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山米大叔，我不知道在戰爭狀態中論戰是否合適，但既然是自己惹起，還是先藉版面回應一下。
首先，山米大叔說「這次的禍源，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或原教旨派，以及他們末日式的世界觀（apocalyptic world view）。」這樣的說法恐怕也只是一面之詞，這些年來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氣燄未必就比伊斯蘭狂熱者要弱些，南方朔在762期《新新聞》裡引述了幾位研究美國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問題專家的說法，大致描繪了美阿戰爭的宗教衝突根源，可以參考看看他們的說法。以下這一段聽起來簡單，但不無有點解釋力：
「Karen Amstrong的《上帝的歷史》指出「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其實對最核心的『上帝論』裡的上帝之愛與對鄰居之愛毫不關心。這些基本教義派活在一個變化太快，以至於他們充滿了焦慮不安之感，因而遂急切地要尋找別人或別教來為此負責，並認定這是上帝的敵人。」
其次，庫布力克該如何解讀，也許另有門竅，我且不為我自己的意識型態辯護，但我倒想藉此轉個彎為和平主義討個說法。和平主義是對暴行(尤其是對極端行為及國家暴力)一長串的犧牲與奮鬥得來的一種態度，它的運作包括國際組織的建置、對武器發展與軍事行為的監督、裁軍、反核、人權價值的宣揚、國際法地位的揚升、和平維持部隊的介入及其他人道救援行動等，即便是在軍事的領域裡，也有一大串促進瞭解與提醒衝突的控制的精密機制設計諸如訊息情報的合作、人員的交流以及civil-military關係等等。
無論在日本和在歐洲，和平主義都有很深遠的傳統，可惜世人並未給予正面的關注，但在二戰後，和平主義發揮了勒制戰爭發展的作用。日本數十年的的軍備限制與反核思想的深植一方面是身受原爆禍害的經驗所致，一方面也是戰前被軍國主義者制壓的左派和平思想的復活，這方面我並沒有研究，但幾年前去東京時曾親見反核團體以街車擴音的呼聲，前兩個月去京都，造訪了嵐山嵯峨野的常寂光院，在院裡的青楓林陰下也看到一塊「女之碑」，大抵是受二戰所苦的婦女共同營立，秀勁的勒銘裡深鑶著受難的悲苦，但也昂揚了期待和平及譴責戰爭的願誓，這些人遠不同於神風特攻隊的悲壯，但那卻是歷史的一個真實面向。
在歐洲，兩年前我曾經參觀過斯德歌爾摩的Vasa Museum（
http://www.vasamuseet.se/indexeng.html），館裡的主藏品是一艘十七世紀的瑞典戰艦。當年瑞典在內部的宗教戰爭和外部的海權陸爭霸中所戰皆捷，儼為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霸。為進一步參與世界霸權的競逐並展示國威，瑞典國王Gustavus II Adolphus傾力建造了一艘裝飾華麗且兩層甲板載負六十四門重砲、300名水兵的超級大戰艦，可沒想到1628年船艦下水首航沒走幾步遠就沉沒港裡，命運比大和艦更加悲慘。這船一沉三百三十一年，直到1961年被打撈上岸，瑞典人就地蓋了棟別出心裁的博物館。這麼一個博物館，本來很容易傾向於以顯示卓越技術(例如沉船三百年，竟能永續恆維木製船隻於一體)，可館內最讓人驚嘆的是當參訪者飽覽修復的船艦以及其他藉文物、投影片、影片等所陳述瑞典的戰爭發展史、造船技術、以及船艙生活設計等細節與史地結構之後，館方在出口前特別設計了一個大地球，在藍色的海洋上標示了各種揚著紅旌與大帆，在七大洋五大洲爭逐霸權的模型船艦，而地球旁的牆上書寫著兩段同時代荷蘭人文主義者的句子，第一句為國際法之父、自然法學者格老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稱頌義戰(Just War)，而其旁則是伊拉斯謨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的教示：世上並無義戰，所有的戰爭都是以人民為犧牲。
如今我已經忘了那片牆上所引述的格老修斯的句子內容為何，但格老修斯卻是世上最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之一，他的主要貢獻在於發展戰爭的國際法則，呼籲以體制性方法(institutional means)仲裁國際爭端並關注戰爭中人民及戰俘的權利。同時他也認為宗教是人內在的信服且不能以外力強迫，故宗教戰爭中並無正義之戰之可稱。雖然人們認為格老修斯不同於伊拉斯謨斯的人文性和平主義，但兩人提醒世人關注及譴責軍事暴力的態度仍然一致。比之多半一味地宣揚武力拓殖的帝國績業的其他軍史館（例如英國愛丁堡的軍事博物館），我以為Vasa Musum如此的設計，其用意更在於提醒遊客反思戰爭、科計技與文明興毀的關係。
此外，斯德哥爾摩還有致力於裁軍等和平議題、著名的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sipri.se/），該所發表的SIPRI報告，是研究衝突、監督裁軍最力的典冊。瑞典政府尚有舉世獨一無二的庇護移民暨政策部長(為外交部三位部長之一)，來自拉脫維亞的計程車司機很自豪的告訴我們，瑞典只有八百萬人，可它是世界上最具人道思維、提供最多政治庇護及外援的國家。Vasa博物館多少呈現了瑞典從最殘酷、黷武的軍國主義到傳播和平的歷史變遷。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地鐵站，人權宣言被製成磁磚貼一片片一句句貼在牆上，我相信那是藝術品，更是一種讓人崇敬的態度。
我對斯德哥爾摩或許心存偏愛，而斯德哥爾摩也未必代表歐洲的現況，但諸多和平思維的建構與努力，絕不同於我們在歷史課本上讀到的令人尷尬的張伯倫綏靖政策。拿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來輕蔑「和平主義」，恐怕對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邏輯關係也看得太過簡化了，更何況，這種比喻的背後，更濃烈的暗影是要拿伊斯蘭的賓拉登來比附納粹的希特勒屠殺與侵略的罪行，可歷史的因由與當世的權力架構是這樣的嗎？世界終究難逃權力平衡下的魔掌，但那並不是唯一之道。
我說庫布力克是先知容或誇張，但美國在二戰後的擴張主義與軍火工業的發展密切相關，軍火商控制國會操從政治的情形使得艾森豪總統在卸任前語重心長的要繼任者注意軍工複合體這隻利維坦巨獸。這隻巨獸推動了氫彈與冷戰，也催生了庫布力克冷冽而幽默的《奇愛博士》。軍工複合體的恐怖難道就會因為牠披著光鮮的科技外衣、踩著正規軍的步伐而少了些嗎？想來前面舉的兩位古人不會買「正規軍的正義vs.游擊隊的恐怖」這種二分法的帳，我也不會。從美阿戰爭爆發，《亞洲週刊》說在科技泡沫破滅、全球經濟滑坡的世局勢裡，軍火商成為新世紀初的最大贏家，國防概念股一枝獨秀，「戰神變財神」的說法，洵為洞見。
另一方面，美國介入越戰也是同一擴張傾向的產物。葛林的《沉靜的美國人》出版於1955年，故事的表面是英國戰地記者Fowler與美國間諜Pyle老少情敵爭奪越南美女鳳的競合，但骨子裡卻是一個強權介入世局的變遷。葛林在故事中把法國統治下的越南局勢形容為一個軍閥林立的中世封建地域，美國的介入則是對歐洲封建殖民的不滿而欲以普世的現代性取而代之，所採取的方法是扶植第三者以制衡衝突中的法國殖民者與爭取自由卻不可信任的越盟。當英國記者問提供塑膠炸彈給「第三者」炸死無辜的年輕美國軍情人員，為什麼想到這不屬於他們的地方來攪和，沉靜的美國人回答：因為他不滿老爹不問世情的孤立主義，他就是要走向另一個全球主義的方向。(這就是美國不能袖手旁觀的理由？)
事實上葛林描寫的戰爭景象和媒體與軍事的關係等情節，已經預告了美國1960及70年代介入越戰將遭遇的困境，在我看來，不獨庫布力克，葛林也是某種具有sophisticated-mind的先知。美國精於彈道與顛覆他人政權的算計，卻不能正視世界的多元性，這也是葛林感到哀傷的地方。《沉靜的美國人》本來正在拍成電影中，如今在一片反恐的聲浪中，恐怕美國人不會樂意見到這部改編電影，世人也難望其問世了吧！
一場戰爭肥了軍火原旨主義者，卻死了大批人民及軍士，別問我什麼是正義？我喜歡質疑權力的《七月四日誕生》遠過於《搶救雷恩大兵》，我偏愛騎摩脫車橫越南美大地的切‧格瓦拉遠過於口誦西部正義的布希以及以飛彈當地標的德州。這無關乎道德的高度，而是觀看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