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3 更新时间：2009-4-22 5:15:36
他们，以色列的孩子们，要最先接受末日与灾祸，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父母。他们被霜冻、饥饿、蛆虫所吞噬。这些羔羊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劫数到来的日子里他们最先成为残忍的牺牲品？邪恶陷阱的第一个猎物，最先被留给了死亡，最先被抛入屠宰的货车？他们被扔进了货车，庞大的货车，就像一堆堆弃物，像大地上的尘土。而纳粹运输他们，杀死他们，灭绝他们，不留一点残余或记忆。我的孩子们中最好的都已被消灭，让苦难降临我吧，灾祸与荒芜。
伊茨哈克·卡曾尼尔森《我惨遭杀戮的族人之歌》
它就像一片被微风抚过的麦田
对于人类而言，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忆是支撑人活下去的重要力量吗？记忆抑或仅仅给我们带来一点点虚幻的希望与安慰？——尤其对针对经历了大屠杀的人类而言，无论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还是作为加害者的德国人，如何保存与捍卫记忆呢？记忆带来的是解放，还是耻辱？或者是加倍的痛苦？
经历了大屠杀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世界已经破碎，它还有可能变得更好吗？经历了大屠杀之后，一个人很难不变成怀疑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在《为幸存者恳求一次》一文中说过：“奥斯威辛以后，诗歌或许已经不可能了。或是文学。或是友谊。或是希望。或是任何东西。从火中剩留的一切都是灰烬的滋味。再没有什么了，没有别的了。人们不会理解幸存者的吞吞吐吐，他们以为他们已教给人类它最为耻辱的一课。他们仍旧不被留意。对于他们，大屠杀在大屠杀之后仍在继续。”[1]他认为，大屠杀不是已经过去、不会重复历史，而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正在忍受的现实，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并非杞人忧天。
人类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聪明，人类并未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人类仍然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身为德国人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世，日前恢复了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森的英国神父的教籍。此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公开宣称犹太人大屠杀是历史谎言，近期接受采访时仍然说到“没有一个犹太人死于毒气室”，并谈到技术问题，如奥斯威辛烟囱的高度和不密封的门。一九八八年此人与其他三名神父被擢升为主教，遭到前教宗保罗二世的反对，并因此被革除教籍。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否定犹太人大屠杀是犯法的，而这一次恰恰是一位德国籍的教宗下令恢复了否定大屠杀的神职人员的教籍。这种“理直气壮的荒唐事”不仅发生在“别处”，还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很多人对一九八九的天安门大屠杀一无所知，且本能地拒绝相信。
死者在地下长眠，死者无法发出声音来反驳那些歪曲历史真相的言论。大部分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只有一个名字，连照片和声音都没有留下来；即便在亲人的回忆里，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日渐模糊。随着亲人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与这个活的世界的联系中断了。如果连名字也消失，他们所遭遇的便是如伦理学家马各利特所说的“二度杀害”。英国剧作家艾德嘉在一部名为《五旬节》的戏剧中写到，有两个孩子，在被押去集中营的路上，他们饥饿到了极点的时候，啃食了挂在脖子上写有他们姓名的硬纸板牌子。这两个小孩死后，连名字的痕迹也不会留下，“这个剧的可怕之处在于，观众不单知道孩子走在死亡的路上，而且还看到了他们如何在经受身体和姓名的二度杀害。”[2]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游移的，变动的，不可靠的。而当诗歌与文学都不可能的时候，最后的可能便是设立纪念碑了。位于柏林市中心地带的“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Holocaust-Mahnmal），是我在柏林参观的第一个与“大屠杀”有关的地方。它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不是“大屠杀”的遥远的旁观者——当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生命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拦腰斩成两段，此前是少儿时代的单纯，此后是成人世界的残酷。我就那样无遮无盖地看到了血泊与尸体，看到了谎言与遗忘。从此，“大屠杀”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概念，不再是二战电影中目不忍睹的、恐怖之极的画面，而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十多年以后，当大部分同胞都沉迷于“大国崛起”的美梦、痴情地仰望在太空中行走的中国宇航员时，我依然不能忘记那天晚上锐利的枪声和撕心裂肺的呼喊。几张底片在我的记忆中重叠在一起：天安门广场上被屠杀的孩子，四川大地震中被掩埋在“豆腐渣”校舍中的孩子，被有毒奶粉夺走生命的孩子……他们面目模糊，他们哭声凌厉。当我从恶梦中醒来时，身边却没有一座为这些孩子建立的纪念碑。
纪念碑在别处。生活却不能在别处，记忆也不能在别处。如果说柏林是一个驿站，我在这里能寻找到记忆的钥匙吗？柏林是一座建立在废墟之上却努力记忆的城市，有人说：“德国人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在柏林，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舌头，一次一次地舔那颗痛牙。”[3]毫无疑问，“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大规模的纪念碑群。它比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越战纪念碑和二战纪念碑这三大纪念碑都要宏大。在抵达现场之前，我早已从资料上了解到这块“纪念之地”差不多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当我穿越里根曾经发表演讲的著名的勃兰登堡门之后，眼前的这片宏伟景象仍然让我叹为观止：周边都是富于历史意义的建筑和热闹的街道，以及络绎不绝的人群，这一切与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市中心一样；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片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巨大的、深灰色的水泥块方阵。
为什么我要用“片”这个量词，而不用“个”或“座”呢？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惟一配得上“片”这个量词的纪念碑：在这块面积将近两万平方米的地方，纪念碑的设计师彼得·艾森曼（Peter-Eisenmann）安放了两千七百一十一块深灰色的中空水泥块。从远处望去，它们形同一片由棺椁组成的波浪，而用设计师本人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它就像是一片被微风抚过的麦田”，人行走其间，“如同走在一片均匀的田地上”。[4]那么，作为参观者的我，便是一名“麦田守望者”了。
当我急切地走近纪念碑群之后，这才发现其中隐藏着不少玄机：这块地基就像是一座无比巨大的陨石坑，四周高耸，中间凹陷，靠着这两千七百多块宽近一米、长两米多、高低不等的水泥块将其“填平”，所以从远处或高处观看，它如同一面镜子一般平整。四周边缘地带的水泥块，差不多与地面持平，人往里面走，实际上是在往下走，越深入，周边的水泥块则越高，不知不觉到了方阵的中间地带，这才发现最高的水泥块超过了四米。各个水泥块之间的间距大概是一米左右，刚好可以容纳两个人擦肩而过。
最为奇特的是，这片纪念碑群没有通常纪念性建筑的入口，因为到处都是入口；也没有出口，因为到处都是出口。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任何两个水泥块之间的通道进入，也可以不假思索地从其他两个水泥块之间的通道走出来。既然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道路，那么你的参观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第二次进入的路线与第一次进入的路线很难是重叠的。这片纪念碑群没有任何铭文和图形标志，也没有一个吸引游客目光及好奇心的“中心位置”。它将记忆与思考的工作留给参观者自己来完成。设计师艾森曼在解释其设计思想时曾说过，无论是水泥块的数字，抑或其形状，都不具有象征意义。他希望以这个设计传达出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如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无数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被强行带走一样。
在记忆之地体验浓缩的历史
记忆是历史的基础，而历史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因此，圣经中上帝便曾经要求人类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没有记忆的人生是可悲的。
历史既可用文字写在书本上，用录音凝固在磁带上，也可以用纪念碑的形式铭刻在城市的中心。一座重视记忆的城市，必定是有很多纪念碑的城市。“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是众多表达德国人反省历史的纪念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设计师艾森曼用艺术手段达到了他的意图。是的，这群水泥块丝毫也不“美”，它们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它们也难以让人联想到什么形象，它既不写实，也不抽象，也许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时光中的无言风景”。[5]当我慢慢进入这片水泥块方阵的时候，如同进入母亲幽暗的子宫，更像进入逼仄而封闭的坟墓。越往里走，人便越显得渺小。当走到身边的水泥块比自己高的地方，这些深灰色的水泥块像要倒下来将人埋葬，恐惧感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我好像身处幽深的大海中，即将遭受灭顶之灾，连呼吸也变得急迫起来。
这个时候，不远处街道上的车水马龙都被神奇地阻隔在另外一个世界，而在这水泥块方阵之间，人们仿佛被囚禁、被放逐、被剥夺自由，却由此有了一段安静的、沉思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效果设计师事先也没有想到，他后来对媒体说，“亲身经历自己设计的作品后，惊讶发现因为基地以及石墩的高低不同，人头在石墩群中忽隐忽现，而众多石墩阻挡了外界的噪音，这两个因素塑造了纪念碑某种诡异静谧的空间效果。”[6]你伸出手去，可以抚摸那些冰冷的水泥块，如同抚摸昔日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抚摸昔日孩子们紧紧闭上的眼睛。
现在是夏天，在几分钟之前，外边还是阳光灿烂、暖意融融；几分钟之后，里面便让人觉得凉意逼人、阴风惨惨。
地上的水泥块方阵让参观者有了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正如设计师所形容的那样：“随着参观者沿通道缓缓进入内部，不断加强的昏暗、方向的迷失以及一片死寂的感受便随之袭来；内与外，一个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地，另一个则是一片秩序井然的废墟；一边明确的警示着进入通道便意味着迈向一个恐怖的坟场，而另一边则回荡着法西斯将一切都归入其整齐划一的统治下的冷血与残暴。”这种阴森与恐怖，这种冷血与残暴，是我们必须面对与体验的。
而设置在地下的信息陈列厅与之形成了补充与互动。威塞尔一生都在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大屠杀是这一世纪的中心事件，也许也是所有世纪的”。大屠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加于人类良知与意识之上的重量。作为我们一生的中心事件，它引来了问题与挑战；它使我们面对某个黑暗地带。无论人会行动或经历什么，他都将震动于那个火与彻底沉默的遥远王国里所发生的事。”[7]艾森曼的方案中选之后，也有人批评说过于抽象，没有任何文字和图像质料来辅助参观者了解大屠杀的历史。这是设计师个人的艺术感受与纪念建筑所承载的公共功能之间的冲突。于是，艾森曼便在水泥块方阵的东南角专门设计了一处地下建筑，作为纪念碑的补充部分，即“信息之地”，用来作相应的展览和陈列。
在地下信息库的入口处，是一条狭长的走道。走道两边有六名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肖像，这六个受难者代表着他们被屠杀的六百万同胞。人们只要停下来稍稍想一想，每一幅肖像背后都有一百万的鲜活的生命，那是怎样的一种震撼啊。在照片旁边附有几行简要的说明文字，阐述了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十二年里，大屠杀是如何一步步地扩大和升级的。
第一间展厅的中央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具象的展品。在四周的墙上，以醒目的数字和国别文字，告诉参观者在欧洲有多少犹太人遭到杀害。最多的是波兰，有二百九十万到三百一十万左右的犹太人被屠杀；最少是丹麦，有一百一十六名犹太人遇难。如果说数字给人的感觉太抽象，那么旁边铭刻着十五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写下的绝笔则让人为之泪下。比如，十二岁的犹太姑娘尤迪丝给父亲的告别信是这样写的：“在死亡面前我与你诀别。我们很想活，却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死了。”
第二间展厅的主题是“家庭史”，选取了十五个分布在欧洲各地的犹太家庭的经历，形象地展示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下，犹太人的生活情况。这些家庭的历史反映了欧洲犹太人在遭屠杀前所享有的丰富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们的幸福是如何被毁灭的。帝王将相的正史总是经过太多的粉饰和扭曲，唯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才真实感人。在中国的历史叙述和博物馆的展览中，从来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即便在与“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类似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也很少未见到以普通人为主体的展览。
第三间展厅是“姓名厅”，与第一间展厅一样，里面也没有任何展品。在中国的博物馆中，这样的设置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博物馆太追求“满”了，竭力将许许多多的物品和观念塞给观众，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空”比“满”蕴含了更多的信息量。在这间展厅中，你首先需要侧耳倾听：通过扩音器，一个平静的声音在朗读那些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然后，你再举目观看：每朗读到一个人的信息，四面墙壁上便用影像来显示出被害者的姓名和出生及遇难日期。据说，以此方式宣读所有受害者的姓名及简历，共需要大约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时间。
第四间展厅算得上是“汇总篇”，在四周的墙上，用当年的照片和电影资料介绍遍布在欧洲的两百一十个集中营、惨案发生地、犹太隔离区的悲惨情景。许多照片的暴力和残酷程度达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但这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我看到周围有教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来上历史课——这就是德国学校的历史教育，将课堂搬到诸多类似的纪念地，让孩子们从小便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丑恶史）有深切的了解。据说，如果在每个地点的介绍前看十分钟，全看一遍需要三十多个小时。所以，大部分参观者都只能走马观花、挂一漏万。
地上的纪念碑与地下的博物馆，抽象与具象，相得益彰，水乳交融。它们不是将某种结论强加给我们，而是在以问题的形式面对今天的我们，如建筑学家所追问的那样：“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设计与表达方式，本身涉及的深度与广度，使得题目很棘手，纪念碑的本质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在政治的筹码与人道的角度中，纪念碑如何取其立场？除了记取过去的教训，与未来的展望又是什么关系？”[8]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没有最后的答案。
当我离开“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忧伤。这种忧伤不亚于后来我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焚尸炉参观时的刺痛。这忧伤是为着犹太人苦难，也是为着中国人的不幸。历代遭到本族和外族屠杀的中国人数不胜数，但被屠杀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没有纪念碑。他们是孤魂野鬼，在荒郊野外漂泊。那些被害的犹太人，大多还留下了一个名字，还有声音在朗读他们的名字；但更多被害的中国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圣经中先知耶利米那痛彻心肺的哀歌，仿佛从水泥块的通道之间不绝如缕地传过来：“我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这哀歌，也是为我们命运多舛的中国人而唱的啊。
险些胎死腹中的创意如何绝处逢生
纪念碑是一部活的历史，而纪念碑亦有自身的历史。为犹太人建立纪念碑的设想，最初由女记者列娅·洛施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在一九八八年提出。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不是财团领袖，只是两名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有将设想变为行动的能力和勇气。他们不甘心于空想，他们要将梦想变成现实。于是，他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基金会，开始游说政府、通告公众、筹集捐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让梦想成真。
该项目从设想的提出到建筑的揭幕，先后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差不多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到成年的时间。其间充满了数不清的争论和讨论，有最早的支持者变成了后期的反对者，也有最早的反对者变成了后期的支持者。如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正是德国民众不断自我审视自身历史、修复被损坏的记忆的一种努力，如同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一次历史博物馆工程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纪念建筑来知道，“作为德国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在哪里？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9]
这项建筑迟迟不能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一个民主国家，一项如此巨大的公共建筑，不可能由某个国家元首、政治人物或政党来独自“拍板”，它必须经过设计者、知识分子、公众、社团、媒体、国会和政府各个群体、阶层及利益团体充分参与意见。政府知道，应当留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让“众声喧哗”，而最后达成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互相的妥协。这与依然处于人治状况的中国是那么不同，在中国，重大的公共建筑和工程是不需要经过百姓的讨论的，某个领导人头脑一热便匆匆动工了，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项目，从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到上海的磁悬浮项目，无不如此。我们从来不可能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即便此一决定是错误的，决策者亦无须为之付出任何代价。所以，德国的“慢”，与其所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尊重的“程序正义”。
更何况，在德国，纪念大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严肃、复杂而尖锐的政治问题。这是一道仍然没有愈合的伤口，谁也不敢轻易去碰它。从要不要修建、能不能修建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到如何修建（及项目选址、设计方案和预算规模等），纪念碑的命运出现过多次曲折，甚至几度濒临放弃的边缘。
首先，建或者不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柏林已经有了若干与大屠杀有关的纪念建筑的前提下，还要不要大兴土木来修建一座新的大型纪念碑呢？纪念碑太多，是否会让柏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说，以纪念碑这样一种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能否认知和纪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能否回忆和铭刻这种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
对此，右翼的“国家独立派”认为，“统一之后的德国应该是向前看，而非背负一大堆历史包袱，去盖对国家没有用的纪念碑”。他们强烈批评这是一种“忏悔谄媚的举动”，代表着“国家尚未完全独立，还要看他国的脸色”。[10]在议会通过该计划之前一个月，五十八名右翼政党的议员，依据百分之四十九的民意反对基础，共同联署了一份反对提案，使得建筑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徒然面临搁浅的危机。
许多人则用一些更加委婉的方式来附和之。比如，有人建议说，应当将这笔巨大的建筑费用节省下来，当作现有的那些纪念建筑的维护费用，这样会让已有的纪念建筑更吸引人；还有人指出，柏林已经建成的、由李布斯金设计的犹太博物馆，具有细腻的诗意与纪念意义，柏林乃至德国都不需要再重复盖一座纪念建筑了。[11]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大屠杀纪念碑的价值，却迂回地表达了“这座纪念碑纯属多余”的观点。
其次，纪念碑的主题是什么？换言之，纪念碑是献给什么人的？有人不同意此纪念碑专门用以纪念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群体。他们认为，应该纪念所有死在纳粹屠刀下的牺牲者，而不仅仅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受到的关注和赔偿已经太多了。德国的吉普赛人组织负责人就曾提出，这座纪念碑纪念的对象应该包括吉普赛人。还有人提出，如果从数字上衡量，纳粹罪行的最大受害群体应该是波兰和苏联的平民以及战俘，为什么不为他们修建纪念碑呢？更有偏向右翼的历史学家呼吁说，数百万死于战争的德国普通平民百姓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是“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12]，他们也享有被纪念的权利。如果要修建纪念碑的话，应当将这些无辜的德国人也包括进去。这些看似颇有道理的意见，实际上是将纳粹罪恶之焦点“虚化”了。这一步一旦迈出，那种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将很快泛滥成灾。
再其次，纪念碑应当修建在何处？是在市中心还是市郊？前柏林市长艾伯哈·迪根便很不愿意在柏林市中心再出现一处像裸露的伤疤一样的建筑，他在批评这项提议时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这岂不是要把柏林变成悼念之都？”而其他人则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在如此抢手的黄金地段修建一座大型“集体墓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奢侈之举。据了解，纪念碑所在地的地价的确贵得惊人，粗粗估算约值二点五亿欧元；另外，纪念碑本身的造价也高达五千万欧元。“节省派”认为，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即便要修建纪念碑，也不应当占据此“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最好放在郊区并缩小规模。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认为，这里是当年纳粹的政府中心。当年希特勒的千军万马曾在此伫立，“元首地堡”就在纪念地以南两百多米的地方；而在其地面上，就在今天的纪念广场视线范围内，希特勒自杀之后，其侍从将他的尸体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直至“干干净净，一点不剩”。[13]这里是新纳粹经常光顾并缅怀作了“烈士”的元首的地方。那么，在此处修建犹太人纪念碑，岂不刺激新纳粹更为频繁地来此纪念希特勒并玷污这一记忆之地？
而德国的许多社会名流一直在不依不饶地发表各种反对意见。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就从根本上就反对将这一“德国的耻辱”永久地展览在首都的中心地带。而一开始全力支持该计划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后来转而持反对意见。他与一批知识界人士发表公开信，认为纪念碑已经成为科尔政府的“政治秀”，呼吁政府放弃纪念碑的修建，认为它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吊诡的是，作为一辈子的论敌，瓦尔泽与格拉斯两人惟一一致的意见，即是反对这个纪念碑。虽然他们反对的理由仍然针尖对麦芒，但他们举起的牌子都是“反对”。
最后，按照民主程序，建与不建由议会投票表决。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决定权不在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而在人民授权的议会。大部分议员都投了赞成票。接着展开的便是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论了。一九九四年，德国政府、柏林市政府公开招标征集设计方案，到十月招标期截止时，建筑师、雕塑家们总共提交了五百二十八个方案。其中曾有两个入选，但后来被时任总理的科尔否决。一九九七年六月，当局又重新征集设计方案，有四个方案入选，科尔亲自敲定了美国设计师艾森曼的设计，但同时又要求他作出重大修改。艾森曼的同伴为了维护艺术家的独立性和作品的完整性，愤而退出设计。艾森曼则留下来，接受了科尔的要求，对作品作了大量的修改，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总是如此微妙。
好事多磨，二零零五年春天，纪念碑终于在柏林心脏的“部长花园”地带落成了。
忏悔是德国国家意识的核心
“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落成，并不意味着种种争论的终结。建筑师、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教育家和政治家，以及生活在柏林的市民、路过柏林的游客，都有各自的视觉与思维路数，也都有权对此发表其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纪念碑不仅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在时间上也是开放的，它并不是处于“完成时”的状态，而是处在“正在进行时”的状态。
该纪念碑延宕到二零零五年才落成，此时距德国战败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甲子的时间。这是一种迟到太久的纪念。这一漫长的时间间隔，也表明人类罪恶的惯性以及自我反省的艰巨。德国经常被其他国家赞扬说，在反省战争罪行方面，他们在二战的战败国中是做得最好的，尤其是在跟日本相比较的时候有着天渊之别。其实，德国人并不是从战争刚一结束的时候起便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
战后初期，普通的德国人并没有像后来那么痛恨希特勒，第三帝国也并没有被直接地与“邪恶”划上等号，它一般还是同“好日子”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德国民众都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与大屠杀悄然分开。大屠杀只是处在有关战争本身的更大集体记忆的一个边缘位置，国防军和党卫军也被区别对待。大多数国防军士兵并没有负罪感。那些被揭露、被谴责和被审判的纳粹分子，他们的反应居然充满义愤：“大家都这么干，凭什么单找上我？”他们问：“我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就像每一个正派的德国人一样。凭什么该为这个受罚？”[14]他们在法庭上面红耳赤地为自己辩解，完全是一副无辜者的模样。
毫无疑问，无论属于哪一个种族和哪一种肤色，人类的记忆总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人类一旦开始记忆，其自我保护的机能便立即启动。虽然许多德国人的身边都有犹太邻居，但他们不愿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社区、他们的街道。人们百般推脱和辩解说，他们对犹太人的命运一无所知且无能为力。那些犹太邻居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那些犹太邻居究竟被送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大都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都假装不知道，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清白”。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装扮出无辜者的模样大声惊呼：“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要是我们早知道的话……” 对于这些人所代表的德国，卡尔·洛维特毫不留情地批判说：“这个德国已经与一切人性为敌，也因为这个德国坚决地否决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任何的困境与死亡，都不能使我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果感到同情，因为这套体系根本毫无同情之心，而且正一脚狠狠地践踏着人类的尊严。”[15]
在德国受到追究的纳粹分子虽然比在日本受到追究的法西斯分子多，但仍然是冰山之一角。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这一个时期的记忆仍旧是正面的，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的时期留下了负面的、甚至是创伤的记忆，这便解释了常常为人诟病的民众之“麻木”。这些遗忘和创伤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就构成了汉娜·阿伦特一九五零年所描绘的“逃避现实”。[16]所谓“忘记过去，才能面向未来”，人们担心揭露、谴责和审判，无助于将数千万计的前纳粹的拥戴者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忠诚公民。
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件野蛮的事情。对此，英国学者布衣如是理解：诗，混杂着“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是无法找到语句表达奥斯威辛那机械化了的、没有灵魂的、大工业方式的残忍的。诗歌是欢娱和美好的产物，因此集体屠杀无法以诗歌表现。[17]此外，同样的道理，奥斯威辛之后，修建纪念碑也变得困难了——从凯旋门到大屠杀纪念碑，转变的不仅仅是美学范式，更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而后者更为艰难。
竖立纪念碑是主动地、自觉地捍卫记忆之举，而记忆则是忏悔的开端，而且是一种集体式的公开忏悔。纪念碑不是摆设在家中的私人物品，而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建筑。学者徐贲在回答“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这个问题时指出，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18]人类并不孤单，从“共同创伤”到“共同记忆”，纪念碑成为一座桥梁，成为一道彩虹。
对于发生过大屠杀的德国来说，对于发生过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天安门屠杀等一系列悲剧的中国来说，忏悔绝对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说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隐私”，忏悔应当成为公共事件和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仅仅是暗地里的忏悔、仅仅是内心深处默默的忏悔，如果连被伤害者都不能感受到的忏悔，在我看来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忏悔了——那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当反右运动中蒙冤入狱二十多年的老人们依然在艰难地维权的时候，当天安门母亲们依然不能公开悼念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文革的红卫兵活跃分子纷纷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的时候，忏悔对于中国来说过于奢侈了，将忏悔当作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启动国家赔偿更是难于上青天。即便在德国，也是直到大屠杀之后六十年，“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方才在种种争议中矗立在柏林的市中心。尽管迟到了这么多年，但这仍然是一种勇敢的忏悔以及“有能力的哀悼”，正如美国犹太学专家詹姆斯·杨格所说的那样——“毕竟没有第二个国家把它对其罪行的回忆置于其首都地理位置的中心”。那么，我们呢？忏悔究竟离我们中国人有多远？
当然，纪念碑不是神话故事中的魔杖，它不能让死者起死回生，亦不能给死者带去像麻醉药一样的安慰；所以，纪念碑在追念死者的同时，对于生者的意义其实更为重大。对于像列娅·洛施和埃伯哈德·耶克尔那样推动纪念碑计划的民间人士来说，柏林应该成为全世界哀悼二战遇难者、尤其是犹太人的地理和精神中心；几百年后，这座纪念碑和纪念馆仍会向后人警示那段令人发指的历史，从而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而对于德国官方来说，修建这座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也是向世人展示当代德国推行民主改革的信心和成就。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德国联邦议院作出了赞同修建纪念碑的决议，将这一纪念地奉献给欧洲被屠杀的所有犹太人。议院达成这一决定乃是要明确体现出，德国把对这一空前犯罪行为的忏悔以及对其历史责任的毫不推却视为德国国家意识核心的态度。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在接受德国《犹太汇报》采访时说，这一纪念碑不是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而修建的，而是为德国人、为自己集体的记忆而修建的。
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与大屠杀毫无关系。纪念碑是重新审视人与神、人与世界、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入口。在战后的废墟之中，一度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哀叹说：“柏林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炉，最终是一个火葬场。纵观历史，难道它只是一个火葬场，甚至最终连火葬场也不是，而只是一只垃圾桶和一个瓦砾堆？”[19]幸运的是，柏林并未堕落至此。有了这座纪念碑，柏林便从耻辱中被救赎出来，一个新的柏林有了新的地标，它显示了忏悔是德国国家意思的核心，是德国的公共形象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不仅在柏林，在整个地球上，每一处纪念碑都是人类与遗忘的斗争，都是人类与谎言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由纪念碑的倡导者、设计者和承建者来完成的，更由每一个参观者来完成的。
日本人的健忘，中国人的健忘，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当我漫步站在大屠杀纪念碑那蛛网一样的通道之间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日本。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本能式的反应。与许多同胞一样，我以前也常常将德国和日本放置在一种两极的位置上比较。如今，这种比较似乎更有道理了：在柏林的市中心，是“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在东京的市中心，则是让若干中国人咬牙切齿的“靖国神社”。日本人不愿为被他们伤害的对象竖立纪念碑，也不愿为他们的恶行竖立纪念碑，而是有选择地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地竖立纪念碑、修建纪念馆。由此种比较引申开去，德国人似乎又成了富于自省精神的“优等民族”；而日本人简直就堕落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然而，这种比较本身便有致命的局限。德国人跟日本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的差异之处仅仅在于：德国文化是深受基督教信仰浸润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深受儒家和神道思想影响的“耻感文化”。当罪恶最终大白于天下之后，德国人选择了忏悔，日本人则选择了沉默。
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将德国与日本放置在善恶之两极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德国与中国之间不也存在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差异吗？在德国，处处都安置着纳粹屠杀的纪念碑；在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矗立起天安门屠杀的纪念碑来呢？在德国，希特勒和纳粹党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罪行也被条分缕析地写入历史教科书，为纳粹辩护不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一部分，而不折不扣地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相反，在中国，对毛泽东和文革招魂，不仅是许多信仰迷茫的民众的救命稻草，亦是一部分左翼文化人乐此不疲的使命，更是当局故意纵容的原教旨主义思潮。甚至一些声称追求民主自由的学者也认为，“毛皇帝”可以施施然地进入民间的宗教信仰体系之中。那么，这两个国度，哪一个高贵，哪一个卑贱？
其实，人性的阴暗与自私、人性的麻木与冷酷，在西方人和东方人当中、在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当中，基本上是一样的，从该隐杀死亚伯的那天便一样了。人心的败坏是整体性的，只是健忘的程度不同。这些年以来，最流行的书籍都是关于杀人者和凶手的，而不是有关他们的受害者的。希特勒们以满足人们猎奇心态的方式、颇具讽刺意味地复活了。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新泽西州一名三岁男孩因取名“阿道夫·希特勒”，近日被警方从父母身边带走。警方声称孩子们目前正在新泽西一家青少年家庭服务中心生活。报道说，小“希特勒”的家里到处装饰着德国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但小“希特勒”的父母希斯和黛博拉否认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希斯称给孩子取名“希特勒”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德国祖先，而且这个名字“独一无二”。希斯说：“这只是个名字而已，我的孩子还小，不会像纳粹那样长大。”上个月小“希特勒”过生日，由于这个独特的名字，很多蛋糕店拒绝为他做生日蛋糕。
这样的咄咄怪事，就发生在今天。还有许多貌似中允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发表写文章捍卫这对父母的“言论自由”，正如中国的毛主义者们也“勇敢”地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一样。他们不认为对凶手的歌颂，同时也是对被杀戮者的羞辱。他们为什么就不害怕死难者从万人坑中伸出手来抓住他们呢？至少在德国没有人敢于用“希特勒”来给孩子取名字。但是，如果没有纪念碑及其对记忆的捍卫、对善恶的区分，希特勒在德国也会像毛泽东在中国那样，继续鲤鱼打挺般地活在钞票上，继续香火缭绕地活在毛家菜馆门口，继续慈眉善目地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毛杀人的数量，远超过希特勒，但毛比希特勒“幸运”得多——在中国，他仍然继续享受某些人的顶礼膜拜。中国作家巴金生前多次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而我的理想是将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改造成“文革纪念馆”；然而，巴金虽然活到了一百岁，仍然没有等到“文革纪念馆”奠基，他死不瞑目。
而毛泽东的幽灵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最近，毛泽东的侄女、湖南省政协委员毛小青，在一份政协的提案中，建议在韶山建立“共产主义示范区”或者“毛泽东城”。她认为，湖南作为毛泽东的家乡，“要肩负起更重大的历史责任”。长株潭城市群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考虑在长株潭范围内（譬如韶山），将“主席家乡”建设成不设检查站的“毛泽东城”，这“将是湖南人民对历史的又一伟大贡献”。这个在北京开办“毛小青美食城”的、自诩为“富人”的官僚资本家，居然又自称是毛主义的继承人。更为丑恶的是，还有不少人赞同此“议案”。一座红旗飘飘的“毛泽东城”似乎真的就要破土而出，谁会愿意成为其中的居民呢？谁会愿意成为一姓之奴仆呢？
我们的健忘尤甚于日本人。我们将杀人魔王毛泽东当作大救星，却忘记了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的同胞，忘记了在土改、镇反、反右和文革中被杀戮的同胞。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太遥远了，那么天安门屠杀呢？二十年前，一千多万北京人亲眼目睹了这发生在身边的血腥杀戮，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告诉孩子真相。他们让孩子在温箱中长大，但用沉默和谎言能打造一个幸福的温箱吗？杀人与被杀，吃人与被吃的历史，仍然在延续。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之中，生活在没有记忆的生活之中，生活在被奴役与被杀戮的阴影之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纪念碑的生活。没有纪念碑，就没有记忆，就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只配得到样的下场，只配过如此卑贱的生活。日本人的健忘，与中国人健忘，如同五十步笑一百步。靖国神社之恶，与毛主席纪念堂之恶，不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崇拜毛尸的中国人难道不比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客更无耻吗？
几年以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友人一起发起了一封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这封不能在中国的任何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信，在网络上却遭到了许多毛式愤青的恶毒辱骂。他们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发出的信息却是地地道道的《红宝书》中的毛语言，正如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知识分子克莱普克在日记中所说的那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觉察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20]中国人纪念杀人的暴君，而不纪念被杀的百姓，在淤泥中过着蛆虫一般的生活，有什么资格去谴责日本人呢？
我们的语言早已败坏衰朽，用旧有的语言体系无法描述受害者的苦难。我们的记忆早已千疮百孔，用已经被阉割的个人记忆无法呈现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只好沉默，却连一处默哀的地方都找不到——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几乎将整个的中国都包裹进去了。我们不断拆除老房子，不断篡改教科书，我们的城市变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我们的心灵成了谎言堆积如山的垃圾场。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德国人有了若干处庄严肃穆的“记忆之地”，我们呢？惟一让我们有一点欣慰的是，我们有了两本书，尽管是两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和发行的书：一本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本是张戎的《毛泽东传》（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将这本书推荐给美国总统布什阅读）。这两位女性作者所写的两本书可以看作两座纪念碑：一座是为受难者设立，一座将暴君钉在耻辱柱上。我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人手一册，这两座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我们先不要指责日本人吧，我们先修建自己的纪念碑。什么时候，我们能拥有一座更加宏大的“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碑”呢？当我告别“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时候，心中只能作这样一种自我安慰：每一处的纪念碑，既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设立的，也是为所有被屠杀者设立的。纪念碑所包含的信息，如被屠杀的对象、实施屠杀的凶手及屠杀的规模和方法等可能有所不同，但纪念碑对屠杀本质的揭露与批判却一致的。所以，我也暂且借用“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来纪念那些被“自己人”屠杀的中国同胞，来探究人性深处相似的邪恶与残暴。在此意义上，“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不是“他人”的纪念碑，不是与我无关的纪念碑，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纪念碑。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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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74页。
[2]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10页。
[3]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页。
[4]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1页。
[5]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6]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7]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91－292页。
[8]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9]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41页。
[10]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89－290页。
[11]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0页。
[12] “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是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是纳粹时代德国的社会共识。德国民众的犹太人的仇恨不是被希特勒煽动起来的，而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文化遗产。他在研究了大量集中营的资料之后指出：“每一个刽子手都对种族灭绝计划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少有人不去这么干的，即使他们自己可以作出选择，他们也不会置身于这种勾当之外。……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除了那些由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犹太人而未能施虐外，凡是那些接触犹太人的人几乎全部都参加过上述各种行动。”此观点在德国和欧洲均引发巨大的争议。参见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3] 阿达·彼特卢娃、彼得·沃森《希特勒之死》，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5页。
[14]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4页。
[15] 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9页。
[16]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42页。
[17]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84页。
[18]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13页。
[19] 卡尔·施米特《两座坟茔》，见《论断与概念：在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40页。
[20]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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