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所有事物背後的一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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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一個大洲上的蝴蝶扇動了一下翅膀，最終就會在另一個大洲引起一場颶風，諾瑪?邁卡維也在無意間戲劇性地改變了整個事件的進程。她只是想進行一次人工流產手術。她是一個貧窮，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任何專業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雖然只有21歲，可她卻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並且都已交給別人領養。1970年，諾瑪發現自己又懷孕了。而在當時的德克薩斯等幾個州，墮胎是違法的。邁卡維的請求得到了一些權勢人物的支持。他們推舉她成為第一訴訟人，向政府提交申請，希望能夠將墮胎合法化。被告是達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Henry Wade）。這時案子已經轉到了美國最高法院（the U. S. Supreme Court），邁卡維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珍妮?羅伊（Jane Roe）。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羅伊女士獲勝，允許在全美實現墮胎合法化。當然，對於邁卡維（羅伊）女士來說，這種宣判已經毫無意義了。她已經生下了那個孩子，並且又把孩子交給了別人領養。（許多年以後，她宣佈放棄擁護墮胎合法化，轉而成為了一名支持生育的積極分子。）
那麼，羅伊訴威德案（Roe v. Wade，諾瑪?邁卡維的化名，由於她的上訴，美國政府最終頒佈了著名的羅伊?威德法案，該法案頒佈於1973年，其內容為美國聯邦法院賦予婦女墮胎權，此法案被視為過去100年中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判決之一。——譯者注）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後，導致有史以來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從犯罪統計的角度來說，事實證明，並非所有的孩子生下來都是平等的。他們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數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環境中的孩子成為罪犯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那些出生在幸福家庭中的孩子。在羅伊訴威德案之後，成百上千萬名女性都跑到醫院實施墮胎手術，這些人大都是那些貧窮、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們的孩子出生的話，他們成為罪犯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普通孩子。可正是由於羅伊訴威德案，這些孩子並沒有出生。這樣一個事實所產生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許多年以後，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將要成為罪犯的時候，犯罪率開始急劇下滑。
真正導致美國犯罪率下降的並不是槍支控制，也不是強勁的經濟增長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潛在的罪犯數量的急劇減少。
當那些犯罪率下降，專家們（也正是那些曾經一度認為犯罪無法遏制的人）開始向媒體大談自己的理論時，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會把墮胎合法化當成一條原因呢？
沒有。
很多人都有過聘請房地產經紀人出售房屋的經歷。
經紀人首先會收集所有的相關資料，拍幾張照片，確定價格，寫出一份吸引人的廣告，積極地向客戶展示房子，商議價格，並最終與客戶達成交易。不錯，經紀人要做大量的工作，可他們也會從中得到不錯的分成。賣掉一所價值30萬美元的房子之後，她一般會得到6%的提成，也就是1.8萬美元。1.8萬美元，你會說，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可你也會告訴自己，要是換成自己的話，你可能根本無法成功地賣掉這所房子。按照經紀人的說法，他們知道怎樣“將房子的價值最大化”。所以他們從你這裏賺到了錢。
不是嗎？
房地產經紀人不同于犯罪學家，但他們確實是專家。他們比一般人或者房屋委託人更加瞭解房子的實際情況，房子的實際價值，房屋交易市場的狀態，甚至是買家的心態。你需要依靠他才能獲得這些資訊。事實上，這也正是你雇用他的真正原因。
隨著我們的社會分工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無數這樣的專家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系統當中不可或缺的人。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修理工、抵押經紀人、金融理財師，他們都擁有巨大的資訊優勢。而且他們也在用這種優勢來幫助自己的委託人得到他們想要的最好價格。
不是嗎？
這種想法確實不錯。可專家也是人，人都會受到動機的支配。因此，任何一位元專家對待你的方式將取決於他的動機。有的時候，他的動機會對你有利。例如，一項對加利福尼亞汽車修理工的研究表明，他們常常會讓那些有輕微故障的汽車通過檢查，以此來減少小額修理帳單的數量，因為這樣可以為他們帶來很多回頭客。可另一方面，有些專家的動機也可能會對你不利。一項醫學研究表明，在那些出生率下降的地區，醫生實施剖腹產的概率要高於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區，這說明，當行業競爭比較嚴峻的時候，醫生們往往會給病人實施更加昂貴的手術。懷疑“專家們可能會濫用職權”是一回事，可要證明這一點又是另外一回事。證明這種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比較一下這些專家對待你的方式和對待他們自己有何不同。遺憾的是，外科醫生從來不會給自己動手術，他的醫療檔案也不會被公之於眾；汽車修理工本人汽車的維修記錄也是如此。
但房地產經紀人的檔案卻是可以被公開的。而且房地產經紀人也常常會出售自己的房產。一份綜合了近期芝加哥郊區將近10萬筆房屋交易記錄的資料表明，在這些房屋當中，有超過3 000所是屬於經紀人本人所有的。
在對這些資料展開研究之前，我們最好先提出一個問題：當房地產經紀人在銷售自己的房屋時，他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很簡單：儘量賣出高價。可以想像，當你出售自己的房屋時，也抱有同樣的目的。因此你的動機看起來好像跟經紀人的動機完全一致。畢竟，她需要根據房屋售價來領取傭金。
可事實上，傭金往往並不能發揮其原有的激勵作用。首先，6%的傭金通常會在賣方經紀人和買方經紀人之間進行分配。然後雙方經紀人會把一半傭金上繳給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就是說，最終進入經紀人口袋的只有1.5%的傭金。
所以在出售一所價值30萬美元的房屋的時候，經紀人所得到的傭金實際是1.8萬當中的4 500美元。你或許會說，這也不錯啊！可如果你的房屋實際價值高於30萬美元怎麼辦？比如說，如果經紀人只要再努力一下，多一點耐心，多在報紙上登幾篇廣告，就可以把房屋的價格提高到31萬美元呢？那樣扣除傭金之後，他就可以幫你多賺9 400美元。可經紀人所得的份額，也就是多出1萬美元中的1.5%，只有150美元。要是你賺9 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賺150美元的話，你們之間的利益或許根本無法實現一致，尤其是當她需要支付所有廣告費用，並完成所有工作的時候。經紀人是否願意為了得到150美元而付出更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呢？
引言：所有事物背後的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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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把那些經紀人出售自己本人房屋的銷售資料以及出售委託客戶房屋時的銷售資料進行對比。通過對芝加哥郊區10萬所房屋的銷售資料進行分析，並考慮到所有變數（如，地點、時間、房屋品質、外觀等）的因素，我們發現，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時，房地產經紀人將房屋保留在市場上的時間通常比一般時間延長10天，房屋售價通常也會高出3個百分點，即一所價值30萬美元的房屋售價通常會多出1萬美元。當她出售自己的房屋時，經紀人通常會等到最高的報價；而當他出售委託人的房屋時，他很可能會急於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個合理價格。跟那些依靠收取傭金獲利的股票經紀人一樣，房地產經紀人希望達成交易，而且要儘快。為什麼不呢？即便把房屋賣個好價錢，他所得到的份額也只有150美元，這樣的數目顯然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所有的關於政治活動的爭論當中，有一條被認為是絕對真理：金錢可以幫助候選人贏得選舉。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邁克爾?布魯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約翰?科茲尼這些都是政治鬥爭當中最新發生而又最富戲劇性的例子。［Jon Corzine，2003年阿諾德?施瓦辛格在美國加州州長競選中獲勝，此次競選共籌集高達八百余萬美元的捐款；美國著名的金融諮詢服務公司彭博諮詢公司（Bloomberg LP）的大老闆邁克爾?布魯姆柏格在2001年紐約市市長競選中獲勝；2005年參加競選新澤西州長的約翰?科茲尼曾是華爾街高盛投資公司（Goldman Sachs）的董事長，在2000年自己出資6 500萬美元成功競選聯邦參議員。——譯者注］（我們在這裏先不考慮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說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邁克爾?霍夫頓（Michael Huffington），尤其是湯瑪斯?格裏薩諾（Thomas Golisano），他在接連三任的紐約州長選舉中共投入了9 300萬美元資金，並分別贏得4%、8%和14%的選票。（美國前佛蒙特州州長、民主黨2004年總統候選人霍華德?迪恩，通過互聯網籌款超過5 000萬美元，但仍然在總統競選中敗給了喬治?布希；財經雜誌《福布斯》的發行人兼主編史蒂夫?福布斯，曾於1996年和2000年兩度在美國共和黨內競逐參選總統的提名，均告失敗；邁克爾?霍夫頓在2003年在加州州長競選中中途推出選舉；湯瑪斯?格裏薩諾，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政治家之一，曾三次在紐約州長競選中失利。——譯者注）
事實上，選舉資料表明，那些在選舉中投入資金較多的候選人通常獲勝的概率也會比較高。可金錢真的會有如此威力嗎？
這樣想似乎是符合邏輯的，就好像人們會相信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的經濟會導致犯罪率下降一樣。可兩件事情彼此關聯並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導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關聯可能僅僅意味著是兩個因素（比如說我們可以稱其為X和Y）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們並不知道這種關係的方向。很可能是X導致了Y，也可能是Y導致了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發的。
舉例說明，在謀殺案多發城市中，員警的數量通常也會比較多。我們現在可以思考一些城市中員警和謀殺案之間的關聯。丹佛市和華盛頓特區的人口數量幾乎相等，華盛頓特區的員警數量幾乎是丹佛市的3倍，可它的謀殺案數量卻是丹佛市的8倍。除非擁有更多的資訊，否則你很難判斷是什麼引發了什麼。有些人可能認為是華盛頓那些多餘的員警導致了謀殺案發案率的上升。歷史表明，人們很容易作出這種隨意性的猜測，並根據這種猜測作出一些極不負責的判斷。曾經有這麼一個故事，俄國沙皇聽說那些疾病肆虐最為嚴重的省份往往正是那些醫生最多的省份。於是他立即命令處死所有的醫生。
好了，現在讓我們回到選舉資金的話題上。要想找出金錢和選舉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需要考慮一下選舉過程中選民的心態。比如說你可能會捐給某位候選人1 000美元，因為你覺得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競選，金錢可能會影響到最終的結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選人註定會獲勝，你之所以進行捐贈，只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將來考慮，想討好一下勝利者罷了。而那位沒有獲得捐贈的候選人顯然是一位註定的失敗者。（你可以問問那些在依阿華州或新罕布什爾州失利的候選人。）因此有希望獲勝的候選人所籌集到的資金顯然比那些當選無望的候選人要多。那麼資金會如何分配呢？潛在的獲勝者顯然會擁有更多的現金，但他們只會在有可能失敗的時候才投入大量現金，否則，他們拿什麼來對付後面那些更可怕的對手呢？
現在假設我們有兩位候選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則不那麼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選人會籌集到更多的資金，並輕鬆贏得選舉。那麼，是這些錢幫助他贏得了選票，還是他的魅力幫助他贏得了選票和捐款呢？
這是一個極為關鍵，卻又難以回答的問題。畢竟，候選人的魅力並不容易衡量。怎樣才能衡量一個人的魅力呢？
關鍵是衡量一位候選人在跟自己進行較量時的表現。也就是說，候選人A很可能在2年或者4年之後並沒有太大變化，候選人B也是如此。如果假定候選人A在兩次連續的選舉中所遇到的對手都是候選人B，而他在兩次選舉中所投入的資金數量不相同，那麼，由於候選人的個人魅力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變的，所以我們就可以衡量金錢對兩次選舉的影響。
符合這種情況的案例有很多，事實上，1972年以來的美國國會選舉中，這種情況出現過上千次。那麼，在對這些案例進行分析之後，我們會得出一個怎樣的結果呢？
結果相當出人意料：候選人投入的金錢數量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事實上，即便一位元候選人將自己的競選預算削減一半，他所損失的選票數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會輸掉的候選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資，他們也只能多贏得1%的選票。所以對於一名候選人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錢，而是你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本書第五章當中，我們在“家長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上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有些政治家極具人格魅力，他們本身就對選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有些政治家則不具備這種吸引力，無論花多少錢也無法改變這種情況。［當然，梅塞爾（Messrs）、迪恩、福布斯、霍夫頓和格裏薩諾都很清楚這一點。］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每位候選人還會在選舉當中投入大量金錢呢？通常情況下，在一屆選舉活動（包括總統競選、參議院及眾議院競選）期間，美國人平均投入的選舉經費高達10億美元。你可能會覺得10億美元實在是一個大數目，可事實上，跟美國人在其他遠遠沒有選舉重要的問題上的花費相比，10億美元並不算多。
比如說，美國人每年在口香糖上花掉的錢就有10億美元。
引言：所有事物背後的一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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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並不是要在嚼口香糖和選舉花費之間進行對比，也不是要討論那些不夠敬業的房地產經紀人，也不是要討論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率的影響。我們當然會涉及這些問題，除此之外，我們還會討論到其他類似的問題，例如父母教養子女的藝術、欺騙問題、三K黨的內部運行機制以及《最弱的一環》（the Weakest Link）節目中的種族歧視問題等等。可本書的真正目的在於揭開現代生活的表層，探究其內部的運行機制。我們將在本書當中提出很多問題，有些是瑣碎的小問題，而有些則是事關生死的大問題。我們將從資料中尋找答案，無論這些答案是來自學生們的測試分數，還是紐約城的犯罪統計資料，還是毒品販子的財務記錄。能夠對某個主題形成觀點或理論是件好事，人類的本性也是如此，可當我們對資料進行誠實的評估，並以此來取代簡單的判斷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倫理道德代表了人們希望這個社會運行的方式，而經濟學則勾畫出了它的實際運行方式。經濟學是一門特別講究分析的科學，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套強大而靈活的工具，可以讓人們對大量的資訊進行分析評估，從中找出每個因素可能對其他因素，甚至是整體所產生的影響。這也正是“經濟”的真正要義，也就是大量關於工作、不動產、銀行業以及投資等方面的資訊。但經濟學為人們提供的工具也可以被輕鬆地應用到其他更有趣的學科當中。
本書從非常具體的社會現象入手，通過分析提出了如下基本觀點：
動機是現代生活的基石。理解動機或者找出人們真正的動機，幾乎是解決所有問題（包括暴力犯罪、體育賽事作弊、網上約會等）的關鍵。
傳統智慧（即通常的說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提出的一個概念，通常指那些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卻因為有錢有勢的人普遍使用，結果就為公眾所接受為真理的說法。——譯者注）常常是錯誤的。犯罪率在20世紀90年代並沒有持續上升，金錢本身並不能幫助候選人贏得選舉，每天喝8杯水也不會對你的健康有任何積極影響。傳統智慧的形成往往並沒有實際的證據，雖然通常很難看透，但它們仍然可以被推翻。
許多看似戲劇性的結果都有著久遠的，甚至是微妙的起因。問題的答案往往並不在眼前。諾瑪?邁卡維（Norma McCorvey，一位曾經在七十年代初對整個美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德克薩斯州女孩，她在21歲時曾經向法庭指控禁止墮胎的法律違反了她的基本人權，案件最終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並最終導致美國聯邦法院最終宣判墮胎合法化。——譯者注）對犯罪率下降所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槍支控制、經濟形勢以及新的巡管政策的總和。而且在下文中我還要講到，一個名叫奧斯卡?德尼祿?布蘭登（Oscar Danilo Blandon）的人對美國毒品交易市場的影響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
“專家”們——從犯罪學家到房地產經紀人——會利用自己的資訊優勢來為自己謀求利益。但是他們也可能會因此而反受其害。而且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他們所享有的資訊優勢正在日益萎縮，棺材價格和壽險價格的日益下滑就是很好的例子。
知道去衡量什麼以及如何衡量，可以使我們這個複雜的世界變得簡單。如果你知道如何通過正確的方式來分析這些資料的話，你就可以解釋那些平時根本無法破解的謎。畢竟，對於那些希望能夠徹底瞭解這個世界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資料更有威力了。
所以本書的目的也正是去探求隱藏在每個事物背後的真相。這個過程有時可能會讓人感到巨大的挫折。有時候人們可能感覺自己是通過一根稻草甚至一面哈哈鏡來窺探這個世界；但這種做法的目的在於向人們提供許多不同的解釋，並以一種罕見的方式來驗證這些解釋。從某些方面來說，對於一本書而言，這或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理念。大多數書都會提出一個明確的主題，用一兩句簡潔的話來進行概括，然後對整個故事進行展開敍述，比如鹽的歷史、民主的脆弱性、標點符號的使用和誤用等等。而本書卻沒有一個確定的主題。我們確實考慮過圍繞一個具體的主題來創作一本書（比如說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及應用等）可這種想法一共只持續了6分鐘，最終還是決定用一種歷險的方式來完成這本書。我們當然也會應用當前經濟學中一些最好的分析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我們跟隨著自己的好奇心任意地進行探索。所以我們給自己的研究方法取了一個專有名稱：魔鬼經濟學。本書中講述的案例可能並不是標準經濟學教材中經常使用的案例，但以後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由於經濟學主要是一套針對某個主題展開研究的工具，所以任何一個主題都不應該超出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本來計畫成為一名道德家，結果卻在這個過程中不經意地成為了一名經濟學家。當他於1759年出版自己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的時候，現代資本主義正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亞當?斯密被這種新興力量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所深深吸引，但讓他感興趣的並不僅僅是數字。真正讓他感興趣的，是社會發展對於人類的影響，經濟力量正在迅速改變人們在特定環境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為什麼有的人會欺騙或偷竊，而另外一些人卻不會這麼做呢？一個人不經意間作出的選擇將會如何影響到其後的一系列人呢？在亞當?斯密的時代，人類的行為動機被放大了10倍。這些變化對他那個時代所產生的震盪和影響，無異于現代社會對於當今人類所產生的震盪和影響。
亞當?斯密研究的真正主題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範之間的衝撞。在《世俗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一書的寫作過程中，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broner，美國作家和經濟學家，他年輕時便以一部描寫世界經濟學大師思想的著作一舉成名。——譯者注）曾經疑惑亞當?斯密怎樣才能將人類這種自私的動物的行為跟人類社會所運行的道德規範區分開來。“亞當?斯密認為，答案就在於我們能夠將自己置於一個第三者的立場，使自己成為一名公正的觀察者，”海爾布隆納寫道，“然後通過這種方式來形成一種確切的理念……並對一個案例進行客觀的衡量和評估。”
試想一下，你正在跟一位第三方（這裏的第三方也可以是兩個人）來研究某個有趣的案例。在這個過程中，你首先需要提出一個以前沒有被提出過的問題。比如說：學校老師跟相撲運動員之間有何共同之處？
網上進行約會的人會怎樣撒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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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闡明這樣一個觀點：
沒有什麼比資訊更加強大，
尤其是當資訊這種力量被濫用的時候。
潛入三K黨……
為什麼說專家最有可能欺騙我們……
資訊濫用的故事……
為什麼一輛新車在一開出工廠就會立刻貶值……
破解房地產經紀人的密碼：“狀態良好”到底是什麼意思？……
特蘭特?洛特真的比大多數《最弱的一環》的參加者們
更加有種族主義傾向嗎？……
列維特是第一個敢於承認自己的某些研究主題（比如說對《最弱的一環》節目中的歧視現象的研究）有些瑣碎的經濟學家。但同時他也向其他經濟學家展示了他們可以怎樣利用經濟學工具來解釋現實世界。“列維特被認為是一個半神式的人物，是當今經濟學領域，也可能是所有社會學科領域當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人之一，”加州理工學院經濟學家科林?卡莫爾（Colin F. Camerer）這樣評論道，“他幾乎成了所有經濟學研究生們的偶像，當那些研究生們走進經濟學院大門的時候，他們都希望成為列維特那樣的人，只不過大多數研究生的創造火花都被淹沒在無窮無盡的數學研究上了。”
——《紐約時報雜誌》，2003年8月3日
從整個組織的層面來說，三K黨（Ku Klux Klan）在其發展歷史上有著明顯的波折。該組織成立於美國內戰結束初期，其創始人是來自田納西州普拉斯基市的6位美國聯邦軍隊士兵。在這6名年輕人當中，有4位是很有前途的年輕律師，剛開始建立該組織的時候，他們只是集合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組織名稱中的“Kuklux”是希臘語“kuklos”的變體，其意為“圈子”，然後他們又在這兩個單詞後面加上了klan，因為他們都是蘇格蘭—愛爾蘭移民的後裔。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只是在夜間搞一些惡作劇，比如說披著白色床單，帶著枕套頭巾在鄉間騎馬。三K党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恐怖組織，專門從事恐嚇和殺害被解放農奴的活動。三K党的領袖當中，有5位前任聯邦軍隊的將軍；對解放農奴運動深惡痛絕的農場主是他們的堅定支持者。1872年，尤利烏斯?格蘭特總統（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在參議院指明了三K黨組織的真正目標：“通過暴力和恐怖手段，破壞所有與其觀念不符的所有政治活動，剝奪有色人種攜帶武器和自由投票的權利，壓制有色種族兒童受教育的權利，使有色種族儘量在農奴狀態下生活。”
三K黨早期主要通過散發傳單，淩遲處死、射殺、焚燒、鞭笞農奴，以及其他恐嚇形式等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他們的目標主要是那些被解放的農奴和支持黑人投票權、購買土地權和受教育權的白人。然而，由於政府的法令和武裝干涉，大約在10年之內，三K黨幾乎絕跡。
雖然三K黨組織已經瓦解，但是它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吉姆?克羅法案（Jim Crow Laws）”的制定得到了實施。在解放農奴運動期間，美國國會一直在大力推行相關法律、社會和經濟措施來保證農奴獲得自由，現在它開始以同樣快的速度收回這些權利。聯邦政府同意將部隊從南方撤回，允許在南方重新建立白人統治。在普萊西訴弗格森一案（Plessy V. Ferguson，美國內戰結束後，原退出聯邦的南方各州政府改組後再次加入聯邦，白人重新控制了南方的立法機構，並通過了歧視黑人的法律，實行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一案是對該法律的一次重大考驗。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維護路易斯安那州關於在鐵路上對旅客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律。9名大法官中有8人認為，只要火車上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設備是平等的，種族隔離就沒什麼不對。——譯者注）當中，美國最高法院批准了全面的種族隔離政策。
從這時起一直到1915年的這段時間裏，三K黨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休眠狀態，直到1915年，D.W.格裏夫斯（D.W.Griffith）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原名為《三K黨》（The Clansman），引發了三K党的復興。格裏夫斯把三K党描述成白人文化的十字軍鬥士，是美國歷史上最高貴的武裝力量之一。他在電影中引用了一位知名歷史學家所著的《美國人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當中的一句話：“最後，偉大的三K黨終於出現了，他們建立了一個真正的南方帝國，並切實承擔起了保護南部聯邦的責任。”該書的作者是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是聞名一時的學者，並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
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復興的三K黨宣稱自己已經擁有800萬名成員，其中包括當時的美國總統沃倫?哈丁（Warren G. Harding），據報導他曾經在白宮宣誓效忠三K黨。此時，三K黨的活動範圍已經不再局限於美國南部，而是擴展到了整個國家；它所關注的問題也不再局限于黑人問題，而是擴展到了天主教徒、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工會分子、移民、煽動鬧事者，以及其他對現狀不滿的人群。1933年，隨著希特勒在德國掌握大權，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第一個闡明新三K黨和歐洲新威脅之間的區別：“報紙上都說希特勒是在模仿墨索里尼，”他寫道，“可在我看來，他其實是在學習三K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和其他一系列美國國內的動亂一度讓三K黨處於低潮狀態。公眾開始對三K黨產生抵制情緒，他們不能容忍一個組織在戰爭期間從事分裂國家的活動。
然而就在短短幾年時間裏，三K黨出現了大規模復興跡象。隨著戰時的焦慮情緒逐漸讓位於戰後的不穩定情緒，三K党成員再度活躍起來。幾乎就在太平洋戰爭勝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這一天宣佈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譯者注）之後的兩個月之內，亞特蘭大的三K党成員在石頭山［Stone Mountain，羅伯特?李將軍（Robert E. Lee）的雕像所在地］前點燃了一座高達300英尺（約102米）的十字架。根據一位元三K党成員的說法，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讓那些黑鬼們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三K黨又回來了。” 此時亞特蘭大已經成為三K黨的總部。該組織跟喬治亞州的主要政治家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三K黨在喬治亞的組織中甚至包括了許多員警和當地官員。三K黨是一個秘密組織，它的成員之間一般都是通過暗號進行交流，可該組織的真正威力並不在於此，而是在於它在公眾心目當中引起的恐怖情緒，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K黨和當地的執法部門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
按照三K党成員內部的說法，亞特蘭大就是“看不見的三K党帝國的王者之城”，那裏同時也是斯戴森?甘迺迪（Stetsen Kennedy）生活的地方，這位30歲的年輕人雖然跟三K党成員之間有著一定的血緣關係，可他本人卻是一位堅定的反三K党分子。他出生於一個聲名顯赫的美國南部家庭，其家族中出過兩名《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署者、一名聯邦軍隊的軍官，以及約翰?斯戴森（John B. Stetson）——著名帽業公司的創始人（斯戴森大學就是根據他的名字命名的）。
網上進行約會的人會怎樣撒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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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戴森?甘迺迪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威爾市一座有14個房間的大房子裏出生，是5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他的叔叔布萊迪（Brady）是一名三K党成員。可斯戴森第一次接觸三K黨卻是通過自己的保姆佛羅（Flo）。這位一手帶大斯戴森?甘迺迪的黑人保姆被一群三K党成員綁到了一棵大樹上，遭到了毆打和強姦，就因為她在一位少找給她錢的白人司機後面牢騷了幾句。
甘迺迪因背部疾患而未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在國內捍衛自己的國家。在他看來，這個國家當時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偏見。於是甘迺迪就成了一名所謂的“遊蕩的不滿者”，他開始四處發表文章、出版圖書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抨擊偏見觀念。他跟伍迪?古斯裏（Woody Guthrie）、裏察德?萊特（Richard Wright）以及其他許多激進分子都成了好朋友；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還在法國出版了他的作品。
對於甘迺迪來說，寫作並非易事，也並非樂事。他骨子裏只是一名鄉下孩子，他更喜歡釣魚而不是寫作。可他對自己的事業充滿了決心。他甚至成為了反誹謗聯盟戰後消除偏見活動的唯一一位比較有教養的成員。（他還發明了“皺眉力”這個短語，這個短語成為當時反誹謗聯盟的核心口號，它號召人們對於那些偏見性的言論“皺起眉頭”，以此來抵制公開場合的偏見行為。）他還成為了《匹茲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當時美國最大的一份黑人報紙，唯一一名白人記者。［他以戴迪?蒙森（Daddy Mention，一位黑人民間英雄，傳說他奔跑的速度甚至超過了員警射出的子彈的速度）為筆名在該報紙上發表關於南部種族鬥爭的專欄文章。］
使甘迺迪做出這些行為的，是他對“心胸狹窄”、“無知”、“恐嚇”行為的憤怒，在他看來，最明顯地體現出所有這些特點的組織莫過於三K黨了。甘迺迪把三K党看成是白人統治本身的恐怖武器。三K黨跟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執法等部門的領導者之間有著根深蒂固的關聯。公眾受到恐嚇，感到自己在三K黨面前無能為力。而且當時的一些反仇恨組織對三K黨知之甚少。正像甘迺迪後來寫道的那樣，他對一個關於三K黨的事實尤其感到好笑：“幾乎所有關於這個話題的資料都是評論性的，作者們都是在反對三K黨，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關於三K黨的內部資料。” 於是就像所有堅定、無畏、足智多謀的反偏見人士那樣，甘迺迪決定潛入三K黨內部來獲取資料。
甘迺迪開始在亞特蘭大尋找那些看起來“好像是三K党成員的人”，按照他的說法，“一般這些人看起來都一臉愁容而又面容冷酷。”一天下午，他跟一位名叫斯裏姆（Slim）的計程車司機坐在一家酒吧裏聊天。“這個國家需要由三K黨來統治，”斯裏姆說道，“這是唯一能夠讓黑鬼們、還有印第安紅毛鬼呆在原地的方式。”
甘迺迪給自己取了個化名，叫約翰?佩爾金斯（John S. Perkins）。他告訴斯裏姆他的叔叔布萊迪?佩爾金斯（Brady Perkins）就是一名三K党成員。“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對吧？”他問斯裏姆道。
聽到這話，斯裏姆立刻叫了起來：“它昨天在，今天在，永遠都會存在！三K黨萬歲！上帝會給我們派人來的！”斯裏姆對佩爾金斯說“你很幸運，”因為“眼下三K黨正在招募新成員。”以前會員需要交納的10美元費用（加入三K黨通常會遇到的問題包括“你恨黑鬼嗎？你恨猶太人嗎？你有10美元嗎？”）現在已經降到了8美元。除此之外，每個三K党成員都需要交納10美元年費，還有15美元的制服費用。
甘迺迪記下了各種費用，假裝很難籌到這筆錢，但他表示願意加入。很快，他在石頭山頂參加了一次盛大集會，宣誓效忠三K黨。從那以後，甘迺迪開始每週參加三K党集會，並在集會結束之後立即趕回家裏，用自己發明的密碼記錄下集會情況。他知道了三K党在本地區的領導者的身份，並瞭解到了三K党成員的等級、儀式以及暗語。根據三K黨的習慣，他們會在許多單詞前面加上kl兩個字母；比如說在表示“兩個三K党成員在當地的一個‘Klavern’（原意為‘洞穴’，其正規的英文寫法是cavern，在這裏三K党成員將其寫成‘Klavern’，用來指代三K黨的活動地點。——譯者注）裏舉行一次談話”的時候，他們會說“two Klansmen hold a Kl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Klavern 。”（正常的說法應該是“two Klansmen hold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cavern.”——譯者注）。許多類似的習慣都讓甘迺迪感到非常可笑。比如說在握手的時候，三K党成員會伸出左手，吊起手腕，就像釣魚一樣。當一名三K党成員來到一個陌生的城鎮，想尋找當地的三K党成員時，他會問周圍的人是否是“Ayak先生”，“Ayak”就是“你是三K党成員嗎？（Are you a Klansman?）”的縮寫。如果對方是的話，他就會聽到這樣的回答，“是的，我還認識一位元‘Akai先生’。”“Akai”是“我是三K党成員（A Klansman Am I）”的縮寫。
不久之後，甘迺迪被邀請加入“Klavaliers”（cavaliers，三K党的騎士團。——譯者注），也就是三K党的秘密員警組織。在加入騎士團的時候，按照規定，他必須用小刀劃破自己的手腕，滴血盟誓：
“作為一名三K党成員，你能否對上帝鄭重起誓，保證你永遠不會洩露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內部機密？”
“我起誓。”甘迺迪回答道。
“你是否願意發誓，給自己配備一把好槍和足夠的火藥，這樣當黑鬼們鬧事的時候，你就有足夠的力量來制服他們？”
“是的。”
“你是否願意竭盡全力來保證白人的出生率？”
“是的。”
然後甘迺迪立刻被告知交納10美元作為加入騎士團的費用，另外每個月還要交納1美元作為應付騎士團的開銷。按照規定，他還必須購買一套帶帽子的長袍，並把它染成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