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偏見之斷簡殘編二台 一個在虛無悲觀環境中努力培養無可救藥樂觀信念的中生代報紙記者的奇怪焦慮與嚴重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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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又問我關於司馬文武，所謂「新聞工作究竟是專業還是志業」的論辯。

這位朋友認為，新聞記者的專業規範和獨特的價值觀，是為了規範整個新聞行業、確立行業的社會地位，經由集體實踐而塑造出來的一套論述，但「公共的知識份子」卻是一種和新聞記者專業規範不同層次的倫理。

因此，這位朋友堅信，只有「公共的知識份子」才是一種「志業」，記者的專業規範利世崇高，但並不是一種志業。如果司馬文武是接受「公共的知識份子」召喚而離開新聞工作，則他並沒有「背離」他的志業。

更重要的是，這位朋友強調，堅守專業規範是所謂「啟蒙」派觀點，但公共的知識份子更可能基於「救亡圖存」的使命感，而選擇由新聞界介入政治。他的結論因而是：台灣社會對於「公共的知識份子」不但培養不夠，而且也要求不夠。

上述觀點其實催促我們在釐清「公共的知識份子」定位外，必須更進一步探討「新聞工作」的本質：新聞工作到底是一種專業還是志業？

如果新聞記者獨特的價值觀，只是一套為了確立其社會地位的規範與論述，則司馬文武離開這樣的「專業」非但不可惜，這樣的「專業」也註定留不住司馬文武或其他記者。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新聞工作至今在專業地位上雖仍有極大爭議，但其本質卻應該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理想志業。

我的意思是說，若新聞工作真的僅被知識份子視為一種「專業」，則所謂「公共的知識份子是一種和新聞記者專業規範不同層次的倫理」論述才可能存在；但當新聞工作可被知識份子普遍肯定為一種「志業」時，「公共的知識份子」充其量就只是一種廣義的生命態度與理想情懷。　

而更重要的是，「專業」與「志業」往往是一體兩面，兩者並不相斥。

對於醫生來說，他的專業是開刀技術，但他的志業卻是建構在開刀技術之上的懸壺濟世理想；對於律師來說，他的專業是法庭攻防，但他的志業卻是透過法庭攻防所伸張的社會正義；對於教師來說，他的專業是課堂講學，但他的志業卻是以課堂講學為工具所達成的傳道解惑。

所以，對於記者來說，儘管記者的專業地位不如醫生、律師、教師來得明確，使得記者的專業身份常常遭受質疑；但新聞工作本身做為一種追求真相、拼湊事實、提供詮釋觀點的「志業」，卻與醫生、律師、教師並無二致，更與學術志業、政治志業、社運志業等志業分庭抗禮。

一言以蔽之，當新聞記者、政治人物、社運工作者本身都自有一套專業規範（不論其專業程度的強弱），而其獨特的價值觀又都足以描繪出一幅志業圖像時（不論身處其中者願不願意為這種志業獻身），「公共的知識份子」終究只是一種泛稱，本身既無法成為一種集大成的志業，也無法真正取代任何一種個別志業。

另外一位朋友的憂慮則是：「這是有點恐怖的，如果有一個志業，被視為終身職，一旦轉行，就淪為背離。這樣的神聖感，好像太過沈重。對於已經是記者或即將成為記者的人，都是難以承受的重擔。」

我只能說，新聞志業未必是終生職，但絕對是一種特殊的使命感。當我在形容司馬文武「背棄」了新聞志業時，我毫不懷疑其轉而獻身政治志業的重要性，我更祝福其勇於追求另一種志業的特殊使命感。我只是要強調，那已經是一種與新聞志業完全不同的志業與使命感。

記者當然可以隨時轉行而不需有任何愧咎感，轉換另一個專業也好，追求另一種志業也好，都是個人生涯規劃的中性選擇。「背離」只是對於不同志業轉移的一種事實描述，不必特別醜化，當然也不必特別美化，如是而已。　

有人又問我關於司馬文武，誰都不能保証自己永遠不會「背離」某一種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