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媒體反對運動（二）
本文為五分珠及查德合著
第一節 對外部新聞控制的反對
一、異議性政論報刊（1950-1988）
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對媒體的控制和在大陸時期一樣，一方面透過暴力的機制，另方面建立自己的宣傳通道，其主要的作法包括（鄭瑞城，1988: 39-40）：透過的法令與政策明白的賦予大眾傳播媒體特定的任務和目標；其次，國家機器對於媒介內容實施檢查制度，同時對於媒介表現所給予懲處交由行政機關來認定，而非司法機關；另外，軍事單位亦介入大眾傳播媒介的運作，除了投入媒介經營外，媒介內容的檢查工作亦交付軍事單位，如警備總部執行。
在這些看似嚴密的控制機制限制下，與黨國機器相異的聲音並非沒有出口，隨著台灣內部一連串政治改革運動的發展，連帶的作為反對意見發聲管道的媒介遂因應而生，進而形成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相互支援的現象，而異議的政論報刊便在執政者對政治性集會結社以及大眾傳播的嚴厲控制的氛圍中，成了政治異議分子宣傳政見、糾集民意、組織動員的唯一機關（李旺台，1993: 28），不但政治運動走向雜誌化，雜誌也充滿著政治的色彩。
事實上，1947年以來的幾次包括組黨在內的政治運動 都在政論雜誌的培養下發展壯大（李筱峰，1987: 271；包澹寧，1995: 287），例如，「中國民主黨」的新黨運動中，有《自由中國》雜誌作為言論的中心；《大學》集團的分知識分子政治革新運動，本身就是以《大學》雜誌為基地，並為台灣的政治運動儲備及集結人才；而七Ｏ年代興起的黨外運動中，也有《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以及其後各種五花八門的週刊動諸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改革（李筱峰，1987: 271）。其中，《美麗島》更企圖以雜誌社作為串連黨外運動的根據地，進而形成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創辦的目的主要是源起於，國民黨內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行的內部改造運動，除了表達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外，另一方面則促進國民黨的當權派進行改革。自由中國的言論清楚的揭櫫自由、民主的原則，進而也衍生出對選舉、書刊檢查，以及各種法政金經制度的議論，這分雜誌也因而沾染上明顯的異端色彩（錢永祥，1988: 69-70）。
不過，《自由中國》的初創階段和國民黨政府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不但經費由教育部編列，省府亦提供住宅予以使用，甚至部隊中也訂閱該雜誌給官兵閱讀（李筱峰，1987: 59），一直到1951年6月，《自由中國》發表〈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針對政府的貪污問題加以抨擊，才引來官方的壓力。1956年10月《自由中國》推出的「祝壽專號」為文建議蔣介石必須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實行軍隊國家化，這樣的主張引起國民黨及軍方的不滿與有計劃的批判，攻擊《自由中國》「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李筱峰，1987: 59-61）。
自由中國的炮火越來越來猛烈，而當這群外省籍的改革者與台籍人士聯合倡議組織新黨後，更讓這分刊物及主事者面臨停刊與牢獄之災。1957年4月下旬，臺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郭國基等多位無黨籍人士順利當選省議員，選舉過後，李萬居召集各地的無黨籍及民、青兩黨人士召開選舉檢討會，雷震也應邀發表演說，並欲進一步組織新黨（李筱峰，1987: 70-72）。事實上，在選舉期間，《自由中國》便已發表專文表達地方自治與組黨問題的看法。同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國社舉辦的歡迎胡適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長的茶會中，胡適發表了一篇「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公開主張由知識份子、教育界、青年出來組織一個在野黨。
不論是下鄉的草根組織與座談活動，或者透過文字、演說的熱情主張，《自由中國》雜誌社根本就是組黨與改革的連絡中心（李旺台，1993: 3），因此，官方的逮捕行動自然就將雷震與《自由中國》視為首要對象。1960年9月4日，警總突然逮捕雷震與傅正等人，並宣佈《自由中國》言論觸犯有利叛徒之宣傳，應提交軍法審判（許介麟，1997）。
國民黨的懲治名單當然不只雷震與《自由中國》，參與組黨的台籍人士及其經營的刊物也名列其中。例如，在經濟上抵制吳三連所經營的事業，迫其離開台灣，高玉樹則被控瀆職與竊盜，而李萬居所經營的《公論報》則遭到停刊的命運。
《公論報》與《自由中國》是戒嚴初期少數敢直接批判黨國體制的媒介，主要的經營者也投身於組織新黨的活動。在李萬居參與組黨活動，國民黨便已透過各種方式企圖封鎖公論報。雷震下獄後，《公論報》除了呼籲要用司法審判外，更明白揭露「雷震案」是一場為了扼殺新黨生機的政治陰謀（林麗雲，1999: 19）。國民政府控制《公論報》的手段包括了：不准政府機關購買該報及刊登廣告，並且不准報攤公開販售《公論報》，甚至企圖將李萬居打為中共的同路人。雖然這些手段並未直接迫使該報關門，但卻也使得李萬居不得不透過增資的手段來維持營運，而此時國民黨則趁機融資介入，並改組報社，最後則在法院判決後，《公論報》被迫轉手（楊錦麟，1993: 345-346；轉引自馮建三，1995b: 182、林麗雲，1999: 19）。
這兩份出版品分別從執政黨內、外批評時政，最後則因涉身於反對黨的創設而被迫停刊及易手，不過，批判時政的聲浪並未就此停止，《文星》、《大學雜誌》、《台灣政論》、《夏潮》、《這一代》、《八十年代》等刊物相繼出現，這些刊物多數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除了部分內容涉及文化、思想、藝術層面外，大多對當時的政經體制提出嚴厲的批評。然而由於組成與定位的不同，他們所採取的角度也各有差異。例如，《大學雜誌》被認為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標榜著一種自由主義的理性態度（南方朔，1978: 50）；夏潮則結合了一批有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企圖在台灣形成批判性的左翼論述（郭紀舟，1999: 6），而《台灣政論》、《八十年代》在則突顯了台灣的主體意識，甚至「台灣人出頭天」的口號也已出現（李筱峰，1995: 291）。這些刊物不論其關懷取向與立場與為何，但都代表著威權時期媒介作為另類意見出口的重要意義。
一直到《美麗島》雜誌的創刊，雜誌作為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及「政黨」集結的中心角色才又出現。
1978年年底，黨外人士為了能形成全島串連的態勢，成立了「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並以各地候選人提出共同政見的方式來形成一個整體黨外集團的形像。事實上，當時的黨外人士亦希望能將黨外的力量組織化的運作，以持續選舉期間的運動能量，於是張春男和呂秀蓮發起「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夏潮系統的黃順興成立了第一個民眾服務處；施明德等人則希望成立「黨外總部」，建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 166）：
《美麗島》雜誌的籌辦，是在助選團總部轉換成黨外黨部以後的事情…「沒有黨名的黨」其實是呈現在兩種方式中: 最先是一個黨外的總部。黨外民意代表的聯合辦事處，政治位階較高；另一個是美麗島雜誌社，位階低，但都有實質的組織他和運作（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 186）。
創刊於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士，在實質上具有政黨的雛形，因此，《美麗島》被視為黨外運動的機關刊物（李筱峰，1987: 145）。「美麗島」集團以實質的政黨形態迅速發展，在短短四個月，組成「中央黨部」，推出「黨魁」，在全省各地成立十五個地方黨部（李旺台，1993: 4）。「美麗島政團」在匆促中崛起，快速膨脹，卻在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瓦解（李筱峰，1987: 152），這份發行量一度高達十萬份的黨外雜誌，被迫永久停刊。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雜誌更是大量出現，成為黨外運動發展的一大特色，這時期的黨外雜誌初期多由擔任公職等民意代表而創辦，他們藉著自己的雜誌來宣傳令他們在試會中的問政成績，並建立他們的知名度以突破現實的環境（李筱峰，1987: 195-196）。雖然如此，黨外雜誌仍具有鮮明的改革色彩，對當政的批判依然不遺餘力，此後仍有《鼓聲》、《前進》、《春風》、《新潮流》及鄭南榕的《時代》系列為代表 ，一直到1985年，市面上仍有廿一本使用不同名稱的異議政論雜誌流通（馮建三，1995b: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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