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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给“罢工”脱敏看仍有重提“实践”标准的必要


日期：[ 2008年4月13日 ] 版次：[ TM05 ] 版名：[ 评论周刊 快评 ] 稿源：[南方都市报]






　　◎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4月11日，深圳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提交大会发言的书面材料中提出，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作出相应的规定……看了《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这则新闻，我与网上众多跟帖的网友一样，深感欣慰：终于有人站出来讲这个话了，“这才是工人的代言人”！


　　王同信明白他说的其实是常识，是社会与世界通例。


　　既然“罢工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却“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呢？王同信认为“现在人们对罢工太敏感，这是传统体制留下的思想包袱”。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深圳要思想解放就应该甩掉这个包袱”的认识。我对他的看法极表认同，当然我认为不止是深圳，全中国都应该甩掉这个把罢工当禁忌的包袱。


　　不过，我由此想到，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仍然非常有必要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一波思想解放，就是确立了“实践”标准（破除了两个“凡是”），第二波思想解放确立生产力标准（扫清了发展市场经济中“姓社姓资”的思想障碍），第三波思想解放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破除GDP崇拜）。这样的概括当然有道理，但是我以为后二者是“实践”标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换言之，“实践”标准其实可以涵盖后二者。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难道不正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吗？发展观是否“科学”，是否可持续，是否能达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难道不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吗？


　　承认并尊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不会对客观存在的罢工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假装它没有发生过。诚如王副主席所说，劳资利益分化和对立是必然的；可以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劳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多年前在苏州的纺织博物馆里，我就看到关于明清纺织工人“叫歇”（即罢工）的碑文。


　　台湾的李敖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讲到“反求诸已，反求诸宪法”，随口罗列中国大陆的宪法认可的众多公民自由时，提到“罢工自由”。他不知道“罢工自由”在1954年宪法中是有的，那时候中国有私有制企业嘛；而现行宪法里是没有这一条自由的，因为它沿袭的是所有制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条款，资本家都没有了，“罢工”与谁抗争呢？


　　那么，改革开放后有了“三资”企业，为什么没有在宪法里加进罢工自由呢？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前些年忙着“招商引资”，政策是向资方倾斜的，别说工人集体罢工不受保护，连个体维权申请劳动仲裁也很困难，要靠周立太这样的律师来“打抱不平”。


　　如今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动不动有工人跳楼或上街堵路维权，这未免令政府和社会太难堪。同时，如王副主席所说，“由企业单方面说了算的局面恐怕很难继续下去了，企业只有认真履行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义务，权利义务对等，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实践发展到了这一步，不正视现实，赋予工人罢工的权利，是走不下去的。只有承认了现实，才谈得上立法规范管理劳资双方的博弈，将罢工博弈控制在损失最少的范围。


　　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实还有好多方面要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突破旧观念和现有条条框框的束缚。


　　（作者系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