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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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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遇罗文著

【丛编项】：无

【装帧项】：平装 20cm / 353

【出版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05

【ISBN号】：9787500427377 / 7500427379

【原书定价】：￥22.00　

【主题词】：家史－中国－当代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图书简介】

　　本书是遇罗文的回忆录。作者通过遇罗克、遇罗锦等亲人的人生遭际，反映出上个世际后半叶很多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路轨迹。

【本书目录】

目录

序一 刘心武

序二 丁 东

前言

一、水獭胡同12号

1．城里少有的大院子

2．姥姥

3．二姨

4．初遭劫难

5．父母的性格差异

二、东四北大街519号

1．新居

2．再遭劫难

3．小学

4．哥哥的性格

5．我们总算没饿着

6．初入社会的哥哥

7．初中

8．哥哥返城

9．高中

10．“血统论”无处不在

三、“文革”开始

1．一片混乱

2．“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3．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4．荒唐

5．我家被抄

6．兴起“大串联”

7．《出身论》诞生

8．日记引起的灾祸

9．《中学文革报》

10．又去“串联”

11．事业未竟

四、牢狱之灾

1．大祸临头

2．群众专政

3．关进第一监狱

4．转机

5．学习班

6．出狱后知道的

7．火中涅磐

五、上山下乡（上）

1．释放回家

2．初识陕北

3．当木匠

4．封建

5．路遇劫匪

6．横祸

7．噩耗

8．姐姐闯关东

9．夜走山路

10．爱情

11．到农大当临时工

12．第一次领工资

13．苦难的长辈

六、上山下乡（下）

1．路上

2．小马架

3．盖公社医院

4．林彪事件风波

5．父亲来到东北

6．照相

7．置办家业

8．孩子送了人

9．难忘旧情

10．放排去

11．开办电焊条厂

七、第二次入狱

1．命运的捉弄

2．加格达奇看守所

3．集训队

4．劳改农场

5．四中队

八、后记

1．迟到的晚霞

2．《通罗克遗作与回忆》的跋

九、附录：我所了解的通罗克冤案 苏双碧

十、跋：我与通罗克一家 任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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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

□遇罗文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27379
本书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作者遇罗文为著
名发明家，文革初期，为宣传其胞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创办《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79年平反回京，从事发明创造工作。近年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书讲述的就是遇罗文、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想，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遭受的巨大磨难。书中准确而洗练的文笔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这本典型的、浸着血泪的活历史，也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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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自已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1989年第5期）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 1999年 3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8月23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9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年 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 1966年 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押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事后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残害“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要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兵”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弟因此“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就被打死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记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一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禁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幸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降，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穿阴险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分值几分到一毛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 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 20个人处死了 19个，留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坚快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我家》出版时被删去的内容 遇罗文 [转帖]

文章提交者：自由歇手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我家》出版时被删去的内容 遇罗文 （转）



《我家》从1999年9月脱稿，历时九个月才得以出版，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所以，最终能在社科出版社出版，我已经对该社感激不尽了。但是见到被删去了那么多（下文中的红色字），难免十分心疼。回想十八年前我的一篇回忆哥哥的文章，就是因为不同意删改一字，只能“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朋友劝我，这一次别那么固执了。更何况，不能不为别人着想——传闻社长说，书都删成这样了，要是还有人说它有问题，“我去和他讲理，哪怕丢了我的官”。感动得我不好意思再去讨价还价。

从删掉的内容，就能看出“向公众表达”该有多么不容易！我只须将它们罗列出来就够了，任何评论都显得多余。29、30两条，是丁东、任重文章中被删去的，在此一并列出。

　

1、多数学生也学机灵了：越是不讲理的，最好越说它对——顶多说你有点儿傻。你要明白了，也就悬了。

除了这种指鹿为马的愚民教育，学校里也大讲“阶级斗争”。……（50页）

2、好打人的学生是少数，多数学生的善心还没有被完全“教育”干净。（59页）

3、按照罗克的看法，“文革”的起因，是领导集团的权力相争。为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使多年的积怨得以迸发出来。

但是，首先被赋予抒发积怨的权力的，是最受信赖的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60页）

4、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荡。它象霉菌、像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从我记事以来，就知道“应该”把人分成等级，让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就叫“专政”或“阶级斗争”。被压迫的是少数（常定为5%，否则压迫不成），永远没有翻身解放的可能；压迫者虽然是多数，但不知道哪次运动或其他什么机会，其中一部分也许会变成被压迫者。这就是“成分”。

不知从何时起，“终身制”和“世袭制”也变成了国粹，所以压迫者的子女也成了当然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的子女从生下来就该受压迫。这就是“血统论”者大讲特讲的“出身”。

到了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受压迫者，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等好事难于问津，就是无辜受刑甚至致死，或与家人一起遭到大屠杀的事也屡屡发生。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61页）

5、有些人搞所谓的“抄家”，如果仅停留在财产的没收，尽管把一些孤寡老人家里一切都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我还要“歌颂”他们还有一点儿人性，还能称之为“人”。但是，“抄家”往往伴随着“打人”。如果出于无知和极左教育的误导，萌生了荒唐的气愤，以至表现在拳脚上，我还要“感谢”造物主没有把他们的人性剥夺得一干二净，然而不是，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62页）

6、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死以后，又在这一带“血洗”了三、四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

哥哥的同事亲眼看见，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这在当时，都算不上出奇。

紧接着，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纵容支持下，“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3人。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3户被杀绝。”（《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85年2月）这就是《出身论》提到的所谓“连根拔”政策！至今，杀人凶手们依然逍遥法外。（62页）

7、后来才知道，这种抄家是最“好”的——虽然砸坏了一些东西，还把日常生活用品留给了我们。没收的东西存在工厂，几年后又发还了，丢的不多。学校和街道抄家可不这样，东西拿得一点儿不剩，金银细软进了个人腰包，笨重的廉价拍卖给非“黑五类”。不可能再发还。据说...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许多“红卫兵”头头被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忘形时难免蹦蹦跳跳。等散场后，工作人员打扫卫生，居然发现不少金条。（71页）

8、几天以后，这些日记和相片都摆到“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哥哥也从“准专政对象”升为“专政对象”关在工厂不许回家。（日记、相片至今还扣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档案处，我多次联系索要，不是告知不能发还，就是没有回音，甚至连查阅都不允许。）（80页）

9、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当局喜欢的是“没嘴的人”，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85页）

10、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批判，使人见她望而生畏，谁还敢提在什么面前“平等”；更何况“红外围”(由非“红五类”组成的保卫红卫兵的组织)是一位主张查三代出身的中央首长（周恩来）肯定了的。罗克就是这样，维护真理他无所畏惧。（87页）

11、一个地主“狗崽子”，竟敢无视社会的“舆论”，敢于冲破血统论的罗网，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该校工作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妨碍！”像她出身这么槽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92页）

12、当大救星与无神论共存，选集与圣经争辉的时代莅临时，他痛心地说：“想不到几十年后还要进行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99页）

13、最让我反感的却是一件小事，以至因此懒得上街：每次走在街上，准能看到一、两辆卡车，载着七、八名穿工作服、戴柳条帽、面容菜色的工人奔赴工地。这些人敲打着自己的工具或别的铁器，可着破锣嗓子大唱吹捧个人迷信的“革命歌曲”。他们全然不顾嗓音和“乐器”的刺耳、形象的粗俗，竟能以丑为荣。从一个个摇头晃脑的专注神情，能够看出他们的虔诚，并非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一种悲哀的心情油然而生——自己的温饱尚且顾不过来，反倒关心领袖的“万寿无疆”和发达国家工人的“解放”——傻不傻？（103页）

14、一边走，我一边想，幸亏是在现在，要是在“文革”前，就冲我们扒乘火车、闯入禁区，足够判我们劳动教养的了。权贵们是如此腐化，百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草芥，难怪...一号召，群众就把当权派斗得死去活来。（109页）

15、出于我对自己将来前途的考虑，我特别关心教养和就业的生活情况，总是问这问那，他也从不厌烦地介绍那里的情况。有一天，听我念报时常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小声问我：“你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吗？”

我知道他话里有话，故意说“不知道”。他说：

“我们刚到教养所，所长对我们大家训话说，‘你们到这里别想跟我讲这理那理，也别这不服那不服，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这里只有铁丝网和刺刀对付你们，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听了大失所望—原来现实是这么露骨而无情。他安慰我说：（149页）

16、有一家有两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会打扮、不爱干活。只要缺钱花了，就去延安当几天妓女，一家子生活相当富裕。社员说起他们家，只有羡慕，很少有瞧不起的。（190页）

17、唱陕北民歌《翻身道情》，农民唱“男抽洋烟（鸦片）女生产”，“北京娃”只知道“男当红军女生产”。（190页）

18、有次来个很会表演的知青，正当我们要端起饭碗要吃饭的时候，他忽然故做严肃地制止了大家：“都先撂下碗筷，怎么能不‘祝愿’就吃饭，你们的‘忠心’都哪儿去了？”

不久前，尤其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个人崇拜活动让林彪他们搞得登峰造极，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学生点名、进大门通过岗哨、不熟悉的人见面寒暄，都要背一条...语录。使用率最高的是“要斗私、批修。”因为字数少。也有人用字数更少的“忙时吃干”或“闲时吃稀”来应付。吃饭或类似的小活动之前，不值得背诵大段语录、唱“东方红”了，就由一个人手里挥着...语录本，喊道：“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众人齐喊两遍“万寿无疆”；他又喊：“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众人齐喊两遍“身体健康”。成了固定的格式。

自从到了农村，几乎忘了什么叫“祝愿”。我们都等着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见他手指装做捏个小本儿的样，煞有介事地念叨：“敬祝伟大领袖万臭无香，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欠康！”逗得我们笑了半天。有个很会开玩笑的知青又给添上两句：“敬祝周恩来满面红光！敬祝江青阿姨年轻漂亮、年轻漂亮！”（242页）

19、在传达林彪“罪行”的内容里，居然还有这么一条：林彪说，“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使我们这些从来对林彪没有好感的知青们，倒佩服起他还有明白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起草这些文件的人里边是不是还有林彪的同党，要不就是智商过于低了——真的不知道老百姓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243页）

20、这也难怪他们，谁能想到上级会把这种谎话连篇的文件看得那么重。林彪是怎么死的，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怎么死也是死了，也从副统帅一下变成了阶级敌人，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姥姥常爱说：“人都掉井里了，耳朵还挂在井沿儿上有什么用？”

说起卷烟纸，当地人是很讲究的。新闻纸和包装纸虽然便宜、好得到，但是太脆，没等卷起来就破了。要是花钱买，又想省钱，就买整张的白报纸。裁的时候得特别注意，纸有方向性，裁错了方向也卷不成。印文件的纸更结实些，就不用考虑方向了。更厚的纸虽然结实，抽起来纸味儿太大，也不适合卷烟。社员认为最好的卷烟纸，莫过于小本的...语录——纸又薄又结实、大小合适、携带方便。

撕语录本卷烟，刚开始我们看了不大习惯，跟社员开玩笑说，要是在北京这么撕《语录》，该打成现行反革命了。社员也会解释：“我们把它抽进肚子里，这才符合林副统帅要求的‘溶化在血液中’呢。”

糊墙，用《...选集》最好——纸好、大小合适——不容易开裂。况且四卷一套正好够糊一间房。所以，在陕北给不出去的...选集、语录，到东北却不用发愁没人要。（244页）

21、从“文革”前几年开始，街道、派出所就把不参加工作的人划到了另类，成了准专政对象。虽然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民有劳动的自由，真的不去工作，似乎是犯了罪、有了砟儿。年纪大的，成了街道监视的对象；年轻力壮的，找个借口就送去“强迫劳动”（仅次于“教养”的惩罚），敢不服从的，就有理由判“劳动教养”了。到后来，判刑的布告上，都把“无业”当作一条“罪状”写在数条“罪状”之先。（267页）

22、“饥饿”历来是某些统治者治人的法宝。它不仅能惩罚那些“不良份子”，也能把良民百姓管得服服贴贴——整天为一口饭奔忙的人，那还有精力搞危害政权的活动？所以宁肯将多余的粮食去支援“亚、非、拉”，也不能便宜了自己的子民。尽管他们自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却教百姓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314页）

23、在20年刑期的犯人里，有许多都是北京的“老乡”。问起他们的案由，竟是些很小的事，比如在大饥饿年代贪污或倒卖几十斤粮票等等。这些人受了十几年认罪服法的教育，认罪态度都非常好，从来没听他们说过要申诉争取改判之类的话。可能他们也都清楚...“不能用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的“英明”论断，知道也翻不了，所以过得也十分心安理得。更重要的，是一些事实对他们的教育。（319页）

24、9月中旬，全国召开...的追悼大会，劳改队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监舍内外找不到一张...的标准像。这倒不是监狱里有超前意识，不去搞个人崇拜。而是以为...的画像进了监狱，就等于...也进了监狱，这是对毛的大不敬。可是，语录、毛选上也都有毛的头像，又得让犯人“学”这些“光辉著作”，又不能把头像一张张揭了去，于是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20页）

25、9月份的东北气温已在零度以下，追悼会仪式又臭又长，犯人们一个个冻得耳朵、手指通红、发麻——也不知道耳朵、手指头招惹了谁！（320页）

26、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许多惨绝人寰的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332页）

27、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抓住导演，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332页）

28、……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我不得不提醒他：……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公民想当个城里人，不是还办不到吗！（332页）

29、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被推入“沉默的大多数”的行列。由此我想到，人们的话语权受到政治的和市场的双重制约。谁的声音为权势所反感，就很难向公众表达：谁的声音不能与市场利益接轨，也很难向公众表达的机会。现在充斥于传媒的多是既不触犯权势又能换取市场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遇罗文的声音就长时间地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5页序二）

30、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罗克母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是东城区政协组织的，规模很大。我知道遇家的传统，向来不拘礼俗。

我问到罗文，果然这并不是家人的意愿。政协领导曾经征求家属的愿望，罗文只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五七年“反右”时，《北京日报》曾在头版、大字标题，展开对遇伯母的批判；现在也用同样字体，刊登一篇仆告。但领导给予否定，理由是，什么级别的干部用多大篇幅、字体，是有规定的。遇伯母的级别低，别说字体的大小了，连在报纸上刊登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味——伤害一个人，没有规章制度的限制，也不讲究身份、等级；做有益于人的事，障碍却这么多！作为礼仪之邦的国度，按理说应该懂得赔礼道歉——伤害人家多深，起码应该给人家多大补偿。懂道理的，更应该知道补偿应该加倍。但是身边的事，往往大相径庭。（351页跋）

遇罗文《我家》序(刘心武)

寄望于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
——遇罗文《我家》序

刘心武

本书作者遇罗文是遇罗克和遇罗锦的胞弟。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不知道1967年初曾有过一份《中学文革报》出现在街头，上面刊登过一篇不同凡响的《出身论》，而这篇反对“血统论”的文章的作者遇罗克，却在1970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中学文革报》实际上是遇罗文等几个中学生私自办的，这张只出过几期的报纸，现在已被世界上若干著名的图书馆珍藏。

凡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都会记得遇罗克的冤案得以平反，并且，有遇罗锦那样一位女作家，连续发表出《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等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引起过轰动与争议。后来遇罗锦应邀到当时的西德访问，在那里留下，直到我写这篇序时仍没有归来。

仅仅是我上面所开列的因素，相信这本《我家》便会引出众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

其实，遇罗文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他自己，还有他弟弟遇罗勉的人生遭际，虽然没有遇罗克和遇罗锦那么具有爆炸性的雷声眩光，却也相当坎坷诡谲、惊心动魄，反映出上个世纪后半叶相当大数量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轨迹，具有典型意义；因此，这本《我家》，确实是值得我们作为历史个案，仔细加以检视、研究的。

遇罗文写出书稿后，请当年他家的邻居任众写了一篇文章——任众的遭遇曾被我写成《树与林同在》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任众在文章里，把遇家的遭遇和他自己，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们的生命轨迹交汇在一起，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和“不能让悲剧重演”的彻腑疾呼。我的心弦当然也与此强烈共振，但任众讲过的话我不拟重复，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遇罗文的这部著作还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都已置身在一个崭新的世纪里。我们沐浴着新的曙光，但无可讳言，我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希望使我们兴奋，问题令我们焦虑。有些人士，把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推行，视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重要的事件，提出“历史为零”的论断，呼吁“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跨国资本的运作如大象巨脚，正无情地践踏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个性；而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确也是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玩”得人人心跳——仅这两大问题，就引出了深重的焦虑，焦虑者为了化解自身的焦虑，并以己度人，力求达到清明澄澈，有的就如饥似渴地从历史中抓取“可利用资源”，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比如，有的人士就提出来这样的论点：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他要解决的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另一个呢，是“民间”的“文革”，所期盼解决的，是官僚主义压迫、特权思想与特权制度等等问题；主张有“民间文革”的论者，所常常举出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初期，一般民众在享有“大民主”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自由发言”。在某些人士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民间文革”那“全民参政”的实践，还有当时对跨国资本的坚决排拒，以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所获得的可触摸成果（如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石油开发），都提供着“零历史”境况下，从事“制度创新”的借鉴，至少是能以激活灵感。好了，现在我们有了遇罗文的这部著作，从他翔实详尽的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时像他和他哥哥那样的社会存在，是怎样利用时空中的可利用瞬间缝隙，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和“自由发言”的，并且可以了解到，为此他们分别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还可以从他父母，他姐姐和弟弟，以及他自己在他哥哥被杀害后，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引出深重的思考：从中是否可以找到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悲壮之美，或能以提炼出“创新资源”？遇罗文写作时并没有跟我交流过，他完全没有我上面所陈述的思考前提，只是客观冷静地回叙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里，已然成为历史的种种细节，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是否存在“两个文革”的争论，也并不清楚“历史为零”与“制度创新”之类的新论，但我以为，他的这个文本，在有关的讨论中，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参考价值——讨论的双方，甚至都可以从正面引述他的文字，以为立论的
依据。

像任众那样的“过来人”，所时刻提防的，还是那些整过人的极左分子。这种戒惕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必要的。但实际上那样的一些人从年龄上说大都老迈，从社会地位来说也多半已然被边缘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似在与日俱增，但却回天无力。真正能左右现实中国走向的，应该说已是新的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而这些人里，有的六十年代才陆续出生，全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生命体验，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中，以及后来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过程里，“拓荒牛”们所遭遇的那些阻力，对于他们来说，也了无印象，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的思考与行动，似乎更多地，会受到现实中负面存在的强烈刺激，以及从西方——比如法兰克福，以及实际上也是用财团的基金支撑的高等学府那类地方——传进来的某些高超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某些独特的思路作为，这有令“过来人”理解、尊重的一面，却也有令“过来人”不解、担心的一面。遇罗文的这部著作，我以为应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参考材料——毕竟，这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具有典型性的，而且还活着，并继续生长着的历史。我祈盼，新一代的中国思考者与行动者，终能具备睿智的头脑与坚实的脊梁，离开误区，面对国情，实事求是，稳健推进，掀开这东方古国闪烁着新辉的一页。

《我家》序二
-丁东
1998年夏天以后,因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我一直设法与遇罗文先生联系,但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直到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陈明洋查到我的电话。由此我们相识而成为朋友。可惜认识得太晚,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当时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他相识一年多来,我们一起去人民大学参加过与学生社团的对话,一起去拜访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烈士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长时间地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和我都是老三届,年龄比我稍长。他和他的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他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用牢狱钳制思想,不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现象。区别只是在于有人记录和无人记录。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也应当有人记录下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基于这种想法,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他们全家的命运。
遇罗文接受了我的提议。他不愧是遇罗克的合作者和《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者。虽然多年从事技术发明,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一位苦难的承当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取了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两个字——《我家》。
《我家》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中国当时发生的人权歧视不同于过去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它不是以保守的或宗教的名义

我与遇罗克一家

任众

半年前，我有幸读到了此书的初稿。罗文精练的笔锋和我熟悉的历史镜头，让我一口气把书读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沉思、愤恨、伤感、缅怀、祈盼……一起涌上心头。

有人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不会忘记，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因此忘不了遇罗克一家，以及所有为了社会进步与自由而奋斗过的英烈与先哲。如果我们忘记了，不仅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更可怕的是，灾难降临在我们身边却还来不及察觉——就像人家打来了棍棒，自己连用手遮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和遇罗克一家人邂逅于一段中国少有的荒诞岁月里，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社会状况中。

六六年的中国，是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黑暗的社会。我们自五七年被强行戴上了“黑刺冠”以后，一直处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卑微境地中。
“文革”竟然又把那段历史激化了一步：对那些本已失去反抗与申辩能力的冤屈者再加以打击，以至到了赶尽杀绝的地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成了遇家的邻居，住进了东四北大街519号一间东屋，紧
挨着罗克的小屋和他家的北屋。院子里原来有五户，是个非常团结、和睦的集体。
“文革”时，有两家被“红卫兵”撵回了农村，空出了东房和两间南房。我当时的夫人刚调到街道工作，分到了东屋，南屋搬进一家街道积极分子。

罗克一家人为人都非常好。

他的姥姥，是典型的“老北京”——礼貌、善良、助人为乐。没有人能对她说出个“不”字。

他的母亲，性格豪爽、热情，堪称女中豪杰。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有吸引力，不愧做过社会工作。最让我佩服的，是她的乐观向上，没见她发过愁——即使头发被剪成了“阴阳头”，照样和你谈笑风声、开怀大笑。

他的父亲，性格和他母亲截然相反，平时沉默寡言，总爱叼个大烟斗，喜欢看书、下围棋。但是一旦遇上了知己，或是诚心求教的晚辈，他也会口若悬河，甚至背诵大段的外文、古诗，引经据典。遇老虽然是学建筑的，文学造诣极高，尤其擅长语法——可能与他精通日、英、俄三门外语有关。他的好学，无疑给子女带来了好的影响。常听罗文说，“文革”前，他总是捧着数、理、化书入睡，上厕所都要从兜里拿出个小本去琢磨，那上面是他画的几何难题。

说起遇老，不能不提他设计的“竹筋楼”。

因为是建筑领域的首创，所以是他中年时代的得意之作。“文革”期间，他曾自豪地对我讲过；到了他的晚年，仍然没有忘记对我讲述此事。

我想，“竹筋楼”也许算不上惊世之作，尤其发达国家不会采用，但是在物资紧张的年代，她的意义非同小可。在遇老短暂的技术生涯中，她或许竟是遇老的“绝唱”——四十余岁就去被强迫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此与喜爱的专业永别。

五七年，千千万万个人才，就像遇老一样，被人为地埋没了。 我的朋友当中，
有的甚至过早地丧了命。

听遇老介绍，当时搞这种创新，风险非常大——成功了，顶多受个表扬；一旦失败，对待他那样的“旧知识分子”，后果不堪设想——遇老的一个朋友，设想把隧道里的通风管道改成竹筒，目的是节约钢材，结果被认为图谋放火而遭到逮捕。

事实也正是如此。遇老的创新，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紧缺的钢材，按当时计划的使用年限（实际使用的时间是计划的八倍以上），就节省了几十万元——功劳不可谓不小。但是，转年就把遇老打成“右派”，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教养。

八八年，遇老去世，我决心去采访“竹筋楼”，以此来纪念遇老。直拖到九八年我退休以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罗文和我同行，他负责摄像和拍照。我们侥幸地遇到了两位当年参加施工的工人，他们详细地给我们讲了施工过程，又夸“竹筋楼”的坚固、耐用。但是，问到谁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他们却一无所知。

罗文、罗勉都擅长发明、创造，与遇老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社会剥夺了他从事科研的机会，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子女连上大学的可能都没有——一两代人的不幸，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以生产力的兴衰观点来分析历史，遇罗克一家人的经历，正说明了当时“进步”与“反动”的错位：杀人者促退了中国的历史，却标榜自己是革命与进步；被杀者忧国忧民地推进着历史的进步，却被冠以“腐朽”与“反动”。

中国官方报导说“右派分子”（正式戴“帽子”的）有五十几万人，算上被株连的亲属，就要达到数百万人。其他“四类”分子、准专政对象，以及被株连的亲属，又要多出一二十倍不止，有人估计总数上亿。这还不算为数更多的，观看过杀“猴”的“鸡”，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变得毫无生气可言。

这样巨大的灾难是谁造成的？谁应该定位为“反动”，不是很明显吗！

能为上亿个“贱民”争权利，以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遇罗克无疑是天下第一人！

他是个英雄，是首屈一指的烈士。

然而，官方没有把他定为“烈士”。我大惑不解，为此问过罗克的母亲。据她说，也曾经有过申请的打算，但是有关部门答复，必须先追认罗克为中共党员。她认为罗克生前并无此要求，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在人民是公正的——虽然罗克没有官定的称号，却总有人不断地怀念他；有称号的许多人，反而很快被人们淡忘。

从《我家》一书中，我们才知道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因此敬佩这一家人。

还让我佩服的，是他们在逆境中生活的能力——没有被灾难所压倒，反而像野草，永远能挣扎着站起来、欣欣向荣。我看过许多描写知青的故事，罗文他们的知青生活，却让我耳目一新。但愿年轻人能从中受到教益。

八四年五月十四日，罗克母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是东城区政协组织的，规模很大。我知道遇家的传统，向来不拘礼俗。

我问到罗文，果然这并不是家人的意愿。政协领导曾经征求家属的愿望，罗文只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五七年“反右”时，《北京日报》曾在头版、大字标题，展开对遇伯母的批判；现在也用同样字体，刊登一篇仆告。但领导给予否定，理由是，什么级别的干部用多大篇幅、字体，是有规定的。遇伯母的级别低，别说字体的大小了，连在报纸上刊登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味——伤害一个人，没有规章制度的限制，也不讲究身份、等级；做有益于人的事，障碍却这么多！作为礼仪之邦的国度，按理说应该懂得赔礼道歉——伤害人家多深，起码应该给人家多大补偿。懂道理的，更应该知道补偿应该加倍。但是身边的事，往往大相径庭。

追悼会后，我去遇家，安慰忧伤中的遇老。

久别重逢，老人眼眶里饱含了泪水，用力低握住我的手。我的问候使他情绪稳定下来，话也渐渐多了。他用着北京人特有的客套语——“您”字对我相称。

我想起了他家的一桩桩不幸，忍不住表示劝慰。他却以出乎寻常的平静口气说：“哎，谁让你赶上这个时代了呢，那有什么办法，……”

我提到了“右派”“改正”的事，他似乎有些激动，说：“改正什么，不是还给你留着尾巴吗！”

说着，他起身在书架上翻找着什么。一会儿，他找出几张文件的复印件让我看。这是“华北电业管理局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发下的，“关于遇崇基同志工资问题的调查情况”。

当年因“右派”问题，遇老的工资由198元降到132元，在“落实政策”后未能得到恢复。遇老为此向“中央统战部”进行了申诉。这个“调查情况”就是针对“统战部”的答复。

文中不但坚持了132 元，而且字里行间尽是“小资产阶级，资本家成分”、“一贯通过行贿，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情节严重”、“隐瞒历史特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问题，参加北京基建局工作”等等。

所谓“落实政策”的执行人，看来实在不情愿为“右派”彻底解脱困境。或许因为他们在极左的空间里过得习惯了，早已丧失了同情心；或许他们十分明白，如果没有了“右派”之类的“阶级敌人”，也就没有了他们存在的必要。所以对“右派”只能“改正”而不能“平反”。

尽管不尽如人意，然而我们还是有了“铁树开花”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宽松了许多。

在罗文、罗勉二兄弟的陪伴下，我们和老人共进了午餐。这一日的相处，竟成了我和遇老的最后一面。临别前，他把有关他的“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了我，让我感受那时“改正”的恩赐性。后来我找原单位索要自己的那份“改正”材料时，发现除了留有许多“尾巴”之外，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偷梁换柱！可见被冤屈、被扭曲、被丑化、被摧残的这些“右派分子”是多么难以“脱胎换骨”！他们能生活下来又是多么艰辛！

好在人民日益清楚了历史，日益明白了“右派分子”并非历史的罪人。相反，
“右派”在今天的社会上越来越得到良好的口碑。这口碑是在人们的心底矗立起来的，她安慰了所有五七年蒙难的幸存者。

遇老对于“改正”还是“平反”、留不留“尾巴”的问题，表现了无足轻重的态度。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他问我对日语是否有兴趣。我说，很感兴趣，只是学得太少。他竟高兴地把一本《科技日语翻译技巧》送给我，并认真地在上面签了名，告诉我这本书是他编写的。

我默然了，禁不住在心中为这些可爱、可敬的知识分子们赞叹：他们竟然能在家境如此不幸的时候，还在竟相进取！他们不正是以这些智慧的成果奉献给世界的吗，而他们又向社会索取了什么？

《我家》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生活哲理，写作手法也简明扼要，给读者留有充分的回味与想象空间，是值得提倡的文风。

愿读者读完《我家》这篇真实的历史回顾，得到深刻的感悟，能在努力的工作与愉快的生活之中，警觉那“极左”的历史重蹈覆辙。

读遇罗克

林贤治

感谢徐君，从北京寄来她和朋友们编的遇罗克文集，使我得以重读《出身论》，以及与此相连的搅拌着整整一代青年的热血的文字，在严寒的今夜。
最早知道《出身论》这名目，还是在三十年前，读了辗转传来的一份皱巴巴的红卫兵小报；当时，记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鸣的。在六十年代的舞台上，我曾经做过“牛鬼蛇神”，有过被围斗和关押的经历，“不准革命”。在汹涌而至的湍流面前，作为边缘人物，怎么能不感奋于为所有被压抑的心灵呼喊的声音呢？其实，直到一九八○年，我才从官方的一份权威性报纸第一次读到《出身论》全文。此时，作者已经同张志新等一起被追封为“英雄”了。一个人一旦英雄化以后，原来闪光的物质，往往会被掩盖许多；只有当他恢复为悲剧人物，人们才能从黑暗的深隐处看见生命的异质的光华。事实上，不出几年，记忆中的烈士的鲜血就被冲淡了。正如鲁迅说的，是“淡淡的血痕”。再过一些时日，恐怕连这淡淡的痕迹，也将快要消失为一片空无的罢？
单是为此，遗文的出版，就是一件值得称幸的事。
然而，书的销售并不见佳。这结局，本来早当料到的；徐君偏不甘心，不惜挂了长途电话，希望我也来写点文字代为鼓吹。无论对于死者还是生者，我能说些什么？记起鲁迅在介绍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时写下的一段话，不禁顿增了无语的悲哀。他说：“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我怀疑，最后一句是硬加进去的，恰如他给小说《药》的末尾平添的花环一般。
他是绝望的。
我曾经这样问过一位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你可否解释一下，什么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想不到他像小学生碰到了微积分问题一样，瞠然不知所答。
二十余年毕竟已成过去。许多流行的名词、口号、徽章、仪式，已经不复存在于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怯于言说，历史就只能剩下一排空车厢。我读过一些外国书，像《受害的一代》《生而有罪》等纪实性作品，或者像《我儿子的故事》一样的虚构类作品，知道沙俄时代的贵族和军官的子女、富农和“反革命”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黑人奴隶的子女、甚至纳粹的子女，他们带着父母的不容置换的血统，如何屈辱地挣扎生活在苏联，在德国，在殖民国家，在充满歧视、凌侮、残暴、专制和黑暗的土地上。我所以知道，是因为在他们中间，毕竟有人敢于说出罪恶的秘密；在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上帝的子女，怀着悲悯的心情关注着他们，探寻着他们，记录着他们。他们如此
珍惜自己的经历，别人的经历——广大人类的苦难记忆。在中国，有哪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曾经给予“黑七类”的子女——因为一道“最高指示”，便衍生出一个更漂亮其实更带侮辱性的名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同情的一瞥？谁还记得起他们？整个国家，在以每年十余万种的繁殖速度累积的出版物中，至今没有一种是以他们的命运为主题的社会学专著，哪怕文学专著！
然而，“出身”这东西，就像一块长长的烙铁烫在这些人的心上，剧痛和流血永无止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仅此计算便横跨了三个十年，这是一个何等深重的伤口！这批先天的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由来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期待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要期待？难道真的存在着“人类之爱”？什么正义和良知，它们在哪里？有谁能说出它们在哪里？
一个叫遇罗克的说了！
这个孱弱的青年，内倾的青年，二十出头就开始变得驼背的青年，如果不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不是过早地失去那么多，不是有着数倍于同代人的折磨一般的思考，他有勇气说出他意识到的一切吗？
他终于说了！当他伸手在《中学文革报》上点燃第一支火焰，那逆风千里的气势，顷刻间便惊动朝野。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它，阅读它，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邮递员不堪负载，要他的伙伴蹬着三轮车到邮局领取邮袋；袋里的来信，每天都有几千封。《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号啕不止……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遇罗克不免要使用一种近乎狂热的语言，表达属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老红卫兵鼓吹的“血统论”，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这是抗议的声音。他为他广大的同类向社会吁求，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那里要回来应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革命”的权利，用当时规范的语言说，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
后来，我读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读到了卢梭、洛克、潘恩，我才知道什么叫作“人”，什么叫作“人权”。不曾拥有人权的人算什么人呢？法国人勒鲁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平等的词条中说到，公民平等和人的平等是两个彼此不同的、互不依赖的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殊相罢了。也就是说，仅仅要求公民平等是不够的。他的结论是，要确立政治权利的基础，必须达到人类平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权利可言。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现代人权观念，大约已经写进各个民族国家的宪法里去了。然而，我们——连这个词也是虚构的，因为实际上只有遇罗克一个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得为出身问题辩护。《出身论》说：我们是一批齿轮和螺丝钉，一模一样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不生锈，让我们回到革命大机器那里去吧！
可怜的遇罗克！
他说的仅仅是这些。仅仅为了这些，当局便如此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人，仅仅为了说出这些，便如此献出了青春的生命，惟一的生命。
在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的一位“右派”老师见到我，这样向我讲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第一要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须适应环境，不然就要被淘汰掉。至于改造，那是退一步的；因为没有适应，也就没有了改造。”可是，已经适应了的人还会想到改造么？后来挨了批斗，才知道老师的话，原来是经验之谈。关于国民性，我们说过许多，要而言之，其实无非“适应”两个字。原先在哪里，现在当然一样在那里，——这就是传统。
我们极力设法适应社会，从不要求社会适应我们；我们的所有个人为社会尽义务，从不要求社会为个人尽义务。所谓人权，本来是包含了社会的义务在内的。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曾经强迫过社会就范呢？
遇罗克，我们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较一下文集中的日记和文章，就会知道，这中间有着多大程度的区别。只要他跨出个人的房间，就会立刻变得拘谨起来。在日记里，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总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他那么认真地划分“阶级论”和“唯成分论”的界限，指斥工作队抹杀了“阶级路线”，认为所有的青年都不能放弃“思想改造”；他以极其时髦的语言，鼓励自己的同类握紧“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起而捍卫“革命路线”，紧跟一个人干革命。这就是“重在表现”的全部。什么叫革命？它首先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内在风暴，是合目的性的出路要求，是源自底层的巨大的历史变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从国家政要到草野小民，谁能确切地知道道路最终通往哪里？所谓“革命”，不过清扫一下塔楼而已。我们乱哄哄地帮忙清扫，然后有秩序地下来，回到原来的所在，一个依然满布污泥浊水的地方。革命，或者变换了温和的口气叫改革，无疑是一种主体行动，然而始终外在于我们。革命成了主体。我们匍匐在它下面，以奴隶的语言乞讨被接纳的资格，然后从这资格出发，去恩许给我们以资格的人或神，谋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是谁？我们是狗崽子或者不是狗崽子有什么区别呢？临到最后，我们仍然遭到了拒绝。
人是一种乌托邦。人应当有无限发展的余地，但起点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反抗压迫。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人权，称指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的权利、社会的权利。现代人权观念意味着个人权利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容许借用“集体”、“人民”、“社会”、“国家”的名义，将它牺牲在某一个人或集团手里。的确，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必须受限制，而不能随意地，也即无限地扩大到足以吞噬权利的地步，尤其是生命权。
然而，社会是强大的。权力无所不至。作为受难的一代的代表——遇罗克，随着思想自由的丧失，竟是极其轻易地把生命权给失掉了！
遇罗克要做“革命者”，结果成了“反革命”。这是一个嘲讽。社会以不可违抗的意志翻云覆雨。我们的尊贵的学者总是诅咒革命，对于这样一个灭绝理性的社会，居心叵测的社会，草菅人命的社会，除了革命，在你们所有宽容优雅的疗治方案中，有哪一个方案可以使我们免于恐怖？
革命总是无法预期发生。在沙漠中酝酿一场雷暴雨也许容易，要在缺乏一定湿度的人文空气中爆发一场革命，则实在太难。世界革命是近代的事情。在中世纪以前，为史书所记载的所有的暴力行动都只能是造反、暴乱、政变，并非革命，如果没有但丁和薄伽丘，没有藐视教会的路德，没有多疑的笛卡尔，没有处心积虑引导人们把自己看作惟一合法的主人的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什么叫“近代”或者“现代”？因为在那里有人的产生。首先，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问题。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的生存空间，现代也可以退为野蛮的往古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是带有现代性的，为人立法的，是人的革命。革命只能给我们带来自由和平等，带来合乎人性的新秩序，而不是相反。遇罗
克反驳“血统论”时，曾经辩护说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这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人要成其为人，就必先改造社会。但是，他接着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好在哪里呢？“血统论”在一个共和的国度里居然成了问题。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批判“人性论”；直至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仍然大倒其霉，不是异端的理论，就是“伟大的空话”。在一个普遍缺乏人权观念和个人道德的社会里，革命将从哪里获取它的资源？
遇罗克，一个富于革命热忱的年轻的思想者，结果为一场号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扼死。应当说，这是合乎逻辑的。
可以肯定，一个连生命权也得不到保证的时代，无辜的死者绝对不只一人。正当遇罗克饮弹死去的同时，大批的黑七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有如一场鼠疫。我的熟人圈子本来十分有限，其中，便有不少人死于这场无妄之灾：有枪杀的，有用棍棒打死的，有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有活埋的，死后往往不见尸首。“革命”之前有法制，“革命”之际有权威，为什么都无法制止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惟有兽的教育，没有人的教育。仇恨和杀戮是受到鼓励的。我们只知道“阶级敌人”，不知道他们是“人类伙伴”，不懂得爱他们，甚至根本不懂得爱。生命是同爱连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上，既不被爱，也不能爱，遇罗克居然还会想到要一张叫作“革命权”——其实是政治参与权——的入门券，现在回头看起来，未免太奢侈一点了！
此时临近除夕，在这个最深最黑的夜晚，读着遇罗克当年写下的灼烈的文字，想着他存在或不存在的意义，心里是无边的荒寒。
据说，当今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那么《出身论》将继续以檄文的形式，还是以文献的形式出现？其中的原则是永存的，抑或只配封存于历史的记忆？那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当变换了新的语境之后，是否仍然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说法？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我们到底走了多远呢？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的脑际不断缠绕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眼前像有一个影子，渐渐向我走来。我看清了那是遇罗克。他那么孤独。他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却又始终被西方世界抛在后头。他越来越近地走向我，仿佛是一种提醒或催促，苍茫间猛然记起他的诗句来：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