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八）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三、無線電視（1993-1996）
雖然印刷媒體逐漸走向自由開放，但廣電媒體的進步卻相當緩慢，國家機器在三家電視台的股權結構以及人事任命上仍佔據絕對的優勢，相關法令與政治運作並未解除，三台繼續扮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這種選擇性逐步開放＼退讓的作法，與當時台灣社會中廣電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影響力提高，逐漸凌駕於平面媒體之上的趨勢，顯然息息相關 。同樣地，社運與政治反對運動團體，也開始體認到電視新聞報導的不公，對於改革團體的殺傷力更甚於平面媒體，因此，改革團體對於無線電視生態環境的改造也毫不客氣。
首先，民進黨於1991年2月公佈電視解禁計畫，並開始一連串要求政府釋出無線電視台頻道的行動。1993年9月1日，包括蔡同榮、李鎮源、李應元、吳樹民等政界、學界、報界人士，組成「民間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馮建三，1995c: 33-34），是為後來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執照的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的前身之一 。
另外，學界與社運界方面也針對無線電視台的表現及產權結構，提出改革訴求。1992年，標舉反對與獨派旗幟的台灣教授協會，展開對無線電視台（當時的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新聞報導的監看行動，分析與說明其間對於反對運動的不公平報導（江文瑜，1994）。他們所組成的「媒體監督小組」指出，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新聞報導「利用影像的剪輯，營造出特定的社會氣氛，將「台獨份子」型塑成破壞社會安定的「民族的惡棍」。企圖將一個應當放入公共領域討論的問題，轉化為道德恐慌的根源，而予以道德上的責難。」（廖偉程，1994：344）。同時，他們也認為：（孫秀蕙，1994：129-130）
【三家無線電視台】壓縮反對勢力的言論空間，大量呈現官方的選舉議題看法，並時時佐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與圖騰……三台在一開始就否定自身為公共領域的角色，阻絕了不同黨派、團體、勢力的媒體近用權 ……自甘為黨營機構，扮演傳聲筒角色。
緊接著，「自由派」色彩鮮明的學者聯合組織「澄社」，則是在1992年開始著手、並於1993年4月出版了《解構廣電媒體》一書。如同當時澄社社長瞿海源在該書序言中所說﹕（鄭瑞城等，1994﹕i）
澄社深深感覺到廣電媒體對民主發展的緊要，也對廣電媒體為執政黨所壟斷的事實極為痛心。作為知識份子，這個狀況最能致力的應該就是澈底深入研究，客觀解析，為合理開放廣電媒體建立理性思考與行動的基礎。
在從學術、歷史及批判的角度，解構台灣的廣電媒體後，該書也提出了實際的建言，要求重新檢討廣電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國家介入問題。其中對於政黨、軍隊退出無線電視台經營的觀念，成為後來以迄目前為止，要求「黨政軍退出三台」呼聲高漲的濫觴之一：（李金銓，1994﹕547-549）
任何政黨不應經營廣電媒體，國民黨應退出中視……國防部及與其有關之機構團體，如黎明基金會和國軍袍澤儲蓄會應讓渡華視和其所控制的電台股權，並退出經營……政府應訂定法律規定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廣電媒體的董事會依法由股東選舉產生，總經理向董事會負責，嚴禁黨、政、軍等外力之介入。
建立在此一結論的基礎之上，澄社於1995年初積極投入建立廣電新秩序的推動工作。1995年2月18日，由澄社邀集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環保聯盟、傳播學生鬥陣、殘障聯盟、中國比較法協會、四○一教改聯盟、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等共九個社運團體，正式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簡稱「三退聯盟」。該聯盟提出了四大主張，分別為「三台股權大眾化」、「全面翻修廣電法」、「成立監督委員會」、「確立編採自主權」。（自立早報，1995/2/19: 1；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1995）
雖然四大主張的訴求，兼顧了要求電視媒體外部與內部新聞自由的原則；但是該聯盟名稱上所高舉的「黨政軍釋股」主張，顯示這個運動主導的意識形態，相當程度地呼應了當時八○年代以降、自英美所吹來的私有化與解禁的思潮。三退聯盟在當時的問答手冊上明白表示﹕（前揭書：21）
【「三退運動」的短期目標是】「黨政軍釋股、股權大眾化」。此聯盟將推動力法院於近期內修改廣電法部份條文，以規範新版廣電法通過前之無線電視營運秩序。一方面要求黨政軍及其外圍團體公開釋出其所有股份，另一方面成立過渡期間之監督委員會，強勢監督三台之經營……
針對當時部份參與該聯盟的團體與學者所提出、有關財團入主黨政軍退出之後的三台的憂慮，三退聯盟提出「無線電視台之股權應予分散，同一股東之股全部得超過百分之一」（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1995：21）的配套修法建議，但整個運動的方向仍是以「釋股」的產權問題作為主軸（馮建三，1995a）。這從該聯盟籌備初期所訂立的運動目標順序，即可略知一二：「本運動目標暫定為：A.黨政軍退出三家電視台……C.黨政軍釋出的三台股權朝分散化處理，以免財團接管」（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籌備工作會記錄二，1995/2/8）。三台股權釋出的目標，明顯是在防堵財團入主之前。
同時，著名的經濟學者、後來也曾任澄社社長的張清溪，於三退聯盟正式成立後三天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或可表達當時一些學者的看法﹕（張清溪，1995）
公營事業既要民營化，財團進駐豈有辦法避免。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財團進駐有何不好﹖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靠財團的貢獻。
三退聯盟以「修法釋股」為主要訴求，自1995年2月開始發動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對象為一般民眾的「會審三台」演講大會、大學校園的巡迴演講、在台視門口為期一週的靜坐活動、以及於5月20日發動為數約五千人的遊行活動（黑白新聞週刊，1995/5/21-27: 53）。另一方面則積極與反對黨合作，先是透過民進黨籍立委，將廣電法第五條修法案送立院委員會審查，但遭國民黨團封殺（中國時報，1995/5/26: 4）；隨後更建議當時的台北市政府相關官員（朱敬一，1995），針對台視向北市租用的竹子湖發射站約期將在當年8月1日屆滿，要求台視必須回應三退聯盟主張、否則收回不再續租（聯合報，1995/5/25: 6）。
後者由於有地方政府行政權的配合、並掌握台視無線電波發射的命脈，因此獲得較為實際的成果。1995年10月2日台視作出六點承諾，包括願意朝股票公開發行努力、支持籌建公共發射鐵塔、尊重市府推動成立電視監督委員會等，北市府因此同意續租。三退聯盟對此雖不滿意、且表達微弱抗議（聯合報，1995/10/3: 13、1995/10/7: 6）；但之前在8月18日、澄社數位學者於中國時報發表〈媒體改造社會運動，繼續努力〉一文之後（朱敬一等，1995），一如昭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三退聯盟的活動形同終止 。然而，對於電視媒體的反對運動持續進行，只是主軸漸由反對外部政治控制、轉向聚焦於內部資本控制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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