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新網報道,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于4月22日發布《河南省農民工生活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河南有90%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業余時間“感到寂寞”,65%的新生代農民工為感情問題感到困惑。
報告引起了社會對農民工心理和生活狀況的新一輪關注。去年,教育部“農民工權益保護理論與實踐研究”課題組,對珠三角、長三角19個城市4152名農民工展開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普遍存在心理壓力,并有相當比例者感到無助,對自己缺乏信心。
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他們中的很多人對城市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卻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自卑、失落、缺乏歸屬感等負面情緒,從而導致一些社會問題。
據《成都商報》4月11日報道,四川省高院近期發布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分析與犯罪研究的調研報告》顯示,四川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以侵財型犯罪為主。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分子中,男性、低學歷者占較大比重。
如何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緩解不適心理,更好地融入城市,從而減少社會沖突與社會犯罪,成為眼下急需解決的問題。
首先,要緩解農民工心理問題,應該充分重視家庭的作用。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時進教授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些城市在引進人才時要求人才必須在30歲以下,覺得年輕人對城市的發展貢獻更大。可是,這些年輕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否可以對打工青年父母也有相應政策?身邊的父母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情緒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時的安撫,這個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詢師都起不到的。
共青團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9年5~7月進行的一項“天津市青年思想狀況和需求調查”顯示,不同年齡組青年農民工對人生最重要方面的認識,均包括“戀愛婚姻生活美滿幸福”,說明追求家庭生活質量是青年農民工人生價值觀的共同點。
4月24日,廣東省委宣傳部牽頭、廣東省總工會、廣東省婦聯等共同舉辦了一場“幸福廣東工人農民論壇”,一名“80后”說,她的幸福感十分簡單,“作為一個電力工人,下班后能有一頓熱飯,節假日能與父母團聚,居有定所其實就很幸福。”
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就是這樣簡單的幸福,有時也難以達到。如今很多農民工的宿舍只是一個住所,沒有家庭溫暖,缺乏社會交往和情感支持,農民工豐富的情感需求被忽視和壓抑,心理問題難以疏解。
要充分發揮家庭對農民工心理的支持作用,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具體包括幫助農民工居有定所、接父母進城、在城市建立家庭等。政府應發揮政策的作用,探索農民工醫保關系接續、異地養老、就醫和費用結算服務等銜接政策。整個社會也應給予農民工更大的空間,讓他們能夠在城市真正安家。
其次,要進一步發展為農民工服務的社工組織。社會工作者要協調各方面資源,積極介入農民工心理的干預,在就業和生活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農民工權益保護理論與實踐研究”課題組發布的調查顯示,社會組織(黨、團、工會、婦女組織等)對農民工的情感具有慰藉作用。與沒參加各類組織的人相比,參加社會組織可以使心理問題的發生比降低64.8%,但目前僅有13.8%的農民工參加了社會組織。
課題組負責人劉林平指出,建立企業社工體系是解決農民工心理問題的制度基礎。為解決農民工心理問題,應盡快建立起以工會、共青團、婦聯為主體,其他各種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企業社會工作體系。企業社會工作在解決勞動爭議、緩解工作壓力、改善工作環境等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民工的社會參紙箱與,社區的作用不可忽視。華中師范大學城市社區建設研究中心余坤明表示,考慮到目前農民工“非單位人”、經濟支付能力有限等特點,以社區為平臺來提高農民工文化生活狀況,是切實可行且現實的選擇。但目前,社區在農民工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還很小,具體表現在:農民工社區文化生活設施極度匱乏;農民工社區文化參與率極低;農民工社區文化生活貧乏且具有封閉性。目前農民工在社區中開展的文化活動主要是打牌、打麻將、聽收音機、看電視等,內容相當單調,并且具有很強的“圈子性”,遠未融入城市社區。
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充分參與社區文化活動,應成為今后農民工工作的重要方面。政府應將社區文化設施規劃作為城市基礎設施規劃的內容,加大對非營利性社區文化設施的投資,根據農民工的分布情況,有針對性地供給文化設施。社區也要開展適合農民工參加的文化活動,激發他們參與的熱情和興趣。余坤明建議,要切實做到對農民工文化需求的有效供給,還應該對社區農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作細致準確的調查摸底,方能做到有的放矢、真正達到應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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