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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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著
序：（待定）
第一章绪论
一、问题诞生于比较之中
二、问题存疑于学术视野
文化比较理论的三个基本前提
学术界文化比较理论的质疑
三、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寻找可能丢失的“连续的偶然性”
“灾变论”对文化的解释
话语的转换
第二章中国历史的灾变结构
一、“灾变论”的文化适应论……………………………………………
地理环境与必须适应论
非地理环境与再适应论
正面的文化适应
二、灾害中国---中国自然灾害史
中国结构性自然灾害的地理学解释
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对中国历史结构性作用
灾民社会的产生
三、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生存之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中国社会动乱分类述要
个案分析
救荒还是新掠夺
第三章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一）
一、重新审视“地理决定论”
文化的三个维度
文明系数
二、生殖策略与人口过剩
生命的生物学适应
向“战斗小团体”供给人力
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互动
集权主义与人口过剩互动
三、饥荒与重农主义………………………………………………………
被迫务农：被饥荒锁定在土地上
被迫重农：民食政策是御荒政策
谁有粮谁称王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四、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制度
产权单一制的产生机制
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
五、巨型专制主义.
此封建非彼封建
巨型专制主义的发生机制
六、军事专制主义…………………………………………………………
“军事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
“军事专制主义”的发生机制
七、“活着”：灾民社会的人生理想
灾变型贫困
被动型勤劳与永远的奴隶制
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
第四章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二）
一、灾民理性述要…………………………………………………………
经验性灾民理性
情感性灾民理性
二、饥饿恐惧
食欲论与性欲论
公仓制度----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中国吃教
饥饿恐惧与国民性
三、权力恐惧
权力恐惧的心理根源
权力内战
权力侵略
权力疯狂
四、敌人意识
社会生活的军事化
敌人幻象
制造敌人
灾民暴政----杀人、打人和骂人
敌人意识与国民性
五、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
强权即公理
权威人格与否定人格
欺小凌弱
政治迫害的放大效应
狡猾崇拜
六、利益崇拜
生存型自私
“缺乏神经”与道德痴呆症
实用理性
七、梁山社群主义
双重紧张
灾民“民族-爱国主义”的哲学本质
八、诗性智慧
诗性智慧的发生机制
诗性智慧和诗性语言的主要特征
精神胜利法与面子哲学
灾民迷信
江湖义气
第五章灾民理性的精神文化（一）：秩序理性与灾民理性
一、“自然的观念
二、抽象理性和灾民理性
秩序宇宙与无秩序宇宙
抽象理性与灾民理性
三、交换理性与灾民理性
宇宙理性与自然法、实在法
宇宙民主与政治民主
交换理性的基本含义
交换理性的发生机制
地理多元化和契约精神的文化意义
四、儒学--中国知识分子的赈灾义演
一个理论问题
赈灾义演----“儒家仁政”的社会学本质
儒家的“利益崇拜”
“买方市场”中的“奴在其身”与“奴在其心”
五、文学----灾民社会的呐喊与呻吟
蝙蝠困境与文学抒情
人文精神是文人精神
文学与革命
第六章灾民理性的精神文化（二）：忏悔理性与灾民理性
一、通过生活认识上帝
上帝何以可能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二、耶路撒冷与雅典
一个理论问题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宗教理性与抽象理性
宗教理性与交换理性
三、忏悔理性与灾民理性
忏悔理性与忏悔神学的基本原理
问题意识的差异
宇宙观的差异
伦理观的差异
如何评价教会的“历史罪恶”
第七章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
一、寻找另外一个中国
缺乏诚实的学术追问
中国历史的基本图式----不完全封闭的循环发展
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中国”
二、有限现代化与军事主义陷阱
概说----转型理论存疑
一个分析框架
慈禧----袁世凯----蒋介石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
三、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
经济自由主义的贫困
理论自由主义的贫困
文学自由主义或文学犬儒主义
四、人的责任
人的责任与自然的责任
人的责任与历史的责任
人的责任与统治者的责任
人的责任与上帝的责任
从权利的时代到责任的时代
为“政治”平反
余论:我是灾民
注释
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摩罗
余论——我是灾民
任不寐
布罗代尔说：“一本书如果真想说明某个道理，作者事必既十分自信，又有点担心”。文化这个题目太大，研究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尤其难免凿空，而为此寻求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更是异常艰难。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得承认，我渴望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必须承认一种自我质疑的惶恐一直纠缠嘲弄着我的“问题意识”。此书断续十年之功，探索真相的热情和否定问题意义的疑惧共同伴随着我。
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个80年代以来被视为“不着边际”的文化学研究呢？多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形象在我心中一度达到顶点，我为此热泪盈眶；然后它慢慢坠落了，耻辱、绝望与痛恨与之共长。我必须回答一种追问：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这个问题是很艰苦的……
在“自然灾害”与“中国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这是本书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论“在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只能请方家批评。不过我感到有必要指出，我在写此书时心目中主要的读者群是西方的汉学家，最多包括对关注中国的“真问题”的学者。而在我看来，由于西方的汉学家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因而“丢失”了对“灾变”的文化表象，中国的一些学者由于强烈关注他们的理论是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忽视了他的理论是否“在常识上站得住脚”。“确立历史真实这件工作之费功夫，培养了谦虚之心。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为是定论。”（1）我赞同这样的观点。
关于我自己在此书中贡献的观点，我也一直在自我质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仍然确信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我还没有能力证伪它；尽管我一直将“灾变论”看作是我对中国文化及其起源问题的一个“学术猜想”。或者我可以拔高自己摹仿哥白尼的“它依然转动着”那句话来阐释我此时的自信：“天空依然阴沉”（我是指灾变论依然具有文化解释的意义）。但希望这种自信不是“受体系的束缚”那种可悲的局限，它应该对于未来的一切挑战感到兴奋和由衷的喜悦。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令人尊敬的思想家所说的，任何一本书都是未完成的作品。至少在占有材料方面，这一年来我又碰到（通过读书和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很多新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同时也感到一些论点完全可以进一步充实和深化。而且我知道，这种不满足感和缺憾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是否是所有作者要经历的共同的心理体验？
“灾民理性”无意尖刻地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无异使特别盛产于中国的“机会主义爱国者”见猎心喜，我的辩护是：第一、我们的确有这些缺点，第二、民族自觉比批判外族更道德，第三、只有自胜才能自强。不过我有必要说明一点：我从来不为出版而写作，也不为媚俗而写作。----“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的么？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拉太书》1：10）最后，反思国人的罪性，我丝毫没有以此将自己摘出去的轻狂，我知道，我所批判的“灾民理性”同样内在于我自己的灵魂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灾变论”首先是我的“精神忏悔录”，我在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不过也是一介灾民，一个野蛮民族的野蛮人----我何尝面对纷纷倒下的、受难的灵魂承担起责任呢？
当然，我如此详细地描述我们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目的之一也奢望多少能激发民族自觉。是的，“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些记忆保存在心中，让它们开花结果，不让他们浪费掉。我们从未象现在这样意识到一个发怒的上帝的惩罚，这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征兆。”（2）灾民社会的诸种不幸的确可以视为上帝对我们的启示，遗憾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对这种启示（“你们悔过吧！”）的领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罪的状态，使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遥遥无期。“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撒迦利亚》7：13）我们不是一直处于这样的绝境吗？在绝望的恐惧中，我将历次苦难收集在这里，以便进一步展示上帝的恩典，希望能有人终于意识到灾变历史不过是一长串的悔过警告。“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弥迦书》6：13）这就是我希望读者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并在这个结论中承担起人的责任。
对于这本东西的“旷野呼告”的价值我抱有希望吗？世界也许真的不堪拯救了，但一些个人也许仍存在得救的希望。我只能抱有这“最后一线希望”了，因为“既然所有这些苦难都无法说服你们，要我怎样说服你们呢！”（3）
2000年早春于广州
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
摩罗
我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持批判立场，一开始可能受陈独秀、鲁迅他们的影响。他们对民族的弱点批评得非常尖刻，这尖刻我读来很认同很过瘾。后来读到来自台湾的那些批判的声音，我也觉得很认同很过瘾。九十年代之初，读到杜亚泉对农民运动，对中国现代革命，对流氓文化的批判，觉得太妙了，觉得他代我讲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种什么感受。九十年代之末，看到王学泰紧紧抓住游民文化作文章，当然也觉得很对路。最近朱学勤新出的书中，他与李辉的对话中有一个说法，把中国历史整个地理解为以流氓文化为主导。无论是杜亚泉还是王学泰，都没有明确到这一步。朱学勤把项羽理解为一个贵族文化的代表，把刘邦理解为一个游民——流氓。刘邦打败项羽以后建立了政权，确立了一个以流氓文化精神为意识形态神髓的政治体制。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一直就是一个以流氓上台执政，以流氓为权力主体，以流氓文化为主导的历史。他以次种方式，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批判与清算。我自己在这两年的写作之中，不断地用“下流”、“无赖”这样的词来描述我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感受和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在需要信仰又找不到信仰的痛苦中，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无赖，出语很重，也有点恶狠狠的。刚才所列举的所有这些表述，都是批判性的，这些批判好象一个比一个更加冷峻。
但是，读任不寐的《灾民论》这本书，我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新的表达：由于地理、气候各方面生存因素都比较恶劣，资源严重不足，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生存背景之下，中国人逐步养成一种以掠夺有限资源、保证自我生存为基本目的的实用理性。我为什么对这本书赞不绝口，不光是这个提法如何地有创见，我觉得它第一是把中华民族这种恶劣的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跟我们苦难的历史挂起钩来，这个挂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来源上的说法。提供这个说法之后，我对这种民族的情感有着微妙的变化。我感觉到这个民族太可怜了，比我以前任何时候所看到的都更加可怜。它不仅是最需要批判的民族，更是最需要悲悯的民族。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民族，它这么不幸，自古以来都这么不幸，在这不幸的条件之下，它不断地变得更加不幸。这就像一个怎么样的比较呢？就像上次在北大开的一个会上，一位学者讲到我们当下的情况时说，穷人我们不要怜悯他，现在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大家自由平等竞争，你穷你怪谁？怪你无能啊，那是你没用啊。我把这位学者的话引申开来，就想到这么一个不平等的竞争：一个出身贵族的人，他什么条件都那么好，什么学问都有，什么技能都有，人又体面又聪明，说起话来一套又一套；一个平民子女，他随时可能从小就失去爹娘，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谋取生活的条件，只能靠非常贫苦的方式来混得一口饭吃。一遇兵荒马乱，混饭吃作的条件都没有，他只能去要饭。这么一个王公贵族跟这么一个要饭的在一起，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这个要饭的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无能，多么的没出息。我们也不能从人格上瞧不起他，从道德上谴责他，怪他不争气。我以前对中华民族的态度，就有点像那位学者对那个讨饭的人的态度，也有点瞧不起它，有点讨厌它。我刚才讲到自卑感，确实自卑，我就是一个要饭的，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要饭的人，能不自卑吗？可是，任不寐作了这么一个解释之后，我觉得这种自卑感变得更加复杂。我第一次读懂鲁迅的时候，我因为自己以前只知道厌恶阿Q们，不懂得应该爱这些不幸的阿Q们而大哭一场。任不寐的《灾变论》让我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不幸的民族，仅仅厌恶和批判，那正好体现了我们自己的狭隘、浅陋，体现了我们没有博大的爱心。这个民族确实缺陷太多，可这是由千万年的苦难造成的它不断地在苦难的泥潭中栽跟斗一个苦难的跟斗引发了下一个苦难的跟斗，也就是苦难的原因造成它更加苦难的结果。一切缺陷，一切流氓习气，一切下流的东西，都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今天谈民族缺乏信仰，谈民族需要信仰，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有一个心态上的把握。我们不是简单地批判它。我们是出于一种发自生命内心的，对自我生命和与自我生命紧紧相连的民族生命的极度悲悯，一种广大的悲悯来谈论信仰的缺失问题，来谈我们如何着手寻找信仰，建立信仰，拯救我们每个个体生命，也拯救这个民族的生命。我们必须怀着这样的态度，做好各种心理准备。我们谈论信仰问题可能得不到好的反响，一个是被误读，一个是被嘲弄，还有可能遭到压制。既然我们对民族有深切的爱和悲悯，我们遇到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不会感到委屈。误读得越多，越能够证明需要我们更多地悲悯它，更努力地为寻找信仰而工作。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一种心理准备，那我们所做的就不只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学术工作，也不只是个体生命归属问题、意义认同问题，而是我们出于内心生活的需要，将深心的大爱注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注入每一个需要得到爱、需要唤醒爱的生命个体之中。这个民族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我们确实需要将爱的血液注入它的苍老的肌体之中。我们有的人还不敢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哪一种信仰，我们还在追求和寻找之中。可是，当我们真正用爱的态度、用悲悯的态度凝望我们不幸的民族、不幸的民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隐隐约约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爱的信奉，对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信奉。西方世界的无国界医生，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批一批地走进非洲的森林，走进亚洲的战场，从容而又急切地拯救那些不幸的民人。我们实际上是在以他们为榜样做一点可能的微薄的工作，一点爱的工作，一点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工作。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当我们提出这个信仰问题以悲剧告终时，我们就可能感到很苍凉，感到没有能力承受。
任不寐的《灾变论》对我震撼这么大，它不光是给了我学理上的认知，而且对我的情感确实有微妙的影响。我前一阵子生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全力投入去读。我这几天每天读一点，我每次读都很受震撼。研究它的目录与前言后语，我就觉得这是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因为沿着他的理论这样走过来，这样地来理解中国人的苦难，那最后只能走向上帝才能得到拯救，那也只有以上帝那种广博的爱心来看待这个民族，自己的心理才能安稳些，才对得起这个民族。所以我认为它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写出的离上帝最近的书，它对于中国苦难的关注与承受，它对中国精神文化的痛切的解说与理解，比鲁迅、陈独秀的批判离上帝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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