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点击数：168 更新时间：2009-7-7 15:01:01
一
当野夫兄跟我说，他要把他跟熊召政的恩仇写出来，国恨家仇，以清理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经验时，我内心里的期待难以言喻。他很快把文章发给我看，我看后叹息着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一天来了。
我期待过文明的即时裁决，中国人当下的复仇审判。四五年前，我在不少场合说过清算审判的意义。我希望，所有文明世界的华人们，有义务寻找、组建这样的法庭，所有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有义务勇敢地承担这样的审判功能，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世界人士，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法理智慧，从而使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审判。
我当时写过这样的句子：“对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的审判自然不用多说，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
但我的希望似乎遥遥无期。中国人习惯忍受、苟活，以待将来。似乎“将以有为也”，所谓“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文明转型的国家政治似乎也证实，只有在国家政体改变之后，对前一时代的罪恶才能得到清算。
但就是这个清算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的知识人。曾经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大陆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曾经所有的中国人期待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陆民主的实现，但中国人对这一民主转型的状态和后果猜测多年，意见分歧。渐进还是革命？一党还是多党？和平还是暴力？
手术无可避免，甚至手术早就开始。但对中国政体的手术，至今参与者不多，清议者多、旁观者多、做秀者多。三十年的改革，对中国专制政体的修修补补、让中国付出生态、世态、心态的高昂代价，换来行尸走肉般的苟延残喘；已经让做秀者们无聊，让旁观者们绝望，让清议者们无趣。
多回避手术的中国知识人至多议论一下中国的难题。即中国一旦获得了民主那清明的理性，将不可避免对昏愦蛮横状态的黑恶进行清算；而犯下罪恶的人、其实是中国最有权势、资源的人对这种复仇、审判也心知肚明，他们因此要么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千方百计保持“中特”专制政体，要么狡免三窟，做好退路。由此中国的民主很难实现。因此，不少人甚至出主意说，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清算是万万不能的，不如先把话说清楚，现在就应大赦天下，实现宽恕和解，对一切偷过抢过骗过杀人过的罪恶实行赦免。据说，非洲的图图主教就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清议辩经似乎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体验。因为说到和解，知识人又说，谁能代表受害者表示和解。而且没有真相，怎么就先来和解。没有清算，怎么就谈起赦免。知识人为此难题唉声叹气，中国的民主转型看来是难解无解的。喜欢体验的中国人则说，看来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民主中国了。观察细致的中国人发现，就在中国知识人装模作样的时候，中国的专制政体似乎如打了鸡血般，再一次亢奋起来。权抢钱私有化的阶段到了尾声，人们期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兼并斗争并未有什么成效，人们期待的钱买权民主化的黑金民主也并未实现，反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钱买权官家化、商业伦理官家化、知识圈子和大学官家化的现象。专制中国在世界面前不知羞耻地作威作福，作践自己的人民和文明的价值。
二
体制在中国社会享有豁免权，一度有如当年的革命、有如当前的改革。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发生，是谓合法伤害权；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而心安理得。是以反右的受害者、文革的受害者，除了痛陈自己的受害，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而那些灾难罪恶的制造者、那些当年的成功者和合伙人，除了归罪于体制归罪于上当受骗，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那些罪恶中人，无论是犯罪还是受罪，他们除了在安全地带羞辱一二弱势的个人，更不会想点儿别的。
中国知识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提起过“忏悔”命题。这种要求别人忏悔的正义，除了行动本身的高调，并未深思我们中国生活经验的罪责和伦理。因此，要求余秋雨，一个在中国社会混得如鱼得水的戏子文人忏悔，并未起到什么效果，也未得到知识界的支持（倒是外媒替知识界说出来了，余秋雨乃“中国文化的羞耻”“在中国文人中素有渣滓之称”）。反而要求迟暮的舒芜忏悔，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一些知识人甚至把舒芜的忏悔看作是一件大事，似乎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舒芜忏悔了，大家都曾置身其中的罪恶的毛泽东时代就算有了一个交待，毛泽东时代就算过去了。
这一要求忏悔运动反证当代知识界的危机。较之毛时代的北京知识人称说舒芜先生为“无耻”、说郭沫若为“四大不要脸”之首，当代的知识人似乎更少了知识的尊严感和认同感。这也难怪今天的知识人多以当学官、商儒、明星作家为荣，难怪“建设中国学术规范”的努力无疾而终。从知识的演进来说，当代知识本应在裁决了“无耻”、“不要脸”之后，深思中国人的罪责，实施更高层面的审判，并跟大众一道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手术尽一份力量。中国手术也许难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精确制导”医理，在化疗、开膛破肚、脱胎换骨诸项选择之间也许难以抉择，但中国手术确实需要知识界提供安慰、提供思想资源。
因此，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比如我们说余秋雨是“糟粕”，说某个官员无耻，某个商人不要脸，但宋朝人就为他们找到了有滋有味的活法儿：“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无论无耻文人、商人、官员是否听得到大家的骂声，他们听得最多最经常的还是恭维。比如新闻界出版界的记者编辑仍会吹拍余秋雨，更不用说官产学三界中对他们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无耻者的奉承。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亲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仍接近他们，而不能显示自身的正义品质，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混下去。借用鲁迅的说法儿，只要他们的亲友的亲友以及更多的人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透，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就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就仍是可以横着走路的“猛人”。
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民众的复仇、清算，比如将北京某林业部门的官员堵杀在家里，比如杨大侠只身一人痛杀上海六人，比如网友向某商人吐上千万口唾沫……。更不用说一些朋友称道的维权，不过是下跪般地讨说法儿，求对话，想商量。其中也有算账之说，但这种算账根本不是清算。即使如此，轰轰烈烈的维权风骚都没领到两三年，就散场了。有办法的暂时继续坐稳自己的奴隶位置，只有无望的民众个人，承受或不能忍受地走上一条本能之路，个人复仇、上访、无望地跪求中国的官产学精英，或者，如生灵般叹息，皈依基督、佛祖……
三
从最乐观的一面观察，中国审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在胡锦涛先生上台之初，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次法西斯社会。这种命名、审判一度让很多朋友不安；因为据说按政治学理论，法西斯政体几乎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无外力挤压，这种政治形态很难垮台。我自己也一度承认次法西斯在治理技术上是后来居上于法西斯，但我不认为它比其他的专制政治更稳定。相反，对比全能社会、法西斯政治来，次法西斯社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正义。
尽管前腐后继，但仍有数量惊人的官员得到了惩处。这种惩处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比如由江湖侠客发现了官员家的上千万脏款，而将其身心带入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这对多得三高症的中国官员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折磨。比如苦主，代表冤苦无告的中国人民对贪腐者实行“制裁”。比如贪官如鼠，逃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被引渡回来，或者提心吊胆、改头换面地做一些赌场看门人、农场砍甘蔗者这样的简单工作。当然，更严重的惩处，是他们被双规，一种自家人发明的据说比朱元璋的“剥皮 ”还要残酷的刑罚。双规者没有不开口的，其中连及妻女者多多，妻子自杀，女儿疯狂……想到这些官员正卷入有史以来最严酷的福报游戏而不自拔，实在让人叹息，他们享用的中国威福确实空前也可能绝后，但他们为此必经的报应也确实令人叹息。虽然，无论双规，还是陈希同、陈良宇一类的地方诸侯被羞辱被审判，我们都应该公正地说，那些报应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如猴子一样乐得看到同类的惨祸。
商人们的报应同样是惨烈的。在大陆投资的香港商人一度联合要求获得某种程度的关注和保障，他们在控诉中国机器开动起来要吃人时，说自己比窦娥还冤。中国人谁会相信这些商人呢？话说回来，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身份的比喻还是很形象的，他们说自己就是猪，官员养他们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杀他们。
知识人的状态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包括那些治国的专家们，都风光一时，也寂寞一世，耻辱二世三世。那些贪腐的知识人，将自己手里的一点存货当作奇货至宝，比如这个人懂小学、诗词，那个人懂哈耶克，这个人是三农问题专家，那个是健康专家，……他们就可以信口开河，为所欲为，如官如商地在中国社会横行。但对他们的惩罚也是最羞辱的，他们在符号世界里安身立命，但突然他们成了抄袭者、傍大款者、向权力下跪者、浪得虚名者、生活作风不正者、审美趣味低级下流者、不左不右不政治正确者……一类的符号。他们中的无耻者固然还在作态，但稍有良知或洁癖者是沉默了。最早是诗人们不敢说自己是诗人，有一点写诗的爱好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后来，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大师都成了骂人的词，估计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地对外人说他的父辈某某某是文化人了。
我跟不少读者分享过这种经验，我说在我们社会，没有人会享用五年十年前的知识、财富、权力。当然，我当时强调的是社会变化太快的一面；现在想来，我更应该强调这种社会报复以及中国审判的一面。那些拥有货币资本、权力资本、符号资本的人，如果不能平常地看待自己的福份，就会在三五年之内享受比福份要大得多的报应。是的，“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网络时代、次法西斯社会则把这种审判提到及时的程度，正义及时兑现，并施及罪恶者和他们的家人亲友。
四
遗憾的是，在这种中国审判的进程里，知识人多是缺席的。积极主动参与中国审判的是中共的纪检委、反贪局，是真正的中国网民，是志愿者，是走投无路的苦主，是江湖侠士……因此，无论是面对国家机器犯罪，还是面对官产学精英的犯罪，在我们这个专制社会，缺少有效的法理，缺少足够的思想资源。
因此，当下的中国审判有不少缺陷。如前说，这些审判多违法，无论是双规，还是国民自身的复仇。更关键的在于，专制时代的新闻舆论本不具有社会正义的共同体意识，它们报道官产学遭殃的事，只具有个案的意义。因此，这些清算、复仇的个案还不具有必然的效果。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社会，矿难也好，狱中横死也好，飙车杀人也好，虽然都遭到法律和道德的审判，但这些犯罪却又此起彼伏，犯罪者们几乎没有创新意识地重复前辈们的犯罪方法。这些现象，在在说明中国审判的威力还不够强大。
我们再以知识人为例。李辉先生揭出文怀沙大师的老底，章诒和先生揭露出黄苗子、冯亦代等人的告密行径，虽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但很多人以为只有这几篇东西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被审判的人和事，那些虽然并不如烟的往事和老者，对我们的时代不具有智力的挑战或生存的示范；他们甚至不是猛人，而只是我们时代的点缀。如果知识人的伦理不能从当下情境出发，那么我们当代的或沉默或喧哗的文人似乎还会无行下去。
熊召政和野夫当年算是文友，熊召政的叛友、告密让野夫和野夫的朋友受尽苦难，不到三十岁的野夫蹲了几年大牢。在野夫坐牢期间，他的父亲病死；在野夫出狱后，他的对社会绝望的母亲自杀……十几年来，野夫兄仍为中国的官家监控、蔑视、侮辱，他在打工生活中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友熊召政。这也是我当年再三感叹的，每个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都有上十百千万双眼光盯着，都有无数的人心惦记着。这就是中国审判的社会基础。
而熊召政也在中国社会官产学三界出入自如，红得发紫。湖北省的第一儒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湖北文联副主席。中国人常说的，“邦无道，谷耻”，熊的成功已经够让未来的民主中国启动清算审判机制了；何况熊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叛友者，他今天跟野夫兄的生活是天上地下。确实，专制国家有不少国民要做线人，要配合政府交待情况，但只要人民驯服之后没有给当事人以危害，没有从官家那里得到实惠，他们的一时配合就仍是可以谅解的。那些得到好处的走狗则必得审判，社会舆论责难余秋雨、成龙等人，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中国审判的道义基础。
在野夫兄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汉语的力量。生气、昂扬、理性……笔则笔，削则削。比如他提到了狱中以及出狱后，熊召政仅有的两次对他和狱友的照顾，400元、1700元。可以说，野夫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们的汉语审判传统。但野夫兄远比孔老夫子要丰富，他的叙述也揭示了自身的状态，一种坚实的人格，一种可堪慰藉人心的汉语才情。读野夫兄的文字，我们可知“春秋大九世之仇”的当代含义，我们可以理解汉语、中国人仍有足够的才思使“乱臣贼子惧”，仍有足够的力量教人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就是中国审判的法理基础。
因此，跟我预料的一样，野夫推进了章诒和等人的汉语知识的自净运动，假如我们可以称这是一场运动的话；更重要的，野夫使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这是自觉的阶段，有理有力有法的阶段。我们不指望民主之后再来审判，我们指望这种审判给我们和后代一个交待。只有这种审判存在一天，文明就仍然存在。
这一天来了。
五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野夫的文章外，余杰先生的致胡锦涛先生公开信也堪称中国审判的典范。比起野夫的个人经验、自我裁决来，余杰先生对胡锦涛先生的耳提面命几乎是“义正辞严”。
在我看来，余杰先生的审判几乎是回应李慎之先生的。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劝告过、审判过中共及其党魁江泽民先生。余杰先生则同样劝告并审判了中共及其党魁。当然，江泽民先生不会明白李慎之先生的话。因此，小丑戏子下台，没有人喝彩了，也许当年的“猛人”可以理解自己一生的表演。事实上，如他自己所知，审判还未结束。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历史上的欧洲国民都知道自己的专制君主是一个笑话，除了君主自己不知道。这样的话似乎可以移用今天的中国。当然，考虑到中国人民的素质，我们可以说，除了君主、猛人及其周围的人外，所有的中国国民都知道他们只是一个个的笑话。
我乐意跟朋友分享马克思的话：“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在百度上搜索“毛泽东、君主”两个关键词，发现汉语文献已经相当多了）
“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想想当年胡温上台时大家的愿望和思想）
“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所以余杰先生要给胡写信，所以胡曾入选影响当代的人物）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野夫和熊召政的对比）
……
跟余杰不同，野夫兄的意义在于他有理有据地审判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个人罪恶。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有人作恶，他就休想置身事外，休想再借口时代、体制、中共、饭碗、家人……来要求宽恕、和解……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正是这些小人，这些渣滓，这些投机者，这些虫子，跟中共官家机器一起，制造了我们这个有史以来最诡异、最黑暗的次法西斯社会。他们休想混过这个时代，休想指望大家忘记他们的嘴脸。自称信佛的熊召政难道不知道“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佛法吗？
“我总要上下四方求索，去寻找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诅咒他们速朽灭亡，哪怕我会一同灭亡；诅咒他们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痛苦之火的烧烤，哪怕我因这最恶的心，会同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灵苦与肉痛中。我也决不反悔。我要先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折辱和损害他人、轻贱和玩弄他人生命的作恶犯罪者。”这是我年轻时的情怀，我今天依然拥抱着这种情怀。今天的中国书写着比我当年空洞的想法儿更真切具体的文本。
这个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以预料。但真的如香港电影所感叹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009年5月12日匆于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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