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 2008）
作者：萬之（瑞典）
三十年前，確切地說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後，天氣陰沉寒氣逼人的幾個白天夜晚，有一群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在北京文化部大門外的墻壁上，在北京長安街西單路口的墻壁上，在北京一些大學校園的飯廳外的墻壁上，在官辦《詩刊》雜志社門外的墻壁上……貼出了一份手刻油印的文学雜誌。这就是《今天》創刊號。
一時間，貼出這份刊物的墻壁前人頭攢動，聚集起好奇的讀者。鋼板刻字油印紙張粗糙，字跡也多歪歪扭扭甚至模糊不清，但剛剛從大陸文化革命氛圍中走出來的讀者仍然感到新奇，甚至興奮莫名。很多讀者還不顧寒冷用筆抄錄，使這個雜誌的作品傳到更廣的範圍，傳到了北京之外，全國各個角落。人們驚訝的是這份雜誌的文學語言於裝幀專業正式出版的文學刊物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它刊登的詩歌語言，讓習慣了官方語匯的文學批評家都感到困惑難解，很快就有“朦朧詩”的說法不徑而走。直至今天，“朦朧詩”依然是一個經常被人提及的文化標籤。
《今天》創刊號也裝訂零售，很快銷售一罄。這給了創辦者極大的鼓勵和刺激，於是再接再厲，以雙月刊的步伐，出版了第二、三、四、五……期。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沒有間斷過。期間，《今天》還在紫竹院和圓明園組織了數場公開的詩歌朗誦會，聽眾踴躍。在《今天》周圍逐漸聚集起一個文學群體，參加《今天》每月文藝沙龍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多，以致於最後不得不轉移場地。可惜，虽然《今天》一直定位為文学刊物，從不刊登政論時評，但是這份雜誌的炎黃春秋也是隨著中國的政治氣候變化而變化。它隨所謂“西單民主墻”之興起而興起，隨“西單民主墻”之衰落而中止，到一九八零年夏天，就被迫停刊了。
當年創辦、編輯、出版《今天》雜誌的同仁四散開去，走向不同方向。有的進入了官方的文學體制創作出版；有的繼續在民間浮沉忽隱忽現；有的進入大學校園高等學府；有的負笈海外浪跡天涯……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有一大批作家流落海外，其中多位是當年《今天》同仁。一九九零年春十多位流亡作家在挪威奧斯陸聚會，決定出版海外版的《今天》，定為季刊，當年年底推出海外的第一期。從那時到現在，坎坎坷坷，曲折拐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連續出版了七十多期。
《今天》有了三十歲。
寫下這些紀念文字的時候，我想到《今天》主編北島的兩個作品題目。“在廢墟上”是他一篇短篇小說題目，發表在1978年底《今天》創刊號上，而“重建星空”是他1989年住在柏林的時候創作的一篇詩作的題目，發表在海外復刊的《今天》上，收入詩集《舊雪》。借用刊物主編的這兩個作品題目做紀念《今天》創刊三十周年的文章題目，我覺得別有一番意趣，恰好可以回答出發點和目的地這兩個問題。兩部作品恰好也和《今天》國內海外前後兩個時期有關聯，而組合成這麼一個句子，確實恰如其分形象概括《今天》從誕生並走到現在的全部里程，概括《今天》作家的思想和寫作視野，概括同仁們創辦刊物的宗旨動因，概括了出發點和目的地。就是說，《今天》同仁这三十年，前赴后繼，離合聚散，費盡心血，努力要做的全部的事情，我用一句話以蔽之，其實就是“在廢墟上重建星空”。
過去是這樣，今天是這樣，未來生存下去，我看還是這樣。這是挑戰，這是反叛，也是夢想，也有點像是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不懈努力。這一句話，這八個字，展現了這份文學雜志前後兩個階段的存在意義，回答了出發點和目的地這兩個問題，甚至也可以借它們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三十年過去了，我們是不是依然站在文學、文化和文明的“廢墟”之上？如果“廢墟”已經成為歷史，如果我們確實有所“重建”，那我們到底建立了甚麼，哪里是我們自己的“星空”？
“在廢墟上”出發的《今天》
把“廢墟”當作《今天》的背景和出發點，這並不是我個人創見。有意思的是，現在，當我們《今天》的一些老作家老編輯老朋友聚集在香港紀念這份文學雜志的三十歲，但多數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已經忘記了，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也是在香港這裡，有些香港文學家批評家最早把《今天》文學稱為中國的“廢墟文學”，還和德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廢墟文學”做了比較。《今天》創刊號上，也刊登過一篇介紹德國“廢墟文學”的譯文。“今天文學”和德國“廢墟文學”是有些共同點，它們都見證了一場民族的災難，或是戰爭或是革命，以及戰爭或革命對個人和民族文化的大規模破壞，也都是在這場災難的廢墟上質疑戰爭或者革命的意義。
所以，《今天》確實是“在廢墟上”誕生，“在廢墟上” 出發，“在廢墟上”尋找一條文學和藝術創作的道路。“廢墟”是《今天》早期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景象，一個重要的歷史和文化標誌。比如，除了短篇“在廢墟上”，北島當時還有如下的詩句：
“到處都是殘垣斷壁，
路，怎麼從腳下延伸”
——（引自《紅帆船》）
在我的小說《開闊地》（原載《今天》1979年第五期）里，廢棄的碉堡，散落泥土中的死亡士兵的尸骨，戰爭遺留下的“廢墟”，也同樣是最主要的風景，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風景。廢墟是引發主人公反思那場爭奪中國權力的內戰的意義和個人生命價值的背景。多少人為這塊土地付出生命，廢墟依然，意義何在？
“在廢墟上”沒有現成的道路，“在廢墟上”更沒有辨別方向的路標，“在廢墟上”沒有可以棲息作為歸宿的屋舍，“在廢墟上”只有令人困惑的殘垣斷壁。
我這里說的“廢墟”其實還有不斷轉換不斷深化的意義，有很多層次的意義。它可以是很現實真實的風景，就像北島短篇小說中荒蕪蕭瑟的圓明園廢墟，一個在文革中受盡屈辱的老學者打算在這里結束自己的生命，表示抗議表示尊嚴。像我的《開闊地》里的廢墟，一個老軍人在這裡埋葬士兵的尸骨。這種“廢墟”景色非常具體醒目，非常鮮活明確。
“廢墟”還可以用以形容當時整個社會的狀態。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風景真是一片“廢墟”。連官方話語都不否認，所謂文化革命是一場“十年浩劫”，經過這場浩劫的破坏，到處是殘敗景象，不仅经济萧条、社会贫困、民生凋敝，文化上也可谓疮痍满目、灰頭土臉、惨不忍睹。
“廢墟”同時有歷史意義：圓明園毀於外患毀於戰火，毀敗於中華帝國遭受現代工業文明撞擊而沒落的時代，因此它也是中華文明衰敗的象征，是腐朽帝國毀滅的標誌，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強力碰撞的遺痕。當年，《今天》的作者們經常在這里聚會，飲酒誦詩，思考爭論，發“思古之憂情”。選擇這個地方聚會，當然不是隨意的。從《今天》的活動背景而言，“廢墟”除了具體現實意義，除了歷史意義，還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層次：第一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層次，第二是中國文化的層次，第三是歸結到人類文明的層次。《今天》創立之時，創立者們的思考視野，是有過斷層的。開始的時候，還只回頭看過去的文革十年，視野還比較狹窄，如《發刊詞》中只提到文革十年的聲音禁錮，似乎十年前還可以發出聲音，還沒有脫離局限。但是，他們的視野很快延伸，很快跨越到過去的紅色的二十九年，跨越過去中國內憂外患戰爭不斷的一百年，甚至跨越了數個世紀，跨越了數千年的古老文明，注視的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就第一個思想意識形態層次上來說，這是指一個信仰的“廢墟”。文革浩劫留下一片廢墟，但對於堅持共產黨統治的掌權者還有他們的追隨者來說，統治體制依然還是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的大廈還沒有徹底倒塌也不允許倒塌，因此，他們當然不會在思想意識形態把當時的現狀看作“廢墟”。他們力圖要做的僅僅是“修復”被浩劫破壞的整個上層建筑的工作，所謂“撥亂反正”之“正”，不過是要返回到文革前的共產主義“正統”。在文學上，與這種官方需要相應的就是當時被官方肯定的“傷痕文學”。對於那些作者來說，文革不過留下了可以修補的“傷痕”而已，並不等於受傷者的生命終結。“傷痕文學”基本上只是否定文革而希望回到文革前的狀態，“傷痕文學”作者否定文革十年，但是不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如小說《傷痕》的女主人公（一個文革紅衛兵）在對自己投入文革的懺悔中，要在精神上回歸被文革迫害而死的母親，一個中共老干部。“傷痕文學”主要作家劉心武曾經有一篇小說《醒來吧，弟弟》，是希望那些開始消沉感到理想幻滅的年輕一代重拾主流信仰和官方話語，而《今天》雜誌就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評論，認為真正需要“醒悟”過來的恰恰是劉心武本人。
所以，《今天》的“廢墟文學”可以跨越文革的局限，逐漸延伸到不同的視角和立場，因為在《今天》創辦者的心目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大廈早已經徹底坍塌了，就如一個人的生命已經完結。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信仰的“廢墟”，一具紀念堂內的暴君僵尸。這是《今天》文學和官方肯定的“傷痕文學”的根本區別。據我所知，《今天》作者編者同仁基本是1949年之後出生的，也算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接受過將來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教育，或者說他們“信仰”過“共產主義”，大多數還當過少先隊員繋過紅領巾，其中有些人在六十年文革初期還參加過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紅衛兵。這些意識形態灌輸教育象是在成群放牧的牛馬身上刻下辨認其主人的烙印，恐怕至今都難以消除。但是，《今天》大多數成員脫離這種軌道非常早，也非常快，幾乎再沒有人申請參加過共青團，更不用說參加共產黨。可以說他們屬於共產主義信仰“幻滅的一代”（Disillusion Generation）。
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信仰“幻滅”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原因可以歸結到許多方面。《今天》大多數作者都因為所謂“文化革命”而中斷學校教育，被拋離學校而到工廠去當工人或被下放農村勞動，這種經歷對他們認識社會現實而不再相信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謊言有很大作用，原有的理想和信仰變得支離破碎。正如北島詩作《回答》中的宣告：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與這種對傳統正統意識形態的否定和不再相信的態度對應的，是來自另一方面的異類文化的影響。信仰“幻滅”的另一原因就是接受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啟蒙。幸未被紅衛兵銷毀的西方文學譯作和唱片、地下流傳的黃皮書手抄本等等成為這代人新的精神食糧。七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發展和這代作家的思想變化應該有同步的意義，例如一九七一年的林彪出走墜機溫都爾汗，例如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訪問中國，而對這些詩人和作家來說，最重要不是政治和外交的興趣和意義，而是隨後有西方文化破門而入的跡象。波士頓、紐約和費城三大交響樂團訪問中國的演出，讓中國的無線電電臺里重新奏起斯特勞斯、莫扎特和貝多芬的天籟之音。當時內部還開始翻譯出版發行外國文學哲學叢書，在這一代對知識感到饑渴的年輕人中流傳。這種充滿人文精神的文學藝術作品讓他們感到耳目一新，打開一片新的天地。
有了東西方之間的比較，“廢墟”對於《今天》這代人絕對不只是意味著他們面對的主要政治環境，不僅僅指信仰摧毀之後的“殘垣斷壁”，不僅僅是經過文化革命而留下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廢墟”，不僅僅指自1949年後大陸專制統治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的破壞性結果，更是古老中國文明沉淪的標誌，是象形文字誕生以來的文明史。這是“廢墟”的第二個象征意義層次。《今天》的創辦者其實對1949年前的中國體制並無個人記憶和懷舊之心，並不把1949年作為類似地震一樣文化摧毀性事變當成唯一的歷史座標。對他們來說，中國文化建筑的坍塌並非僅僅由於一場戰爭或一次革命。在一個文化地理學的平面上，“廢墟”顯示東西和西方的區別，在歷史的坐標系里，“廢墟”展現傳統和現代的差異。
一九八九年之後，《今天》在海外復刊。它是在被坦克碾碎而倒塌的天安門民主女神的碎片殘跡中開始，也幾乎是在同年倒坍的柏林墻廢墟上重新開始。所謂冷戰的結束，有人解釋為西方文化價值的全面勝利，民主自由人權等等觀念將主宰世界，可是文明的沖突依然繼續，九一一事件在資本主義的中心留下一片新的零度“廢墟”。各種旗號的原教旨主義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建筑，而是拆毀和破壞。也許有人認為中國已經再次崛起，“廢墟”已成為歷史陳跡。其實，即使最時髦的現代化努力，也不過只是建筑起一座座沒有個人意義的“鳥巢”而已。我無須做預言家也可以預言這些對我沒有意義的建筑遲早會灰飛煙滅，這是所有繁榮過而又沉淪的種種世界文明可以證實的。
文明的碰撞沖突象是一道道峽谷，復刊的《今天》就是被夾持在這樣的文化峽谷中生存發展，在泥沙俱下的文明洪水泛濫之時，時時有沒頂之災而不知向何方逃避逃生逃竄。這已經不僅僅是《今天》的同仁們的問題，也是全世界使用文字語言的人突然面臨的威脅。字啊這個意義上，《今天》面對的已經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廢墟”。
《今天》理想： “重建星空”
“重建星空”意味著甚麼，這是個問題？
這當然不是高科技的空間計劃，不是人類擺脫地球困境的實際解決方案，不是圖解善惡交鋒的星球大戰。它能象征和隱喻的只能是一種“可能性”，北島原詩歌里就是這樣表述的。
“在檯燈下
我思考重建星空的可能”
這種“可能性”，可能是一種美學理想，可能是一種寫作姿態，可能是一種精神狀態，甚至也只可能是一種夢想，近乎北島詩作《八月的夢游者》中那種夢游狀態。我不能說這是不切實際，是空想，是妄念，但是它確實和現實有著距離，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距離還越來越大。我個人認為，這就是《今天》文學雜志的特別的狀態，不僅僅是過去的、歷史的狀態，也是今天的目前的狀態。我們依然在憧憬著“重建星空”的可能性。
歸根結底，我以為我們都是一群某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如果要在大地和天空之間做出選擇，如果要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做出選擇，如果要在維持現狀安定團結和諧昌盛的生活和漂泊不定自由自在之間做出選擇，我相信《今天》的創建者寫作者參與者，至少在三十年前的那個年代，大都選擇後者而不是前者。
就如“廢墟”有多重的意義層次一樣，“重建星空”也有多重的意義層次。
在政治化的星云圖上，在意識形態的寓意上，“重建星空”經常會被做政治解讀甚至“誤讀”，這和前面說的“在廢墟上”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寓意遙相呼應。當這份雜誌誕生在一個那樣的時代，貼在被命名為“民主墻”的墻壁上，並和一些政治刊物聯席共存，它的政治化的經典意義就不可避免。就是海外復刊，它和1989年的政治事變的聯系也不可避免。這肯定是最初的《今天》一度出現分歧的原因。這是早期的的《今天》被迫停刊的原因，這也是後期的《今天》是在海外復刊的原因，是《今天》再登上黑名單被查禁封鎖的原因。
就如標榜“純文學”本身就是“不純文學”的姿態，“非政治”本身也就是一種政治，我們的生活和寫作境遇不可能避免政治的解讀。所以，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依然會打出北島詩歌標語：“絕不跪下/讓劊子手顯得高大/好阻擋自由的風”。這是因為，在象征的意義上，“重建星空”是對既有星空秩序的反叛，是其象征的政治結構的挑戰。
《今天》副主編芒克有在創刊號上發表這樣的詩句：
“太陽昇起來，
把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引自刊登《今天》創刊號的詩作《天空》）
當太陽經常被專制者用作自己的權力象征，因為它是一個系統的核心，所有系統內的星球都要圍繞它選擇。當代表民眾的四顆小星星都必須圍繞一顆代表政黨的大星旋轉都必須有一個角對著這顆大星，這是不折不扣的一面國家旗幟的星圖演繹。盾牌則是極為普通的王權象征。那麼，如果需要重新安排這種星圖秩序，呼吁著甚至每顆流星的位置和權利，這當然也可以解讀為一種政治反叛。
不過，這非政治《今天》的成員，大都没有憂國憂民救世救國的宏圖大志，大都不是有志清理廢墟重新收拾破碎山河的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大都不是主張“以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知識分子，大都無意做領導思想潮流啟迪啟蒙民眾的思想家。既然他們屬於“幻滅的一代”，是之所以選擇文學，主要是尋找表達自我表達個人的方式，或者說尋找自證和自明的方式。所以，《今天》的理想不是“重建”一個新的政治秩序的星空，而是個人化的宇宙，個人化的星空。
《今天》的重要詩人之一顧城最著名的詩句之一是：
“黑夜給我了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詩人的眼睛在黑暗的宇宙中搜索星星的光明，而這是一個個性化的星空。顧城就曾經明確地聲稱，他的詩歌就是為了“表現自我”。因此，在文學的層次上，“重建星空”代表一種不同的美學理想。在其時的中國，主流文學官方文學的復興，是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報告文學”為道路標誌的，基本還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范圍。而《今天》走出的是另一條道路，是張揚個性和人道精神，是超越現實而趨向理想，甚至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文學復興。在確認自我的意義上，也只有後來的“尋根文學”可以與之有一定的道路交叉。而《今天》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的標新立異，使得後來的實驗小說家把《今天》也當作其先聲。
前面已經說過，海外復刊的《今天》是處在四分五裂崩潰瓦解的人類文明廢墟之上，那麼，從這裡出發“重建星空”，作家們的焦點已經不僅僅是個人表達，不僅僅是保留中文語言系統的意美學義，還面對著世界民族文學和普世價值的糾纏、沖突、壓力或挑戰。瑞典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哈瑞•馬丁松有一部長詩《阿尼亞拉》，描寫地球毀滅之時，人類希冀在外面的星空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可以比喻《今天》“重建星空”的更高層次的理想，一個生命哲學意義的層次，一個宏觀宇宙的層次。
總之，三十而立，《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嬰兒。他已經成熟，經歷了滄桑，或許也多了點世故。但是，它的理想主義的色彩，依然沒有改變！
至少從文學的意義上我可以說，《今天》始終是“在廢墟上”，而“重建星空”依然只是可能性只是理想。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瓦解的世界。讓我在這里引用一段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句。此詩寫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人類的一場劫難之後，同樣是“在廢墟上”，而在我眼中，這依然是我們眼前的人類世界的風景：
轉而復轉，螺旋變寬，
獵手呼喊，獵鷹不聞；
萬物瓦解，中心難存；
泛濫世界，僅餘混沌。
2008年12月16日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1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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