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3）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88 更新时间：2008-6-9 0:46:23
我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些香港大商人，成立投资公司，吸引他们回内地投资，向他
要两亿美金来组建。他要我直接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当时赵紫阳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同李鹏
、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
---------------------------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这段时期，我们积极支持一些大中企业克服困难，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项
目经过国务院亲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启立的嘱咐，到香港三个月之后写出了报告。在报告中这麽写上了“人心回归为中心”。赵紫阳
、李先念听后批准。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来的关注香港经济，看怎麽样利用，动员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陆投资。我们总结了香港
人回大陆投资的模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我归纳为“前店后坊”——前面是商店，经营销售，后面
是加工生产。
当时大陆在批“一切向钱看”，说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夹一个皮包，印一个名片：“总
经理”、“总裁”，到大陆行骗。我向赵紫阳建议，我们宣传“时间就是金钱”，又批评“一切向钱看
”似乎早了一点：人家来投资，不向钱看，向什麽看？他表示赞成。对“皮包商”，我也讲了看法：自
由市场在大陆还不流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香港商人的经营经验。我们说是“投机”，其实是他们善於
抓机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机会麽。投资没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规商人。皮包
有大有小，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这种做法。赵紫阳点头，表示同意。
我还讲，广东的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够，要善於变通，广东有些干部提出“遇见绿灯大胆走，
遇到黄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确的部分，我拥护；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错误
的部分，要尽量像任仲夷那样变通。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就讲，江苏发展工业，与中央有很大不同。改
革开放，应该让人探索。赵紫阳对我这套讲话没有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批评我，实际上都认同了
。
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多维：周南在他的新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钱都没
有了，你“肥了自己”。
许：事情是这样的：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
们本人只拿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
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
样做，我们自己为什麽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
，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
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麽不能在香港搞一个、几个
汇丰、太古、裕和？周南（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
但赵紫阳赞成，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
一同回内地投资。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
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
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被批判了，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
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
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
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
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
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
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麽积极。这是什麽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
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
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於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
，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之后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
利息照付。多数股东撤资，投资公司就成为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
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
，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麽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
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
江和交通部的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
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麽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
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麽？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
、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
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
他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麽根据
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
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
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是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4）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101 更新时间：2008-6-9 0:48:36
许家屯回忆说：1989年学潮，赵紫阳叫我去北京，谈了两个小时，他要我去找杨尚昆，请杨把我们的意
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常委的工作。杨表示完全同意
我们的意见。不过杨尚昆又说：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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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包玉刚说“只有你没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
我在香港从来不管钱，我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带。包玉刚先生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可以证明。记
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刚先生吃饭，吃完我站起来了，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你。我很诧异，看着他
，他说，我认识到的你们的高干，只有你没有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我当时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在
表扬我，但“只有你”三个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摄）
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诚共进工作午餐，他提出一个建议说，准备一百亿到海
南岛搞开发，徵求我的意见，要我当企业董事长、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负责人。我听了非常兴奋，觉得
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担任企业董事长、行政负责人，中央不会同意，而且我岁数大了，也
没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做顾问，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这个企业。他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同我议论了谁
可以当董事长。他这个想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邓小平写了一个电报，反映
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主要是两条：建议中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资金，让香港人经营，香
港人支持，来进一步开发内地尤其是海南岛，内地也应该学习香港，在改革开放参考香港经验；第二个
建议是：海南岛是否建省，成为一个省级特区。邓小平看了，亲自批，要赵紫阳考虑落实。这样，海南
岛的建省工作就马上行动了，成立了建省筹备班子，领导小组负责人又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李嘉诚的建议给香港大企业家进入内地投资带了头，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业投资。
邓、胡、赵、姚依林，他们几位，还有杨尚昆、习仲勋、王胡子王震、万里，对香港都非常重视。事实
上对於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贡献。港澳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的外资投资的60％左右。近
几年来是否有变化，我没有查资料，记忆之中，到了最近两三年，都还占外资投资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经济繁荣，八十年代后期，也受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大的促进，效果越来越显着。当
然，这是整体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内地内地改革开放的结果，香港积极配合，不是哪一个人努力的
结果。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
多维：1989年北京学潮，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与赵紫阳谈了两个小时，谈了什麽问题？
许：交换对天安门学生请愿的看法。
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一回来，就打了个电报给我叫我去。5月1日我到北京，有人告诉我，北京普遍反映
：邓小平上了李鹏的当。李鹏在赵紫阳走了之后马上开常委会，听了陈希同的话，陈说给他五万军队，
保险可以解决天安门的问题。他们就去向邓报告了，邓同意他们的意见。
赵紫阳和我交谈，要我先讲我的看法。我讲，我认为学生和机关干部是爱党爱国的活动，少数敌对分子
、外国人插了手，美国、台湾、香港也有少数对共产党敌视的人参加，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
的学生、干部、市民应该说是爱国爱党的。《人民日报》社论，我不赞成。赵紫阳听了我的话很高兴，
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办法说服邓小平，把社论的意见收回来。他说他在朝鲜时，
社论传给他看过了，当时他表示同意，现在看，他认为不妥。假如改变过来，他可以对外表示由他负责
。另外他提了八条具体办法，例如，学生反对“官倒”，先从我家里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麽样，是否
参加了“官倒”。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认为我与杨关系比较好，说得来，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
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见了杨尚昆，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答应去向邓转达，还要我转告赵紫阳，可以按
照你们的意见先做起来，有什麽事情他负责。当时杨尚昆还赞成赵紫阳4日接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说
各方反映很好，杨本人也认为很好。不过杨尚昆又说了：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可能同
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从杨尚昆那里回来，告诉赵紫阳说杨已经同意。我们都比较乐观了，认为有希望改变过来。赵紫阳的
讲话外界反应也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回学校了。如果学生到此为止，事情就好转了，可是学生又开始绝
食了。为什麽绝食？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给他们出了主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当时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
多维：最近邓小平的女儿说，开枪不是邓下的命令。
许：我相信他不会下命令开枪——不会有人下命令开枪。但是，下了命令要部队一定要进天安门，其结
果就是：不下命令也会开枪了！
多维：没有命令，谁敢开第一枪呢？
许：那种形势，不是平常形势。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5）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103 更新时间：2008-6-9 0:50:26
香港《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要写上四个大字，是用“痛心疾首
”，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回来问我：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
，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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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多维：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麽看待，采取了什麽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降，惶惑
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
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
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於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
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
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
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
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
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
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
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
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
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多维：“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麽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
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
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
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
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
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
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
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其口述回忆录中对许严厉抨击。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
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
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
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
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麽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
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
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
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6）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84 更新时间：2008-6-9 1:03:08
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一度接近崩溃。船王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是奥地利人，有
一天给我一份由十多个香港名人巨贾签名的建议书：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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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多维：关于包玉刚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风波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
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
生，是奥地利人，有一天到香港新华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
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推荐自己，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玉刚不便出面，
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
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
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
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江泽民应我的
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
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
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去北京开会，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
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讲：“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
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听说，李后还是鲁平说，我讲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电报”，“香港人出一百亿
租借十年”，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
，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外
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
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
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租借实行自治，这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
的，这能叫“卖国”吗？我对此坦然。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
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
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
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他人要我发
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
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任仲夷（左二）访问香港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阁下呢？
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
，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
，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
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六四他与我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
：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
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5）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104 更新时间：2008-6-9 0:50:26
香港《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要写上四个大字，是用“痛心疾首
”，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回来问我：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
，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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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多维：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麽看待，采取了什麽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降，惶惑
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
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
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於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
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
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
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
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
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
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
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
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
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多维：“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麽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
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
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
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
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
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
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
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接替许家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其口述回忆录中对许严厉抨击。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
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
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
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
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麽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
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
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
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6）
作者：高伐林 文章来源：多维月刊 点击数：85 更新时间：2008-6-9 1:03:08
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一度接近崩溃。船王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是奥地利人，有
一天给我一份由十多个香港名人巨贾签名的建议书：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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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
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
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多维：关于包玉刚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风波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
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
生，是奥地利人，有一天到香港新华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
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推荐自己，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玉刚不便出面，
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
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
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
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江泽民应我的
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
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
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去北京开会，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
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讲：“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
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听说，李后还是鲁平说，我讲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电报”，“香港人出一百亿
租借十年”，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
，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外
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
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
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租借实行自治，这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
的，这能叫“卖国”吗？我对此坦然。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
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
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
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他人要我发
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
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任仲夷（左二）访问香港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阁下呢？
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
，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
，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
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六四他与我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
：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
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許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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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1916年3月－）原名許元文，祖籍江蘇如皋，前中國共產黨黨员，現居美國洛杉磯郊区奇諾崗（
Chino Hills）[1] 。
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蘇省東灌沐中華民族解放先峰隊組織部部長、中共如西縣委書記、中
共泰州縣委書記。1945年，升任為蘇中區第三地方委員會書記。1948年4月，擔任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
第三十三旅副政治委員。1949年3月，为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九軍第八十七師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升任為江蘇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同年7月升任為江蘇省委員會書記。1979年至
1983年，为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8月到1985年9月成為中央委員。
1983年至1989年，许家屯開始為香港人所熟悉，當時他出任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港澳工委
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初，北京發生學運，當時香港人都紛紛支援學運。他默許當時中
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1990年4月下旬，他獲悉中央對他準備整肃，即決定出走美国。
1991年被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並撤銷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1993
年著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2002年《壹周刊》報道稱其孙女許梅在香港稱[2]，他是为了和情妇單琴
在一起才出逃。其后也陆续有贪污腐败的行径被暴露出来，而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亦提到此事，但
許本人並沒有承認。
2007年7月，許家屯接受香港有線新聞與《明報月刊》專訪[3]，他否認賣國的指控。他承認六四事件发
生后有富商向他主動提交一個十多位港人聯署的建議書[4]，以一百億港元租借香港十年，由港人自治。
他当时只是如實向中央反映該建議書，反映前並得到江澤民點頭默許，並非如官方所指的賣國。
[编辑] 參考書籍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0月初版，ISBN 9570810530
《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明鏡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ISBN 1896745806
《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宗道一 等編著，齊魯書社2007年6月初版，ISBN 9787533318086
[编辑] 參考文献
^ 許家屯隐居美国15年，正在想什么？多維新聞網 2005年8月7日
^ 富豪接济许家屯，董建华助养情妇，壹周刊2002年7月12日
^ 六四後港商建議百億租治權，明報2007年7月3日
^ 《我「賣國」？─在香港工作七年的一些回憶》林立心 整理，《明報月刊》2007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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