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6-10 10:17:54
1968年，“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在郭路生写下这些著名的诗句的一年，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离开人世，年仅26岁。
郭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成为“千古的疑案”，有的说他是自杀的，逃跑前留下一些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当然，也有的认为他不可能这么自杀，是被人迫害然后扔下楼。在此前一年，他的哥哥郭民英同样原因不明离开人世。郭世英生前曾经和张鹤慈、牟敦白等人成立了X诗社，1963年，也就是在诗社成立之后不久，有人向有关部门告发X诗社的离经叛道，可向而知其成员下场，或者因为当时有人刊载其父还是紧跟“伟人”后面摇头摆尾，郭世英没有并如其他几位成员一样被以“反动学生”定刑，只是下发到农场劳动，然而他毕竟没有逃脱时代的残酷，1968年郭世英成为“文革”的第五个回合（陈伯达语）的牺牲品，他那曾经发出“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吼叫，后又写下“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之类滑稽的“诗句”的父亲，没有能够保住他。
根据张鹤慈提供的资料，郭世英在６２年给父亲写信的时候，附了一首诗《孤雁》，开头是这么写的“那是最后的一片雪/那是最后的一次结冰/啊——寒冬/你终要过去了/人们期盼着春天的来临”那时候的郭世英是“相信未来”的，到了１９６３年，在他与牟敦白最后一次谈话中，抽着烟的他说道：“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拓了……我应该独立思考……”时代没有给他独立思考的机会，无论自杀与否，他在他不愿离开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与郭世英的“贵族”出生不同，郭路生平民出身。他应该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沉沦的圣殿》编者称他是“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的诗人”。他在1968年写下的名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如今读来依然还有震撼力，“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在全民歌颂红太阳、诗歌政治化、共性化的声潮中，郭路生抽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丝声音。我们可以看背景，这首诗是郭路生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写的，当时全国正是文革初期，“知青运动”才开始，因此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处于一种失去理性的支持狂热潮中，这首诗歌将政治的正确性与领袖的伟大性色彩褪掉，将一个知青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恐惧、怀疑，对亲情、故土的眷恋将政治赤裸裸流于笔下。同样在当时也是地下诗人的马佳认为，郭路生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歌颂的时代，因此他还是属于歌颂的。这点我相信，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褪掉时代的色彩，在郭路生另外一首名作《相信未来》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同“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神来之笔，“失望的灰烬”“凄凉的大地”等类映射一个灰暗时代的词语，整首诗在表达一个迷惘时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同时和当时社会的“颂”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合拍。
大凡诗人都有一些童真，对时代或者说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将人生理想寄托于未来的世界，而本身却又不得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应该是一个真正诗人最痛苦的事情。20岁的郭路生还用手指天边的排浪，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24岁的他已经开始跌倒在社会生活的尘埃中了，25岁，他被诊断为有精神分裂症，也不知道后来躺在精神医院中接受治疗的郭路生，在看他早期作品《相信未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触——在中国，什么样的未来可以相信呢？对人生的憧憬和未来的前程与现实中的反差，造成了郭路生的“疯”可以理解，那么有些诗人装疯则不可理喻了。
周舵在回忆白洋淀诗人多多的文章《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中无不愤怒地写道“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样缺少一件，别人会觉得你不像是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作为当年最好的朋友，周舵惋惜痛心多多在成为诗人之后的诗人气质化（主要是喝酒），因为这个闹得两人最后连朋友也没办法做。周舵对“诗人气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不一定只是四大件上，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或思想上。若心中的理想或对生活理解的执着与现实发生冲突，因而走向偏差，并无可指责，相反是要尊敬的，如郭路生。但若只是为了表现与众不同而故意走偏，本来健康的心理非得往暗处钻，这只能说是无知。对于周舵的指责，我没有看到多多的回应和辩解，不好就此人此事做评论，但在王伟明对顾城的访谈中，我似乎嗅到了这么一点啊味道。顾城在回答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试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声明里总有锋利的剑，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放在整篇访谈的情景对话中，并未看出顾城对自己心理这种偏执的担忧，相反倒流露出几丝自豪感，看得让人心惊胆颤。如果顾城当初意识到这是一种“恶”，或许他就不会以锋利的斧头来结束他的一切了！
从郭世英的X诗社，到郭路生，再到白洋淀的诗人群，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浓重的一笔，但却长期被人为埋藏在地下，在地下流传，即便在民间获得再大的流传广度和赞许——像当年郭路生的诗歌——地上的公开的一面，依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沉沦的圣殿》也由此得名。然而是否真的是“沉沦”呢？我宁愿称为“沉淀”我向来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有异口同声、万人齐步的时候，即便在最暗的黑夜也会有幽光的闪现。如今思想界常常提起的顾准、遇罗克、张中晓即是暗夜中闪亮的幽光，诗歌同样如此，有“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也有“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也“相信未来”，这些幽光的闪现，不可能就这么一划而过，只要是火种，他会有燃烧的一天——至少，他为未来的涅磐准备好燃料。正是因为有郭路生、白洋淀诗人这些人的积累和沉淀，才有了《今天》的爆发。当然，在积累到爆发之间并非紧密接壤，它们中间有这么一座桥，桥的名字叫赵一凡。赵一凡病残之人，在赵一凡去世后，《今天》编辑部的讣告这么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和整理。在文化专制期间，他保存了被称之为‘地下文坛’的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专制的时代，这类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才出版了两年时间，但在前4—5期的大部分稿件是他提供的。
在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准备，民刊《今天》开始出现，《今天》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就被迫停刊（89年后在海外复刊），但它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一席。北岛、芒克、阿城等这些《今天》的创办人，如今还继续影响中国的文化界。
2002年，北岛在接受《书城》杂志的采访时曾经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不过我想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否定作者如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般的诗句。
北岛，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北岛对于中国诗歌的意义是双重的，一为他的诗歌，尽管他否定了早期的诗歌，但正是这些早期的诗歌如《回答》，在无数人的心中投下了石头激起了涟漪，二是作为《今天》杂志的主编。1978年，北岛、芒克和黄锐在一次喝酒聊天中，萌发了创办一本杂志的念头，于是就开始行动起来，1979年12月23日出版第一期，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与北岛、芒克是《今天》杂志第一期的编委。第一期出版后，北岛、芒克还有陆焕兴负责去张贴，当时以为不能回来，就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出发，还好，虽然刚刚张贴转身就被人撕掉，但人还是安全的。《今天》第一期出版后，遇上了民刊联席会议，第一期的编委内部就是否卷入了政治发生了分歧。最后北岛和芒克留下，其他坚持“纯文学”态度的人离开的今天，之后黄锐重返《今天》。之后的《今天》一直游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共出版9期，1980年3月被迫停刊。
在1989年，《今天》的创始人之一徐晓在一篇回忆中曾经写到：“在举世皆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 （北岛）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 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 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1989年《今天》海外复刊，主编依然是北岛。90年代，北岛的诗集在官方属于禁物。２００４年，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在国内出版，引起了极大关注，海外的民运人士曹长青对北岛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出发点依然是政治——今天的北岛为过去的诗歌感到脸红，但他一辈子却和政治纠缠在一起。
无需让我再《今天》上唠叨，说点自己的事情吧，看《沉沦的圣殿》，我主要是在广州飞往大连的途中阅读的，因为暴雨在广州飞机场停留了3个小时，加上飞行3个小时，差不多也就把这本书翻了一遍。读到相关《今天》篇章，心底自然而然也就想起了《知道》，悲凉如同几千米高空上看不到夜的河流般无个底。
把《知道》和《今天》联系起来，未免让人感到可笑，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刊物——虽然都同为民刊。不过于我而言，《知道》在我心中的分量要重于任何的一本刊物。而对照而言，也让我感到羞愧难当。和《今天》的发展或有这么一丝相似的地方，创刊之初由一批学历不是很高也非出身名校的学生拉起来，早早分裂，创办过程也聚集了一些热血青年，最后草草结束——不同的是《今天》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停刊，《知道》则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停刊。
《知道》的创刊缘起我和朝北的一次网络对话，那时候我们两个新闻系毕业的学生都从事非新闻专业的活，都很激情，之后中南偏北加入，开始酝酿。至今，我还记得那年的9月，在武汉几个创办人聚在草地热情讨论的情景，两个月后杂志正式出刊，之后的路风风雨雨颠颠簸簸走过，大家靠的都是一份激情，然而投入的精力与产生的效益——主要是声名上的效益不对等，引发了普遍的厌倦之心，蔓延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无可挽回……
《今天》在沉沦中守到了明天的曙光，而《知道》呢？究竟能在几个人的心中播下等待黎明的期望？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还在守望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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