並於同年7月1日開播；由學院與社運界發起的推動公視法立法運動，取得初步成果。
然而資本邏輯侵入台灣媒體領域的腳步，未曾因為公視的成立而有任何遲疑，所以來自學院與社運界的反對內部新聞控制的聲音，也不曾稍歇。2000年5月，台灣民主政治在中央政權的政黨輪替下，邁向歷史新頁；過去在威權體制嚴密控制下的廣電媒體結構，也出現更大的鬆動跡象。因此，由以往推動公視法立法的傳播學者，以及記協、傳播學生鬥陣等團體成員，籌組「無線電視民主化推動聯盟」，展開推動《廣播電視法》修法的無線電視公共化運動。他們表示：（石世豪等，2000）
公共化就是要透過超然獨立的傳播管制與資源分配機構，使無線電視台的方向與內容不受政黨輪替等政治變遷所干擾，也不受惡質收視率競爭的牽制，而能真正及徹底為人民服務，並且提供與民間社會相輔相成的公共論壇寶貴空間。
該聯盟籌備會提出「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落實電視民主化」的四大主張（「無線電視民主化推動聯盟籌備會」會議記錄，2000/5/19）。其具體措施則是先針對〈廣播電視法〉有關無線電視台股權的條文進行修法，俾使目前由省政府與軍方佔大宗股權的台視與華視，收歸政府所有、並轉型為以公益為導向的公共電視；其次則進行相關的配套措施，包括新聞局轉型為專職政府發言機構、設立獨立超然的傳播通訊主管機關、通盤檢討修正電信法及各項媒體法令、制定資訊自由法、以及推動中視與民視簽訂「編輯室公約」等等。這項運動希冀在政治民主化的契機下，藉由政策法令對結構的改造，使無線電視台能夠朝向公共體制邁進，真正獲得媒體內部與外部的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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