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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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香港 亞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
电子版 2007年8月
獻給我的妻子王艾
内容简介
余英时教授曾说，如金岳霖、朱光潜、冯友兰等在中西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学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认罪的“思想囚犯”，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本书即是对这“最难索解的一页”的索解，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索解。
思想改造，俗称洗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暴政，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胡平对中共实施思想改造的背景、手段和技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知识分子的扭曲心态进行了细致的解剖，洞幽烛隐，鞭辟入里。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极权主义，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理解自由。胡平的这部力作，实为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政治学产出，不读即不足称透彻了解中国政治。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甚麼是思想改造
1．思想改造和“洗腦”
2．問題的限定
3．馬克思主義講過思想改造嗎
4．思想改造是中共的一大創造
5．思想改造有任何理論依據嗎
6．嚴肅下面的荒唐與荒唐背後的嚴肅
7．思想改造不同於思想發展
8．思想改造與自我道德修養貌似神離
9．思想改造即思想否定
10．思想改造是一個邏輯悖論
11．思想改造的現實政治功能
12．從“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第二章 思想改造何以可能
13．四九年不是政治理念的勝利
14．關於“不理解而信從”
15．真是“心悦誠服”嗎
16．無形的壓力
17．從“殺鸡嚇猴”到“殺猴嚇猴”
18．單一價值標準體系：觀念與結構
19．為甚麽針對知識份子
20．思想改造的二重性
21．真理的强制性
22．真理的功利性
23．真理的階級性和立場問題
24．小心“丐論”
25．事實的噯昧
26．價值的曖昧
27．從眾性
28．一貫性
29，世界公正之信念
30．追求生命的意義
第三章 思想改造是如何進行的——人的馴化
31．“三面架機槍，衹准走一方”
32．動員學習
33．“先人為主”與“習慣成自然”
34．简單化的力量
35．“打預防針”
36．等級化的學習制度
37．感性化的宣傳方式
38．集體儀式的統攝功能
39．批評與自我批評
40．從禁止到放棄
41．由被迫轉為自願
42．侵犯尊嚴的策略
43. 失節者之節
44．關於酬賞短缺心理學
45．思想改造與中國文化傳統
46．作繭自縛
47．如此“醫生”
48．懲罰手段種種
49．下放勞動的特殊效力
50．批評策略之一：擊一猛掌(1)
51．擊一猛掌(2)
52．批評策略之二：孤立於集體之中(1)
53．孤立於集體之中(2)
54．精神上的無家可歸、孤立無依
55．從迷亂到順從
56，舆壓迫者認同的情感需要
57．自覺的犧牲
58．鍛煉與考驗的陷阱
59．語詞的魔障
60．自我批評為何需當眾進行
61．對自律的破壞
62．對他律的破壞．
63．利用耻感摧燬耻感
64．關於勞動者的一個神話
65．是反映還是“反”映
66．孝道舆忠誠
67．從聽話始，到聽話終
68．“改造好了”就是嚇怕了
69．改造即馴化
70．逃避自由、逃避責任
第四章 關於躲避
71．消極者的躲避
72．被拒绝者與厭倦者
73．迷失的理想主義者
74，躲避者的反叛
75．在馴化與反叛之間
76．躲避的合法化
77．作為馴化的躲避
78．對受害者的躲避
79．冷漠與遣忘
80，躲避的合理化
第五章 開於反叛
81．甚麽是反叛
82．給毛主席寫信意味着甚麽
83．形式重於内容
84．關於不自覺的反叛
85．反對思想改造與反對極權統治
86．來自體系内的地震
87．空頭政治的破產
88．自由主義的反叛
89．自由主義的當今處境
90．贏得反叛的權利
第六章 爭取思想自由
91．存在的困境
92．特异現象分析
93．為甚麽還有人入黨
94．為甚麽有些不同政見者樂意留在黨内
95．為甚麽有些深受共產黨迫害的人還要繼續表示對黨忠誠
96．為甚麽很少有黨員退黨，官員辭職
97．為甚麽在出現某種出口的情况下，許多人仍會留在内部
98．為甚麽不少人總要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
99．關於理性選擇理論
100．關於規範理論
101．榜樣的力量
102．關於結構理論
103．强制與副產品刺激．
104．社會規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
105，借助官方傳播工具的必要及其局限
106．要求承認的鬥争
107．慾望、理性與氣概
108．認識與行為
109．後期共產極權統治的特點
110堅韌不拔，穩步推進
第七章 餘論
111．自由之後又如何
112．是一種新的極權社會嗎
113．輿論的柔性專制與輿論的四分五裂
114．羣眾的反叛與大眾文化．
115，對共產極權主義的再考查
116．制度問題與人的問題
117．自由的價值與風險
118．必要的張力
119．真理與自由．
120．不結束語：開放的心靈與執着的進取
附錄：從周舵《我母親的自殺》一文談起
前言
二十世紀是一個多變的世紀。其變化的規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這就造成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現象：我們既然經歷了如此複雜多樣的變化，我們理當變得更成熟、更深刻，起碼是更稳重；然而，恰恰是由於變化來得太猛烈、太頻繁，以致於我們幾乎没有足够的時間對其中任何一段經驗加以認真的咀嚼消化，事實上我們倒很容易變得更幼稚、更浮淺，尤其是更浮躁。我們似乎總是在面臨新的、陌生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顯得極為遥遠和毫不相干。尼采說，那歷史上“最後的人有着最悠長的記憶”。這可不一定。搞不好，他的記憶反而會最短暫。像狗熊掰玉米，邊撿邊丢，到頭來衹留有最後的一個。當然，没有人願意割斷過去，因為那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死亡——一般的死亡是割斷未來。因此，在時間機器運轉得越快的地方，懷舊之風也就越盛。可是，所謂懷舊，常常祇是情緒，並不包含理解。如果說未經思考的人生算不上真正的人生，那麽，同樣地，未經思考的記憶也就算不上真正的記憶。我知道，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顛簸震盪之後，大家都感到十分疲憊，現實生活又是那樣紧張忙碌。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對往事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研究，恐怕就很難獲得廣泛的呼應。在這裹，我們無須乎重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我要强調的是，縱然我們想抛開歷史，歷史却並不因此而抛開我們。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當我們沿着一條看來最省氣力的道路去擺脱昨日的陰影時，我們其實正好仍然處在昨日的陰影之中。極權主義有着次第相接的三副面孔：(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回顧歷史，考察現狀，情況不正是這樣的嗎？1
本文擬就思想改造問題進行研究。
思想改造運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事件。儘管它未必都像奥斯威辛集中營和古拉格羣島那般狰獰恐怖，但是，由於它牽涉的人數更眾，持續的時間更長，因而對於我們整個民族精神的影響就更為廣泛和深重。今天，大陸上每一個三十歲以上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無不對此有深切體驗。我把思想改造稱為“人的馴化”，從某種角度講，共產黨統治的興衰史，就是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的歷史。
遺憾的是，相比於整個思想改造運動的龐大規模，迄今為止，有關思想改造運動的翔實記錄和深入分析的文字還很少。我不是籠統地說有關思想改造的文字少，這種文字實在太多太多。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有兩類文字泛濫成災：一類是對黨、對“偉大領袖”的歌功頌德，一類是對自己和對他人的批判檢討。後一類文字差不多全可以看作研究思想改造的原始材料。其作者三教九流，無所不包，男女老少，概莫能外。不過。這類文字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正式印行發表的不多，绝大部分業已湮滅失傳。第二，它們通常缺乏足够的真實性。這不足為奇。既然是思想改造，那就要求寫作者自己充當自己的檢查官。即使有些寫作者本人自以為滿懷真誠，“觸及靈魂”，恐怕我們也衹能將之視為心理病患者的自訴，在坦露的同時總是包含着大量的掩飾。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衹緣身在此山中”是也。
“文革”之後，政治氣候為之一變。以某種批判的眼光回顧和研究思想改造的文字顯著增加。中共當局自己也宣佈放棄“思想改造”的提法，並肯定知識份子“屬於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知識界對思想改造的批判則更為嚴厲，不少人提出知識份子不應是“老九”而應是“老大”的口號。當然，最熱鬧的是文學界，包括“傷痕文學”、“大牆文學”(即“勞改營文學”)、“知青文學”，都涉及到思想改造運動。然而，上述各類文字，在事實描述上，大部分仍不免有所迴避。有些在描述外在活動上相當真確，但可惜在描述内在活動即心理活動上猶嫌簡略。既然思想改造基本上是一種内在活動，因而這一缺陷就不是無足輕重的了。在理論分析上則有兩個普遍的問題。許多分析仍自限於官方語詞系統，偶爾有超出此一系統者又不够深入細緻。於是在這段時期內對思想改造問題的討論，就和“新時期”十餘年來對許多問題的討論一樣，一方面是可喜的拓展，另一方面是膚淺的滿足：似乎一切都已經談到，而且好像一切都已經談得差不多。
以下，我將重新展開對思想改造問題的討論。作為當事者和過來人，親身體會加上耳聞目睹，足以構成這一討論的堅實的經驗基礎。我要研究的問題是：究竟甚麽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何以能够發生以及它是如何進行的?换句話，我們為甚麽會接受思想改造以及我們是怎樣思想改造的?然後，我們又是怎樣反抗，怎樣擺脱的?由於思想改造涉及到自由、真理、人生意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那麽，最後，在思想改造已經大體結束的今天，我們又面臨着何種局面?我們應該作出如何的選擇?
註釋：①Irving Howe，An Image 0fHop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hovich Publishers，1982．p．351．
余世存：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4年公告（赐稿）
2004-09-15 余世存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4年公告
一．
获得2004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提名的汉语作家有：陈桂棣、春桃（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学者，政论家），蒋彦永（医生），杨小凯（经济学家），朱厚泽（政治家，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胡平先生和蒋彦永先生。
三．
在政治学领域，汉语的论述是少见的缺席，即使论述，也多流于空疏、势利或权宜，胡平先生的论述是难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墙运动，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这篇文章已成为汉语世界的经典。在二十多年来已近山积的中国政治学文献中，这篇文章仍堪称第一。因为它不仅表达了迄今中国大陆不曾享有的人权，而且它的论述风格也有别于书生论政的汉语传统。
胡平先生是“绅士的”（陈子明先生语，1986），在关于自由的从容表述里，胡平先生少了启蒙时代西方先哲式的激烈，但他跟后者一样立足于推动人类进步和人性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胡平先生也不同于后现代的学术大师，因为他直面极权、专制和一切非义反人性的存在，只不过他的武器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风度不是冷漠，而是对血腥、眼泪、罪恶、死亡的民族历史和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经验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着手术刀般的锋利。透过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文明理性其实是激情的另外一种形式。
胡平先生对汉语世界的贡献使得他很早就遭遇汉语世界的流放，他不容于体制，也拒绝选择反体制的体制生存。在中国，吃体制、吃国家、吃人、吃教、吃主义、吃良知、甚至吃代表者多多，但胡平先生和像胡平先生一样的人却像古代汉语里那些“骑瘦马的人”一样热诚地注视着自身和同胞的生存，默默而执着地推动着中国人的自我完善。1987年初，他离开中国大陆，再也不能回来。
胡平先生是海外华人中难得的有着“来路和去处”的汉语作家，他的写作从未迷失过。他不曾参与1989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但他1992年问世的《中国民运反思》是对这一运动最理性的论述。在离开祖国的岁月里，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大陆的命运，尽管他的文字被屏蔽，但到新千年，网络这一虚拟的空间成为华人实在的生活内容时，他的不少长文只能在网络出现，仍被习惯短小简捷网文的网络大虾们尊为“网络中文写手第一”。
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他的研究论述《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中国版，也是对后者的非学院式超越。不仅普通的中国民众，而且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情愿认罪的“思想囚犯”或自觉归队的“帮闲”，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余英时先生语）。胡平先生的论述即是对这一页迄今最为深入的索解。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识到胡平先生的悲剧。那就是他失去了近二十年中国生活的经验，他失去了土地，也并没有得到天空，他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自由的心态限制了他的思想精进之路，使得他近年来的言路和思路失去了先前的锋芒。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亟需变革的政治哲学时，胡平先生没能贡献出应有的成果。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这种个人的和汉语思想的悲剧怀抱同情的理解，并对胡平先生本人深怀敬意。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胡平先生的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产出，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胡平先生代表作：《论言论自由》
《中国民运反思》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四．
蒋彦永先生已经高龄，他退休前是一位医生。
古语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蒋彦永先生一生救死扶伤，专心于人身的病理疗治，与社会政治进程少有关联。但在晚年，他却破门而出，为这个全面沦陷的民族发出了救赎式的呐喊。他的声音是一个充满罪与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暗哑的被绑票的民族悲愤而高贵的人心证明。他的声音并非高深雄奇，他的声音也非真理、大师、学问、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朴素的真实，他的声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开。在地球人都看着中共政权及其子民上演“非典”的荒唐、官僚、专制、犬儒、自污的天灾人祸闹剧时，他的声音挽救了民族的名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一个人的“倒萨”战争不仅实证了大医精诚的慈悲之心，而且荣耀了古代汉语称赞的圣贤君子人格。
蒋彦永先生还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对手，他度过了个人面对极权政治、专制生活无力卑微而又屈辱的岁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时代的缝隙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为与罪恶的国家政权对抗的孤独而有力的精神个体。他开掘了我们民族荒芜已久的道义资源。在他孤身挑战帝国的颜面和真相时，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后有着蒙尘广众的人心，以及人类主流文明。
蒋彦永先生有着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会陌生久违了的健康人格，他身受极权神权降临中国大陆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命信仰，他证实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良知正义的存在。他是数代中国人中正在彻底离开的老一代知识人。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王康先生语）。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蒋彦永先生晚年的言行却道出最大忍耐的至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国圣贤的不忍之心教训了国家，也教化了中国生活。
将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教训帝国的事迹与蒋彦永先生的言行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蒋彦永先生为无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示范，即任何中国人只要触及人生社会的真相，就不可能逃过政治的罗网；在蒋彦永先生自己，他也许只是怀抱求得自己心安这一简单的信念，这种信念却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国人，只要洞察了这种政治的本源，并有意识地改善他所处的环境，就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陈初越先生语）。蒋彦永先生为半个世纪以来劣质化到极点的中国政治提供了获救新生的可能，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家一点儿也不神秘，他们就是真诚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义准则－－生命至上原则－－并愿意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里，倾注心力，不懈践履，为自身和社会全体成员请命的人。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蒋彦永先生的写作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在参与拯救沦陷蒙难的当代汉语的写作队伍里，蒋彦永先生的贡献是极为重大的。
蒋彦永先生代表作：《就萨斯真相致中外媒体书》
《为六四问题致中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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