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點鐘的太陽
MORNING SUN
導演：卡玛、白杰明、高富贵
語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
字幕：中文（繁體）
內容簡介
八九點鐘的太陽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歷史紀錄片。它記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揭示了群眾性政治運動與話語、美學、以及與旨在左右民眾視聽的場景營造之間的關係，並展現出當時的電影文化。八九點鐘的太陽追蹤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不斷激進的革命思潮及其在電影中的反映。電影製片者並非單純地以畫面來陳述事實，而是巧妙地顯示出在20世紀的革命運動當中，影像本身推波助瀾的強大力量。
章節目錄
引子 – 東方紅
大躍進
自我否定
大風大浪
紅八月
新長征
大亂大治
天壤之間
革命萬歲 革命死了
《八九点钟的太阳》讲述了这代人青春期经历的故事，似乎在代表这代人发出寻求理解的呼声。影片重在客观叙说，并非做出结论，而是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那段文革岁月和那批青年人走过的历程。
宋彬彬、骆小海这些红卫兵的发起人及先行者对于历史的回忆和感到自己被利用内幕的披露，李锐、李南央父女从亲人到仇人、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王光美、刘亭母女作为文革最直接的受害者，对于发生在她们身上这一切的置问，以及王力雄、朱学渊等学者自身的反省，都为影片带来震动人心的效果。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和画面，以此来连接作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一代年轻人，从朦胧到“奋起”，从行动到反省，从不可一世的革命先锋到刻骨铭心的幡然醒悟过程。
影片结尾处，镜头聚焦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神像”前，解说词说道：“在千千万万人心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许诺正以各种新的形式再现，然而，毛泽东的幽灵仍在徘徊。”（英文解说词：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已经终结了，乌托邦已经破灭，但是，毛的幽灵从来没有远去。）结尾音乐意味深长，弦乐忧怨的《我的祖国》的旋律与键盘无精打彩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以重奏的形式出现，仿佛一腔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断断续续地被幽灵的嘲笑所打乱。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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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它以1964年到1971年间的事件为主体，上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下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80年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八九点钟的太阳》以新中国同龄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探讨共产党建国后不断激进的革命教育与革命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讲述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从而力图再现一代人由热衷乌托邦理想转变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它侧重于展示曲折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名字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高富贵（Richard Gordon）曾联手执导轰动一时的反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纪录影片《天安门》。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
《八九点钟的太阳》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长弓影视(Long Bow Group)制作，由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高富贵(Richard Gordon)联合执导。
卡玛（Carma Hinton）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当过工人，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卡玛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倾注多年心血，将这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再现出来。影片中的采访均由母语是中文的卡玛用中文提问，从数百小时的内容中精选出来。
在摄制《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前，卡玛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他们合作拍摄制作的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除了与卡玛合作之外，曾担任多部中国和美国题材影片的摄影师，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前线》、《美国经历》等节目系列，以及许多独立制片的摄制组，如《远方的和谐——帕瓦罗蒂在中国》和《中国革命》等。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高富贵分别荣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和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的奖励。
一九九五年底，卡玛、高富贵及历史学者白杰明（Geremie Barmé）联手执导的反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纪录影片《天安门》问世，其独立深入的研讨和史学价值受到世界众多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电影评论家的一致赞誉，同时也引起中国政府和海外民运人士的争议纷纷。《天安门》获多种国际奖励和好评。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与卡玛共同担任撰稿。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主要著作有：《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毛的阴影》、《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火种：中国良心的声音》、《新鬼旧梦：中国异议者的声音》等等。白杰明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评论者，白杰明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
从《天安门》到《八九点钟的太阳》
——卡玛的中国情结
楼兰
凡是曾在中国大陆成长、年龄四十以上的人们，都会记得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部以此为题、反映中国文革的文献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于2003年秋问世。观看该片，不仅令曾亲身经历过“十年动乱”的我，从新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历史人。连我那在美国长大的TEENAGER女儿，也端坐两小时全神贯注地看完了影片 ，并产生了了解自己父母当年经历的兴趣。
编导制作这部使外国人、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们重新关注中国文革历史的影片的，竟然是三个洋人。真该令天下华人们汗颜！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大凡洋人们写中国、摄中国、评中国，常会站在不了解中国的立场进行歪批曲解。但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则不同，尤其是主要编导卡玛女士，她对中国尤其是文革的体验与了解，可以说比许多华人都要深刻。
记得几年前，陪一位刚从中国大陆来波士顿读书的留学生观光购物熟悉环境，所到之处常会碰到熟人朋友，便免不了聊上一阵。后来问那位新来的女孩对波士顿的初步印象如何。她说：“波士顿这地方的美国人真不得了，个个都会讲中文，普通话比我说的还标准。”波士顿的美国人当然不是个个会讲中文，但当时恰巧遇到那么两位中国通，便给初来者留下如此了不得的印象。其中一位普通话讲的超标准的，就是卡玛！
卡玛(Carma Hinton)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在北京，是为数不多的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CBA)之一。她的父亲韩丁是美国著名作家和农学家，当年受联合国派遣支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建设，曾经被中共领导人尊为“国际友人”，与写过《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等齐名。韩丁1953年回到美国，在麦卡锡时代曾因“亲共”而倍受审查，后来他与美国政府打了多年官司，才要回当年被没收的大量珍贵笔记。而卡玛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中国，她在北京上了小学和中学，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三届”。她也与其他“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经历文革、下厂当工人，因为文革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周恩来总理邀请一些美国人士访华，包括斯诺与卡玛的父亲韩丁。卡玛时隔十八年才与父亲重逢，并陪父亲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971年，二十一岁的卡玛来到父母的祖国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具有此种经历的卡玛，讲一口纯粹京腔普通话并不稀奇，中文是她的第一语言嘛！在内心中，她也和所有成年后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一直怀有深深的中国情节。她在美国波士顿组建了非营利的长弓影视公司（Long Bow Group），主要制作与中国有关的影视产品，以让美国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卡玛的丈夫及合作者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多年来他们夫妇共同拍摄过许多以中国农村、民俗、艺术等为题材的影片，目前还在为麻州碧波堤博物馆的中国民居“荫余堂”展览制作配套电视片。
1995年，卡玛夫妇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专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联手，执导了轰动一时的反映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纪录影片《天安门》，获得多种国际奖励。近期，三位中国通再次合作，制作了反映中国文革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当年因《天安门》与卡玛相识，如今我又有机会对其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先睹为快，并通过与她聊天对影片内涵及编导们的苦心有了更深的理解。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追随当年属于“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展示和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历史背景。
影片中的十多位受访者，有的是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一辈，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著名画家黄永玉等。但更多的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开始时，他们正处于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时代，也曾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投入那轰轰烈烈的运动。如今他们都是年龄五十岁上下的成熟者，回过头去追忆与动乱岁月密不可分的自己的青春时代，思绪中沉淀出的是理性得多冷静得多的反思。刘少奇的女儿刘亭、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等等，以他们自身和家庭的遭遇与悲欢离合，让观众更感性和贴近地了解那段历史。还有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而闻名的宋彬彬，是第一次讲述自己在文革中被媒体歪曲利用的经历。更有一些默默无名的普通人，忆起他们不堪回首却充满传奇的青春岁月……
我的观后感是，虽然这是一部以中国文革为素材的影片，但与其说它反映文革历史，不如说它反映的是一代青年的成长。其片名非常切题，这是一部为“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代新中国同龄人的青春成长期谱写的传记！
这，也正是卡玛拍此片的初衷。作为在中国长大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代人中的一员，卡玛一直想为同辈人的成长足迹做个诠释。而文革在这批人的青春期历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代人生不逢时、历尽坎坷，然而如今的人们尤其是更年轻者，却对这些当年的红卫兵、老三届、下乡知青……多有抨斥。而且卡玛发现，与自己一样随着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已经是逐渐西下的太阳，她在中国的一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应该在“太阳”们还未落山之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也让其他人对这代人的经历有较公正的理解与评说。《八九点钟的太阳》从片名到内容都着重于青年人成长经历与人性剖析。
有人认为，现在总结文革尚为时过早，因为文革过去才三十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距离不够遥远，不容易做出公正评价。编导们深知总结文革谈何容易，所以影片以客观叙述为主，并不是要做出结论，而将思考与评价的余地留给观众们。
卡玛以为，人类的自然天性中善恶并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恶性因素会被激发膨胀。中国的文革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不是站在优越的美国的立场来批判恶劣的中国，而只是想多角度多层面地考查历史。通过探讨文革中的几个侧面，来唤起中国人外国人的兴趣与争论，进一步思考那段历史。
然而，不见得所有人都理解卡玛等人的中国情结和制片苦心。数年前，当影片《天安门》刚刚问世之时，以卡玛为首的编导们即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民运人士两方面的攻击。民运们以为卡玛家族受共产党之恩，因此她将替中共说话，丑化民运。而中国政府则将其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代言人。双方都在并未看过该片的前提下，仅凭善于“想当然”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性”，就对影片及其编导大加斥责，反而起了为该片宣传的作用。我当年正是因为《天安门》采访而结识卡玛的，记得她那时把这种两面挨批的状况，苦笑着形容为“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对于天安门学运，卡玛曾因观念看法不同与父亲韩丁争辨得面红耳赤。曾经追随共产主义理想的韩丁老先生，仍然对中国中共怀有感情，虽然不能苟同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却认为是好意误行。但他也觉得女儿拍的《天安门》是当时最客观反映八九学运的影片，也为其两面挨攻抱不平。卡玛则认为比起父亲韩丁夹在中美之间“两头受气”数十年，自己的经历算不了什么，挡不住她继续用摄影机揭示真相。
那时，我见到卡玛制片公司内，到处张贴着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招贴、剪报、毛主席像等，就曾问卡玛是否在收集资料准备拍有关文革的片子。她说还没想好，搜集这些只是自己的怀旧爱好。然而，她的“爱好”总能孕育出新的作品。
如今，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诞生了！卡玛说，这部片子比《天安门》更难拍。拍《天安门》时，八九学运过去没几年，当年留下的相关影视文字报道资料很多，最艰巨的工作是真实客观地将这些资料编排起来。片中忠实引用了一些学运领袖的原话，但事后却受到当事人的否认。
而《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涉及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文革题材，而且要搜集到三十多年前的全面资料很困难，何况受片长限制，制作者只能尽力而为，以举事实为主，并未想评价解说文革历史。但无论如何编排，总会有人不满意。影片问世后，肯定会引起不同回响，曾经风雨的卡玛，已经习惯了坦然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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