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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其实反映了中国的危机

“愤青”者，顾名思义，愤怒青年也。回顾历史，也许令人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革命和反叛的年代——“愤青”风靡全球。





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本文说的中国“愤青”，指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成长的一批年轻人。由于“愤青”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关系密切，它成为国内网民、媒体、学术界，乃至政府关注的对象，不少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人士也瞄准了它。

西方人普遍认为，“愤青”乃中国大陆网络中极端的青年民族主义者。他们通常是30岁以下的大学生，男性，经常上网。他们极端爱国，非常关注国计民生，特别是祖国统一和强大，因而在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上发言尤多。西方人对中国“愤青”之理解，常常隐含了三个重要的意含:其一，从“愤青”的角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因为他们不是防御性的，而是排外、仇外与进攻性的。其二，他们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因为这些大学生为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所塑造，并接近国家权力，从而也是既得利益者。其三，中国的“愤青”，也就是中国的大学生，等待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拯救，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工具。

国内也有学者将“愤青”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针对国内问题的愤青，前者主要是排外愤青，主要包括三类，反日和反美愤青，本·拉登和萨达姆的崇拜者（作为反美的分支），要求武力攻台者。这一论断将民族主义“愤青”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我看来，不少学者对中国“愤青”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与脸谱化，他们不仅忽略了中国的社会性力量迅捷成长，也带有明显的“救世主”之姿态。中国“愤青”的兴起，与全球化，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与霸权国的美国、与地区强国的日本的关系，中国的国家统一（主要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国家建设等议题息息相关，而这些问题又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相联。

首先，全球化所蕴含的一体化倾向促使国人思考并寻找中国的“自我”性，即如何在一体化和工具理性咄咄逼人的势头下彰显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标识出中国性恰恰是“愤青”的首要特征，这确与全球化的压力相关;其次，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愤青”的成长。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民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屈辱历史塑造了国民的“悲情”特征，或者说，那一直是中国人的心头之痛，“财”大之后“气”粗，发泄一下积怨已久的情绪，何其自然。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成长并没有塑造出足够自信的中国国民性格，自信与自卑，确定与不确定糅合在一起，让中国老百姓，特别是敏感和易冲动的青年具有鲜明的羡恨交织的特点。

这是因为，中国还在崛起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远未清晰地奠定；世界霸权国的美国与力图主导东亚国际体系的强国日本均虎视眈眈，其遏制政策从未拿下案台，中国与它们之间的磨擦与矛盾亦不绝如缕。加上台湾问题这一影响中国崛起的“生死大劫”，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们产生一些焦虑、愤恨，甚至暴力情绪冲动，也可谓源头有水。此外，中国国内制度建设并不明朗，社会问题丛生，让国人难以确定实质性的国家认同，这也诱发了青年们的抱怨。

正是以上问题和事态促使中国“愤青”不断“成长”，说严重点，它也是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危机）的一个表征。或者说，青年之所以愤怒，乃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其核心是中国的国际定位和国内定位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