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七期Taiwan News財政經總合周刊中，社長兼總編輯楊憲宏如此寫著：『知識份子的時代角色一直是歷史的經典議題，每個知識份子的參與用力的程度，決定了這個社會的改革速度與力度。』文中對於台灣現今社會知識份子的角色討論，提出了看法與批評。做為資深媒體工作者，楊憲宏在每一個階段任職都善盡其才，頗有出色的表現，也顯見這位出身醫界的媒體人，筆鋒犀利，不下於手術刀的冷光，至於治不治得了社會的病兆，執筆的楊憲宏有沒有醫治人腦(觀念)的企圖心，就得先從他的社論開始讀起。
愛讀書的醫家子弟
出身於彰化醫生世家，楊憲宏的家族從祖父輩以下算來，總共出了四十幾個醫生，讀醫科好像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從師大附中畢業之後，考上中山醫科，不知何故，一年級的課業竟然非常重，同時學解剖組織和有機化學，為了求得好成績，楊憲宏可是紮紮實實地研讀了一番，卻也讀出了興致，當時寢室裡擺滿了頭顱和骨骼的日子，為的就是好好地研究這門功課；由於高中同學大多在台北，經過大家的慫恿就考回台北醫學院牙醫系來，在中山醫科的紮實基本功，讓楊憲宏在北醫的課業讀來易如反掌，有了餘裕之後，就認真讀起原文書來，笑說自己愛讀書，也讀得下書，成績好，讀起書來就更覺有趣。
小時候學過小提琴，音樂一直是楊憲宏生活的芳香劑，大二時卻開始學吉他，起因是隔壁寢室的同學老是彈吉他，也老是在同一個音節出錯，每天彈，每天錯，弄得楊憲宏一聽到吉他聲起，就開始替他緊張，也果然會在同一個地方『突槌』，後來楊憲宏主動前去求教，這一問自己反而迷上彈吉他。別人當醫科生的緊張日子，楊憲宏過起來十分愜意，除了讀書就是彈吉他，每天花六個小時練習，非得要學會不可，後來如期學會，這個興趣也維持至今，到現在仍保持右手的指甲不剪齊，就是為了偶而撥動和弦而留。
做每一件事都專注用心的性格，似是天生，楊憲宏回憶小時候在租書店看書，採十塊錢包月的方式，舉凡武俠、文藝、言情、鬼怪無一不包，只要是文字印刷品，大都悉數經過楊憲宏這台閱讀機器，這樣的狂熱與其說是對文字的喜愛，不如說是對閱讀的渴望，埋進書堆裡半天不見人影，楊憲宏的童稚靈魂在閱讀的國境裡成幻化成一隻精靈，嬉游於四方而樂不知返。
棄醫從文的現代知識份子
僅管把醫學理論讀得條理通透，楊憲宏對於實驗科學的印證方式，卻完全沒有好感。戲稱自己只是喜歡理論科學，對醫科的諸種學理充滿求知欲，對從醫一事則是興趣缺缺；從小在醫師家庭長大，看到祖父和父親的看診過程，發現一個醫師即使學過許多專業的醫療知識，卻很難應用在臨床病例上，以內科來說，大多數病人都只是一些很容易處理的症狀，大部份的醫生終其一生都在處理和人類醫療進步無關的病例，『學與用之間無法取得平衡』楊憲宏如此形容。
在台大讀生理研究所期間，楊憲宏迷上愛因斯坦，對於理論科學的紙筆驗證法則感到激賞，認為這世上應該存在某種只用紙和筆就可以歸納出結論的科學，主要是和討厭做動物實體實驗有關。如果真要總結讀醫學院的好處，楊憲宏覺得就是透過解剖組織、病理和生化等科學基礎，比一般人更有機會去瞭解大家都想知道的事。凡事都要求準確無誤，認真求知的態度，使得楊憲宏因為時常糾正醫藥版的錯誤報導，而被報社徵召走入記者這一行，白天讀研究所，晚上進報社去修改醫藥記者的稿子，忙起來昏天暗地卻也充滿挑戰性。
1979年發生多菉聯苯中毒事件，整個台灣社會所反應出來對環保知識嚴重不足的景況，讓當時身為記者的楊憲宏大感震驚，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應該出國進修，於是到柏克萊加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主修『環境、健康、科學』相關研究；在美國期間認識了許多『政治異議份子』，一度也曾被質疑為同路人而令師長擔心其回台的安危。楊憲宏提起流傳於柏克萊的一個小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每一位公費生都來自醫界，每一個人都身懷絕技，就像一個善泳的人看見一個從上游漂流而來的人，自然會升起救援的念頭，但是如果漂來的人是多數的時候，就會產生誰要優先救援的困難了。追究根源的方法，應該是去探看上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落水？這才是醫學的精神。』以此為例來看當時台灣社會的紊亂，楊憲宏認為：『每一個源頭發生的問題都不盡相同，而台灣的問題是政治。』關心政治議題，而不投身政治，楊憲宏寧願自己保有做為一個『獨裁政權的永遠反對者』的知識份子角色。
媒體人的意識形態
目前擔任英文台灣時報與財政經總合周刊的社長暨總編輯，兩份刊物均表現出獨派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楊憲宏不諱言旗幟鮮明是其特色之處，這兩份刊物所發揮的功能也有所不同，英文時報是台灣本土對外國人的發聲工具，財政經總合周刊則是對本土內部溝通為基礎。楊憲宏認為：『我們的專業能力是可以在第一時間內，判斷出誰才是真正懂得問題徵結的發言者，然後將這些言論透過這個平台傳達出去。』
身為由醫界、學界、文化界、財經界學者及媒體人士組成的『北社』成員，僅管社團定位是向陳水扁政府提供保括法律、財經、文化建設的智庫性質組織，楊憲宏在出資者與執政黨關係深厚的媒體任職，其政治立場所衍生出來的加重色彩，不免讓讀者質疑是否會失去媒體的客觀性？或淪為執政黨的化妝師？楊憲宏舉一個小故事來說明：『我曾對一個藝術涵養很好的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藝術是否可以為政治服務？答案是可以的。前題是它必須先是藝術！』不介意外界對雜誌的種種質疑，楊憲宏認為，服務工具的認定存乎一心，外界必須先肯定了雜誌本身之後，它才具有發聲的影響力。
學醫出身，又愛鑽研醫學理論，原本很可能走學術之路的楊憲宏，讀研究所時一腳跨進媒體之後，也發揮其實事求是的研究精神，非要把台灣社會的亂象看清楚說明白；有人說政治觀察是知識份子的『紙上談兵』，楊憲宏則認為，做為民主政權下的居民，知識份子不應該永遠在野，而是應該認清自己的時代角色，善盡言責，甚而加入政府，去支持民主政權的志業。做為資深媒體人，楊憲宏也善盡政治與社會觀察者的責任，在自己的編輯檯上寫出一篇篇建言或提醒；如果就正面意義來看『紙上談兵』，楊憲宏棄醫從文的結果，正與當年欣賞愛因斯坦的理論科學不謀而言。『一紙一筆論天下』，楊憲宏雖然不從醫事，Taiwan News財政經總合周刊在他的運籌惟握之下，卻好比是社會政治問題的門診處，容納有眼力識人或有能力識事的發言者，一起來會台灣社會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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