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者：玲妦
時間：民國91年12月26日
一、「理學」概念的相關說明
﹙一﹚「理學」釋義
1﹒「理學」相關的多種名稱—「道學」、「宋學」、「新儒學」
由宋經元至明，其間流行約六百年之久的學術主流，歷來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稱法，或稱「理學」、或「道學」、或「宋學」、或「新儒學」。其中「新儒學」為當代始有，而「道學」、「理學」、「宋學」則是中國舊有之稱。
﹙1﹚新儒學：中國以前並無此名，西方學者在研究宋明心性之學時，習於稱為「新儒學」；民國以來，學者順西人之習慣亦常沿用之，如馮友蘭、陳寅恪、牟宗三等人皆於其論著中使用「新儒學」之稱。究其意，大抵乃指自宋代開始出現的、有別於先秦原儒、漢唐經儒的新形態之儒學。然宋明儒者「不以為其所講者是“新儒學”，彼等以為其所講者皆是聖人原有之義，皆是聖教本有之舊。」【注一】故儒學即儒學，何「新」之有？對此，牟宗三先生指出：【注二】
A﹒就外部言—﹙a﹚對先秦之龐雜集團，齊頭並列，並無一確定之傳法統系，而確定出一個統系，藉以決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因而為新。﹙b﹚對漢人以傳經為儒而為新，此則直接以孔子為標準，直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為儒學，或直相應孔、孟之生命智慧，而以自覺地作道德實踐，以清澈自己之生命，以發展其德性人格，為儒學。宋以前是周、孔共稱，宋以後是孔、孟並稱。……此為宋儒所認識，此其所以為新也。
B﹒就客觀內容上言—「新」有二義：一是順本有者引申發展而為本有者之所函，此種「函」是調適上遂地函；二是於基本處有相當之轉向，﹙不是澈底轉向﹚，歧出而另開出一套以為輔助，而此輔助亦可為本有者之所允許，此種允許是迂曲歧出間接地允許，不是其本質之所直接地允許者。前者之新於本質無影響，亦即是說恰合原義；後者之新於本質有影響，亦即是說於原義有不合處。依通常使用「新」字之義說，於本質無影響者實不得為「新」，只是同一本質之不同表示法而已。而於本質有影響者始有「新」的意義。……就《論》、《孟》、《中庸》、《易傳》而推進一步，自然表示一種「新」的意義，但此「新」吾人可斷定是調適上遂的新，雖是引申發展，但卻為原有者所函。……就《大學》所表示的新，陽明、蕺山的講法雖不合《大學》章句原義，然如將《大學》納於《論》、《孟》、《中庸》、《易傳》之成德之教中而提挈規範之，則該兩種講法於先秦儒家之本質不生影響。但伊川、朱子之講法，再加上其對於《論》、《孟》、《中庸》、《易傳》之仁體、心體、性體、乃至道體理解有差，結果將重點落在《大學》，以其所理解之《大學》為定本，則於先秦儒家原有之義有基本上之轉向，此則轉成另一系統，此新於本質有影響，此為歧出之「新」。……如果前一種新，以《論》、《孟》、《中庸》、《易傳》為主者，實不算得是新，則宋明儒學中有新的意義而可稱為「新儒學」者實只在伊川、朱子之系統。大體以《論》、《孟》、《中庸》、《易傳》為主者是宋明儒之大宗，而亦合先秦儒家之本質。伊川、朱子之以《大學》為主則是宋明儒之旁枝，對先秦儒家之本質言則為歧出。
﹙2﹚道學：「道學」一詞最早見於《禮記．大學》中：「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漢．王充《論衡．量知篇》云：「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格致也，猶喪人服粗，不能招吉也。」此二則之「道學」，皆指學問而言。至晉時，許穆之《孔門三子．子思子》云：「優道學之失傳而作也。」此乃以道學指儒學，亦即孔、孟之學說。北宋時，見於文獻中的「道學」，當以張載〈答笵巽之書〉為最早，其載：「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優者。」其後，程頤自稱其與程顥的學說為「道學」，其云：「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惊疑。」【注三】南宋朱熹贊二程之學時說：「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注四】即以二程道學與孔、孟的儒家學說道統相接。而元代編《宋史》時，於〈儒林傳〉外另立〈道學傳〉，稱周、邵、張、程、朱及其門徒之學為「道學」。可見，在宋元時，「道學」乃指以程、朱為代表的儒學。明代時，「道學」又成為包括程朱學說和陸王心學的統稱，並時與「理學」一詞通用。
﹙3﹚宋學：為清代考據家所習用，以作為其所治「漢學」之對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載：「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注五】此乃將宋學與漢學，視為經學之兩派。其後，方東樹著有《漢學商兌》，江藩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另阮元《國史儒林傳．序》，都承此說。
﹙4﹚理學—「理學」之名，最早見於宋嘉定十三年﹙1220﹚吏部考功郎中樓復觀的奏疏：「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敦頤。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倣諸百世無疑也。」【注六】樓復觀以理學繼儒家道統，並以周敦頤為理學之宗祖。「理學」之名，始於南宋，而通行於明代，成為指稱宋代以來之主流學術，包括程朱的「道問學」和陸王「尊德性」之學。
總結以上眾說，「新儒學」為當代始有，而「道學」「宋學」「理學」則為古有之說，新舊間，當採古有者之說以明其學術之原義為宜。而「道學」「宋學」「理學」三者中，「道學」出現最早，然指稱範圍較狹，尤其在兩宋時期，大多僅指周、張、二程和朱子之學，討論範疇稍嫌不足；「宋學」，初是指經學上與漢學相對之稱，置於時代之整體學術發展，稍有不足，且以朝代命名似又有不妥之處；相較下，「理學」之稱似更符合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劃分，故本文採用「理學」之名。
2﹒「義理之學」與「性理之學」
先秦的典籍中未有依「理」的不同，而劃分學術者；最早作此區分者乃劉劭《人物志》，其云：
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與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辨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注七】
牟宗三先生據此以為「宋明儒者當是兼攝“道理”與“義理”兩者而一之學。“道理”是儒家所講的天道、天命之理。“義理”是自覺地作道德實踐時所見的內在的當然之理，亦不只是如劉劭所說之“禮教宜適”之只為外部的。」【注八】另唐君毅先生則依中國學術之發展，分「理」為六義：
一是文理之理，此大體是先秦思想家所重之理。二是名理之理，此亦可指魏晉玄學中所重之玄理。三是空理之理，此可指隋唐佛學家所重之理。四是性理之理，此是宋明理學家所重之理。五是事理之理，此是王船山以至清代一般儒者所重之理。六是物理之理，此為現代中國人受西方思想影響後特重之理。此六種理，同可在先秦經籍中所謂理之涵義中得其淵源。如以今語言之，文理之理乃人倫人文之理，即人與人相互活動或相互表現其精神而合成之社會或客觀精神中之理。名理玄理之理，是由思想名言所顯之意理，而或通於哲學之本體論上之理者。空理之理是一種由思想言說以超思想言說所顯之理。性理之理，是人生行為之內在的當然之理，而有形而上之意義，並通於天理者。事理之理，是歷史事件之理。物理之理，是作為客觀對象看的存在事物之理。【注九】
唐先生明確指出宋明理學所講者即「性理之學」。大抵就理學之性質而言，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理學，專指「性理之學」，即著重於探討「理」、「氣」、「心」、「性」等之概念的學說，而往往重心是置於「心性之學」的探究上；另外，廣義的理學，則是指「義理之學」，主要乃在探討儒經中所蘊含之大義和道理的學問，而有別於漢唐儒生治經所重之章句訓詁之學。
問題：本文要專講「性理之學」﹙如牟宗三：性理之學，即心性之學，即內聖之學﹚，或兼「義理」與「性理」因為……
然如前所述，「理學」之名始於南宋，當時既指「義理之學」，也指「性理之學」，還可以兩者兼指，而且「義理之學」與「性理之學」兩者又時有互通之現象。例如，南宋陳謙云：
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徽，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開祖﹚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嗚「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開山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註十】
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其學術應稱為「義理之學」，但卻不適合稱為「性理之學」，引文中的「理學」應是「義理之學」。
﹙二﹚宋元明理學之主要課題
1﹒宇宙本體論
即探討宇宙如何起源、如何發生的問題。理學家們以為世界萬物有一個統一的本體，而這個本體是一切存在的根據。
2﹒人性論
討論宇宙萬物是否有一終極的「理」以主宰、統攝一切，其中有關人性來源與心、性、情的關係，則是理學家們所著重之課題。
3﹒知識論
討論人與宇宙，以及終極之「理」的關係。理學家認為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而這一理想的實現，必須通過高度的道德自覺才能達成。於是理學家們在知識論的角度上便提出了諸多命題，如「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知行關係」、「發明本心」等。
4﹒道德實踐論
探討人如何認識此一終極之「理」，又如何修養自己，以與此終極的「理」契合無間。即工夫論的問題。
﹙三﹚宋元明理學之主要特色
1﹒強調內聖之學
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宋明儒之將論、孟、中庸、易傳通而一之，其主要目的是在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是要說明吾人之自覺的道德實踐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據。」【注十一】
2﹒儒家思想的哲理化
對儒學形上智慧的開展
3﹒學派林立
與漢、唐間儒門泠落的情況不同，由宋至明近六百多年的儒學發展，可說是儒門昌，學派林立，名儒輩出。以宋代為例，於北宋熙寧變法前後，「新學」、「濂學」、「關學」、「洛學」、「蜀學」、「涑水之學」﹙司馬光﹚、「象數之學」﹙邵雍﹚等學派紛起，頗有先秦百家爭嗚再現之勢。至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又有「閩學」、「象山心學」、「永嘉學」﹙葉適﹚、「婺學」﹙呂祖謙﹚、「湖湘學」﹙張栻﹚等學派崛起。一個朝代出現如此眾多的學派，實中國學術發展史中罕見之現象；而且這些學派並未因宋王朝的滅亡而終止其在學術上的發展與影響，它們下開元、明之學術，並有新發展。
如何劃分理學中之諸多學派？其標準大抵有二：
﹙1﹚學術宗旨的理論標準；﹙2﹚學術師承的學統標準。
參附錄：蔡仁厚先生之簡表！
二、元明理學的流變與統系分判
（一）理學的流變
1﹒宋代
理學濫觴於中唐以後，在北宋的慶曆前後開始崛起到熙寧、元豐年間已形成幾個不同的學派，奠定了理學的基礎，並使之初具規模進入南宋，隨著理學的迅訊發展而形成了主流學派，同時理學內部的反對派也開始出現。
自南宋末起，理學的主流派逐步登上統治思想的寶座，並於宋寧宗嘉定五年，下除學禁之召，立朱熹《四書集注》於官學；此後朱熹理學成為官方的正統學術，並被懸為科舉功令。
2﹒元代
﹙1﹚程朱理學北傳，並被列為官學
《宋元學案．魯齋學案．趙復傳》載：「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於北，自先生﹙趙復﹚而發之。」而北方學者，如姚樞、竇默、許衡、劉因等人，才得以「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注十二】。
而程朱理學之得以在北方廣為流傳，除了上述學者的努力外，元朝廷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亦不可忽視。例如，元仁宗皇慶三年﹙1313年﹚，明令科場試士之《四書》、《五經》當「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注十三】；隨後，朝廷更以「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注十四】可見當時朝廷是把程、朱的經注、經解作為科場試士的法定根據，朱子學說被「定為國是」，成為元朝立國之本。至此，程朱理學之官學地位確立不搖。
﹙2﹚理學內部出現「朱陸合流」現象【注十五】
元代理學一方面以程朱之學為官學，但另一方面就理學內部自身的演變而言，則又出現了「朱陸合流」的現象【注十六】。此一合流現象，大體從二方面發展：一是本為朱學而「兼主陸學」，如吳澄、許衡等人；二是本為陸學而兼取朱學，如史蒙卿、鄭玉等人。綜言之，元代理學內部出現了雙向對流的情形，或「由朱入陸」、或「由陸入朱」，呈顯兩家學說兼綜的現象。以許衡、吳澄為例，他們雖以程朱之學為主，但比較強調德性問題，主張盡心知性，著重於反身內求的工夫。
﹙3﹚《宋史．道學傳》編修的意義
就內容上而言，《宋史．道學傳》共四卷：卷一記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之言行。卷二記二程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昺，以及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等人的言行。卷三記朱熹、張栻的言行。卷四記朱熹門人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等人言行。總之，傳中所錄，都是於宋代理學發展過程中有重要貢獻的理學家，包括有宋代理學之開創者、奠基者，也有理學之重要傳人，且以程朱學統為主，可說是在正史中首次確立了程朱理學的歷史統緒。
再就體例上而言，首先，該傳所錄僅限於「言性理」，並且「同乎洛、閩學」的理學家。其次，該傳人物的先後排列，是根據理學發展源流來記載的，如卷一記伊洛之源、卷二記伊洛之流、卷三記朱學之源、卷四記朱學之流；而每卷中又按聞道先後及學統傳承先後來排序，這與一般正史〈儒林傳〉或〈儒學傳〉之按傳主所治經術、或行年早晚來定其先後，頗不相同，而與朱熹《伊洛源流錄》之編排體例較為相近。【注十七】
綜上所述，《宋史．道學傳》之學術史特質十分明顯，無論是內容、或體例上，都顯露其深受朱熹《伊洛淵源錄》思想影響之跡象，更表現出其弘揚程朱理學，尤以朱學為宗之學術特質。
3﹒明代
明代初期，朱熹理學仍居統治地位，是學術界之權威與教條。但自吳與弼﹙受學於程朱學派﹚及其弟子陳獻章﹙白沙﹚等，著重於本心的涵養，提出「心之體」「自我」等說；其說法為白沙之大弟子湛若水承繼，以為宇宙是一個心，心無內外之分，無所不包，無所不通。由此，明代理學乃從朱熹理學轉向陸九淵心學，而開出王陽明「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注十八】的主張。誠如黃宗羲於《明儒學案》中所言：「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至陽明而後大。」【注十九】
所以大體上，自明代中葉起，理學內部的反對派異軍突起，很快地風靡整個思想界，其流風餘韻一直延至明末。明清之際，理學進入其批判的反思總結階段，標志著它作為一個時代思潮的終結。有清一代，理學雖然仍被最高統治者奉為圭臬，但卻已“竭而無餘華”﹙章太炎語﹚，不再成為思想和學術的主流。
總結以上所述，從理學正式興起，到其基本衰竭，其間經歷了近六百年之久。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理學思潮開轉啟合，高潮迭起，有其自身內在發展邏輯的支配因素，也有來自各種外緣力量的影響，因而歷經了幾次重大的嬗變，也形成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大體觀來，理學演變的幾個階段裏，一方面體現著作為時代思潮所具有的總的學術取向；另一方面各階段、各學派又自具著相對不同的理論內涵與特質。
﹙二﹚統系分判
宋至明六百多年，理學家眾多，義理繁賾。至當代學者，乃有不同的分系說法。
1﹒二系說
傳統的統系分判，是分為理學與心學二大系。所謂理學，是以朱熹為主，包括北宋的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而朱熹為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者。所謂心學，則是以陸九淵、及王陽明之說為主。此二系之差異，主要在於朱熹主張性即理、性理寓於心，為心所具，但性非心，故心並不等同於理。而陸、王則主心即理說。
2﹒一系說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中提出宋明儒是一面排除漢儒傳統，一面堅決反對外來佛教，故整個宋明六百多年的學術發展，是步步回歸孔孟之學的過程。因此將宋明儒的種種差異，置於一學術的發展過中來看，宋明儒可視為一系。其中，又依各家學說是否合於孔孟原義、及其學說效用之高低，而分為三個階段：﹙1﹚天道觀階段—周濂溪、張橫渠屬此；﹙2﹚本性論階段—二程屬此，而南宋朱子，則又是周、張、二程諸家之綜合，並不能代表一個新階段；﹙3﹚心性論階段—陸象山、王陽明屬此。
3﹒三系說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認為宋明儒可分為三系【注二十】：﹙1﹚五峰蕺山系—此由周濂溪、張橫渠、而至程明道之圓教模型﹙一本義﹚而開出。客觀地講性體，以《中庸》《易傳》為主；主觀地講心體，以《論》《孟》為主。特別提出「以心著性」以明心性之所以為一之道理，以及一本圓教之所以為圓之故。於工夫論上，所重者在「逆覺體證」。﹙2﹚象山陽明系—此系不順著由《中庸》《易傳》回歸於《論》《孟》之路發展，而是以《論》《孟》攝《易》《庸》，但以《論》《孟》為主。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現，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潤；於工夫論上，則是以「逆覺體證」為主。﹙3﹚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傳》與《大學》合，而以《大學》為主。於《中庸》《易傳》中所講之道體、本體只收縮提練為一本體論的存有，即「只存有不活動」之理，於孔子之仁亦只視為理，於孟子之本心則轉為實然的心氣之心；因此，在工夫論上特重後天之涵養﹙「涵養須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認知的橫攝【注廿一】﹙「進學則在致知」﹚，總之是「心靜理明」，工夫的落實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大體是「順取之路」。
以上所述，乃是將宋至明六百多年之久的理學發展流變，就其理論系統做一分判之所得；此乃有助於我們在研究時除了順取歷史流變之考察外，另一種跨越朝代、時間之序，而就理論內涵之傳承開展做考察的另一種思考方向。
三、講學風氣助長理學的開展
﹙一﹚講學風氣盛行之緣由
1﹒講學之風溯源
﹙1﹚洙泗遺風【注廿二】的影響﹙2﹚禪林精舍【注廿三】的啟示﹙3﹚山林讀書風氣的誘發
2﹒宋代講學之風的開展
﹙1﹚襲前代山林讀書、寺院講學之風
﹙2﹚宋初「興文教，抑武事」的文教政策
宋太祖統一全國後，提倡「文治主義」和讀書運動，但又沒有充足的實力興學，於是地方上私人講學之風盛行。如朱熹於〈衡州石鼓書院記〉所云：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胜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注廿四】
又如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述宋初文風始時說：
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陋，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百人。【注廿五】
﹙3﹚士風的轉代
宋初在經歷了唐末五代以來長期混亂局面，倫理綱常遭到嚴重破壞，尤其是君臣之綱。誠如《新五代史》中所載：
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福、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怡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注廿六】
馮道即為其中典型代表，晚年寫了一篇〈長樂老自序〉，歷數自己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馮道之例，可說明當時士大夫寡廉恥、毫無君臣之綱的情形。所以，宋王朝初建，士大夫為謀求長治久安，便將重整倫常、恢復和發展封建理秩序擺在重要地位。如朱熹所云：
天下國家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何所憑恃而能服其眾哉。【注廿七】
又如石介〈泰山書院記〉中盛贊孫復發揚孔孟之道，其云：
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注廿八】
﹙二﹚理學家之講學風氣
1﹒源起與宗旨
2﹒特色—理學家通過講學，創建學派
以陸九淵為例，其在貴溪創辦「象山精舍」，推廣其學說。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俯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啟發人之本心也，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注廿九】
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干當什事！【注三十】
可見，陸九淵講學並不在於一般教學知識而已，實際上是有著其創建其學派意圖。換言之，陸九淵正是通過象山講學而成就了其「心學」學派的創建。
（三）理學與書院的結合
1﹒書院之起源
較先使用書院之名的是唐代官府【注卅一】，始於唐玄宗開元間，在京都創建的「麗正殿書院」、「集賢殿書院」，因為設置較早，影響較大，所以後來的不少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書院的開始。
但大多數學者又清楚地說明麗正殿書院、集賢殿書院尚非教育組織形式和教學機構，不具備通常意義上的書院教育的性質。例如，清代袁枚在《隨園隨筆》中明確指出：
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注卅二】
所以可知，麗正、集賢書院之設，只是書院名稱的始用，而非具有學校性質書院的起始。
﹙1﹚書院制度的起源
﹙2﹚書院與官學的關係
2﹑理學家於書院講學
﹙1﹚推闡學術理念
﹙2﹚強調師承與源流
書院的興起和理學發展曾結下了不解之緣，有著相互推動、互為因果的血肉聯繫。北宋時期，理學正於奠基階段。濂、洛、關、王﹙王安石的「荊公新學」、蜀﹙蘇氏之學﹚以近似的學術目標，而又以各自不同的路徑正在創立自己學術思想體系，基本上都在研究構思階段，尚無法以其完備的形態廣為傳播，或者說，他們的學術成果還不具備轉化為公開講學論辯的條件。北宋學術領域幾大派別之間的矛盾鬥爭、更多地帶有「競爭」性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以書院教育為主要陣地，傳播理學或展開學術論爭的條件尚未完全成熟，還不足以激發起大興書院講學之風的緊迫感。這也正是北宋的一批理學大師和名碩儒，如：邵雍、司馬光、王安石、張載等，在北宋時期，反而與書院教育極少直接聯繫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隨著理學思想體系的逐步成熟，這種緊迫感也就日益強化，不斷蘊釀著書院教育教興的條件。後世許多書院都以北宋著名理學家的讀書講學處或他們名號命名，或傳播他們學說，或記載他們的功績。恰好証明了這一點。
（四）講學之風對理學發展的影響
1﹒推動理學的全面發展
2﹒「學統四起」與學派的建構
北宋時期：
南宋時期：朱熹與考亭學派、湖湘學派…、象山學派、婺學﹙呂祖謙﹚
元代：對程朱理學的傳播、吳澄會朱陸學派
明代：關學中興、陳獻章與江門學派、湛若水與甘泉學派、陽明學派、泰州學派、東林學派
3﹒宗派性學風的塑造
理學家們在講學的過程中，由於有自己的學術理念、師承、和講學的書院，因而乃逐漸形成宗派性的學風。如朱熹就曾公開地說：
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之為黨；不惟不憚以身之為黨，是又將引君以為黨而不憚也。【注卅三】
難怪林栗在彈劾朱熹時，就說他「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注卅四】。在朱熹晚年其學遭禁時，監察御史沈繼祖攻擊朱熹「收招四方無行義之徒」【注卅五】，戴著高帽子、穿著寬衣服、繫著大帶子，如鬼魅。這種說法，顯然帶著攻擊朱門的意圖；但卻也可以說明朱子學派異乎常人之衣著，及明顯的宗派性。而這種集團性和強烈宗派主義性質，在朱熹死後的福建朱子學者中或強或弱地流傳著。
朱、陸「道問學」、「尊德性」的門戶之見。
4﹒基於門派之爭的「學統」著述
始自朱熹《伊洛淵源錄》，經元代《宋史．道學傳》而宏揚於世，至明中葉以後，陽明學興起而引發學統大戰，而此類學統著述乃臻於鼎盛。據黃進興先生的考察：
王學的興起與朱學之反擊，把原來的朱陸之爭，擴大為程朱與陸王之爭，此實為「學承」建立的導火線。我們可以發現在陽明的時代之後，諸如《陸子學譜》﹙清李紱撰﹚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舉例而言，程朱學派方面，有謝鐸﹙1435-1510﹚的《伊洛淵源錄》，有程瞳序於1508年的《新安學系錄》，二者皆是陽明﹙1472-1529﹚的同時人。稍後有宋端宜的《考亭淵源錄》。在李紱的時代，程朱學派方面亦有張夏的《洛閩淵源錄》、熊賜履的《學統》、張伯行的《道統錄》、朱衡的《道南源委》和李清馥的《閩中理學淵源考》。【注卅六】
然而此類基於門派之爭而作的「學統」著作，常不免失於偏頗，至明末清初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則可視為此類「學統」著作之集大成，其云：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汝登﹚《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奇逢﹚《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攏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注卅七】
5﹒對學術轉折起推波助瀾之效—漢學轉宋學、理學轉心學
﹙五）講學之風對學術發展所衍生之流弊
1﹒標榜門戶排斥異端
「當乾道、淳熙間，朱、張﹙栻﹚、呂、陸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宗其師說，截然不可犯。」《宋元學案．龍川學案》
「蓋是時講學之風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眾，剷除異己，惟死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四庫全書總目．論語義疏提要》卷三五．經部．四書類一，頁290﹚
「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端。」﹙《四庫全書總目．聖門釋非錄提要》卷三十七，頁316
「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而當時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子部儒家類一，頁769﹚
「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奭齡，無不提唱禪機，恣為高論……全失儒家之本旨。…東林一派始以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福，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四庫全書總目．劉蕺山集提要》卷一七二．集部．別集類﹚
四、餘論
說明理學溺於理氣心性等虛玄之辯，從而偏離了原始儒學的經世致用傳統；再加上講學之風盛行，門派間的互相抵訾，甚至黨派之間意氣之爭，貽誤國事，也使得理學的發展，走向偏峰，而為人所詬病；故清初以來，學者乃重新思考學術的發展，因此乃提出「經世致用」之學，以實補虛，直至「盡棄宋詮，而獨標漢幟」。
【注一】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96.2初版十刷﹚，第一冊，頁11。
【注二】同上，頁13-15。
【注三】《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祭李端伯文〉
【注四】《朱文公文集．程氏遺書後序》
【注五】《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95.4一版六刷﹚，卷一，頁1。
【注六】參《周子全書》卷二十一
【注七】漢．劉劭撰：《人物志．材理篇》第四
【注八】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96.2初版十刷﹚，第一冊，頁2。
【注九】唐君毅撰：《中國哲學原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第一章〈原理〉上
【注十】參《儒志編．附錄．儒志先生學業傳》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十一】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96.2初版十刷﹚，第一冊，頁37。
【注十二】《宋元學案．魯齋學案．趙復傳》卷九十〈百家案語〉
【注十三】載《通制條格》卷五〈科舉類〉皇慶二年十月條
【注十四】載元．蘇天爵撰：〈伊洛淵源錄序〉載《滋溪文稿》﹙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3初版﹚，卷五
【注十五】早在南宋末年，鄱陽陸門「三湯」兄弟﹙湯千、湯巾、湯漢﹚就開始“兼治”朱、陸之學；其後，又有程紹開修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載《宋元學案》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本傳﹚。但入元後，理學內部之「朱陸合流」現象更為明顯。
【注十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可從二方面來解釋，一是就統治者的整體意識而言，程朱理學被立為官學，主要乃是通過政治權力以干預學術發展，並體現統治者的意識；二是就學術自身的演變邏輯而言，隨著理學發展歷史所留下的資料、研究成果、以及各學派的性質、學派傳人的時代文化素養等等諸多影響，理學自身實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而元代理學內部所出現的「朱陸合流」現象，即是學術相對獨立發展的具體表現，它體現著朱、陸後學自南宋以來「朱陸異同」之爭的新認識，當是理學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注十七】《宋史．道學傳》與朱熹《伊洛淵源錄》一樣，都是以理學家為主的傳著，記述了他們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之重要地位，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質；所不同的是，《伊洛淵源錄》以二程洛學源流為主，而《宋史．道學傳》除了二程洛學，更多了以朱熹為主的閩學及其後學。
【注十八】明．王陽明撰：《傳習錄》
【注十九】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上》﹙台北：里仁書局，1987.4初版﹚，上冊，卷五，頁78。
【注二十】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1996.2初版十刷﹚，第一冊，頁42-60。
【注廿一】牟宗三先生認為五峰蕺山系與象山陽明系，二者都以《論》《孟》《易》《庸》為標準，可會通而為一大系，當視為一圓圈之兩來往：自《論》《孟》滲透至《易》《庸》，圓滿起來，是一圓圈；自《易》《庸》回歸於《論》《孟》，圓滿起來，仍是此同一圓圈，故可會通為一大系。此一大系，稱之為「縱貫系統」。伊川朱子所成者，稱之「橫攝系統」。﹙載《心體與性體》，同上註，頁49。﹚大體上，牟先生所說的「縱貫系統」，簡而言之，即是經由「逆覺體證」之工夫，使心性天相通貫；而「橫攝系統」則是由「格物致知」而通理，亦即橫攝外在之理於心。
【注廿二】「洙泗」原指洙、泗二水，古時二水自今山東泗水縣北合流西下，至曲阜北，又分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時為魯國之地。孔子居於洙、泗之間，教授弟子。如《禮．檀弓．上》：「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後人乃以洙泗作為儒家之代稱。
【注廿三】「精舍」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包咸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在東海，立精舍教授。」另又有「精廬」「講堂」等名稱，然名稱雖異，而皆是指儒士所設，以為講學之所。至乎魏晉六朝，僧侶佛徒亦取精舍聚徒講學之習，襲用漢儒精舍之名，以稱其講經傳道之所。因此宋．王觀《國學林》卷七即曰：「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帝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可見，漢儒之「精舍」與佛徒之「精舍」，在基本上並無差異，即名稱上唯相沿用耳，非有儒釋之別也。
【注廿四】朱熹《朱子文集》卷十〈衡州石鼓書院記〉
【注廿五】呂祖謙《呂東萊文集》卷六
【注廿六】《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傳．序〉
【注廿七】朱熹《續近思錄》卷八
【注廿八】《徂徠集》卷十九
【注廿九】陸九淵《象山全集》卷三十六〈語錄〉﹚
【注三十】同上註。
【注卅一】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云：「書院之名始於唐，這是學人共同承認的。從中國教育史的角度探討書院的起源，主要是要探明具有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於何時。而恰巧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見解不盡一致。有的強調書院私人聚徒講學的特點，將書院的起源上溯於漢代的“精舍”、“精廬”，從而忽視了書院以聚書講學為其基本特色；有的強調書院教育規模大小、經常化和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穩定性，將書院的起源推延至北宋初年，從而忽視了書院教育也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有一個從無到有、從萌芽到成熟、從雛型到定型的發展過程。」﹙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6初版﹚，頁1-2。
【注卅二】麗正、集賢書院之職掌，據《舊唐書．職官地》載：「集賢學士之職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注卅三】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八〈與留丞相書〉
【注卅四】明．戴銑《朱子實紀》卷四〈年譜〉
【注卅五】《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
【注卅六】黃進興撰：《優入聖域》卷十四〈「學案」體裁產生的思想背景：從李紱的“陸子年譜”談起〉，頁447。
【注卅七】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台北：里仁書局，1987.4初版﹚，〈發凡〉，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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