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另人著迷的。遙想當年，古巴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那種純潔無私、矢志於全人類解放的豪情，不知迷倒多少眾生。一直到現在，在東南亞的某個角落，追求獨立的革命者不但研讀格瓦拉的「游擊戰法」，連穿著打扮都模仿他。可見英雄魅力無窮。這令我想起七十年代初一位傳奇人物Giangiacomo Feltrinelli。這位家財萬貫的資本家，也是格瓦拉的崇拜者。當格瓦拉在波利維亞山區打游擊，被美國中情局和波利維亞軍隊圍捕格殺的消息傳出時，Feltrinelli大受刺激，而投身於義大利的地下革命組織「紅色特攻隊」。
特攻隊的一位創始人後來寫書透露，這位革命資本家曾建議每個特攻隊員都要有一個「游擊背包」，背包內除了換洗的衣服和假身粉證之外，還要準備一包鹽跟幾根雪茄。可是，他們在米蘭從事城市游擊戰，米蘭是不缺鹽的，為什麼要帶鹽呢？隊員不能理解，Feltrinelli說，鹽在拉丁美洲是珍貴的東西，在那裡打游擊戰都帶鹽，所以那是一個游擊傳統，是必須帶的。那麼雪茄呢？他回答的更妙：因為格瓦拉說，雪茄是游擊隊員孤獨的時刻最好的朋友，這也是一個必須尊重的傳統。由此可見，革命資本家把游擊生活想的多麼天真浪漫。我們很難想像東南亞的獨立鬥士，或義大利的城市游擊隊，在山林裡或是米蘭郊外孤獨休息時，含著雪茄吞雲吐霧的情形。
但Feltrinelli卻是認真的。他一度曾打算到義大利保守落後的沙迪尼亞地區，去把當地的土匪組織起來，成為一隻革命軍，使這個地區成為地中海的古巴。他在走訪戰友時，堅持在戶外露天睡覺，並且穿著古巴軍服在花園裡練習投手榴彈。不幸是，他在米蘭的郊區的革命，卻壯志未酬。某一夜晚，他堅持親自動手爆破一座電力塔時，不慎引爆了爆炸裝置，炸死了自己。那作電力塔是建在他擁有的土地上。
Feltrinelli到不是一個頭腦發漲的大富豪，他其實是精明能幹的企業家。出身義大利貴族的後裔，繼承了家族企業的財富，他創辦了戰後義大利一家重要出版社，也建立了義大利第一家而且是至今公認最好的一家連鎖書店。他推行的書籍折價辦法和先印平裝本的政策，以及結合書店咖啡的點子，不但帶來可觀的營利，而且其他書店爭相效法。當然，他不以賺錢為滿足。他十幾歲就加入共產黨，但對蘇聯政權十分厭惡，一九五六年蘇聯派兵鎮壓匈牙利的自由化運動時，他極力反對義共表態支援蘇聯。他的出版社是全世界第一家出版巴斯特那克的「齊瓦哥醫生」的出版社。這部作品引起共產世界的震驚，也讓巴氏贏得諾貝爾文學獎，Feltrinelli本人也成為戰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一個精明的資本家，同時也是一個浪漫的革命幻想家，這是很難統一的兩面，也是歷史令人驚嘆之處。雖然理智上我們知道，在富裕的西歐，在義大利的米蘭，革命是很難進行的，但在六十年代後期和七時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情結裡，反體制的激情與烏托邦理念的結合，又似乎能在資社兩大陣營的僵化對峙中，指引出一條新的出路，這是當時新左思潮迷人之處。反越戰、反體制學朝，真相尚不為人之的大陸文革，及浪漫的古巴革命，匯成一股衝擊心靈的奔騰巨流。
在當時那種特殊氣氛下活動，往往令人不可思議。
現在誰能想像，一九七九年紅色特攻隊暗殺了義大利基督民主黨黨魁莫羅之後，義大利警方展開調查，發現紅色特攻隊的首領竟然是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因此，Feltrinelli當年出資、庇護乃親身參與紅色特攻隊，也就不足為奇了。那位名叫安東尼奧奈格里的教授，後來畏罪潛逃法國十餘年，在巴黎大學教書，與傅科、德西達等學者過從甚密，近年自動回國投案，五年前與他的老學生合寫了一本「帝國」，還引起左翼內部大辯論。
Feltrinelli是個精明的資本家，但卻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他崇拜古巴的革命英雄，他憧憬浪漫的革命生涯，但他沒有想過，他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往往是一個失敗的治國者。其實，以他這樣一個企業管理者的敏銳直覺，是不難察覺的。一九六七年他親自訪問古巴，希望可以安排出版一部古巴革命回憶錄。他和卡斯楚訪談的結果。他發覺，卡斯楚屬於那種完全不是合執政的人，沒有能力工作、思維、和認真思想問題。感情衝動、能言善道，聲調高亢，但意識型態混亂。這是精明資本家的冷靜評語。
在現實上，格瓦拉也是個性情急躁的革命者。他主觀太強，不願遷就現實，一言不合，就把同志當叛徒。古巴新政權建立後，格瓦拉曾擔任短時間的工業部長。但他強調道德和精神價值，要求建立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鮮人，在提高生產力上，他極力主張精神鼓勵，貶低物資刺激，這與毛澤東的文革想法不謀而合。這套想法落實的結果，卻造成生產率的停滯。個命家對庶民的失望，對俗務的厭煩，驅使他選擇了出走，到外國去打游擊，最後到波利維亞去輸出革命。
革命英雄往往是失敗的治國者，這又回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老問題。
古巴的革命不過是另外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新政權建立後，無可避免地開啟了一個世俗化、常規化的過程，政權的注意力也不能不轉向經濟事務。對於頂著革命光還的領袖來說，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調適過程。因為俗務既多，而且不是那麼黑白分明。要平衡各方利益，也不是擁護/打倒、壓迫/反抗的簡單公式可以對付。面對新情況，革命領袖難免患有某種程度的適應不良症。難耐俗務或無法貫徹一己意志的，就要威脅上山打游擊（如毛澤東）或真正上山打游擊（如格瓦拉），前者得逞後給國家帶來浩劫，後者犧牲了性命，卻成為了永恆的浪漫英雄。
如今，不論是浪漫的革命英雄/失敗的治國者，或是成功的企業家/失敗的革命者，都成了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不論是古巴革命或是米蘭郊區「游擊背包」理的革命，現在都陳列在Feltrinelli的連鎖書店裡，經由「商品」，達成「永恆」。
（作者為旅美文化評論者，本篇原發表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六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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