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i Accord
上海多邊協議
近年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頻繁，小自國與國交往，大到國際的集團行為，都需要各式各樣的文件加以確認。由於這些文件的名稱太過雜多，從而也就難免造成人們在翻譯和理解時的障礙。
就以二○○一年亞太經合會部長會議及領袖峰會為例。它在最後共同署名發表的宣言裡，附帶了一項稱為Shanghai Accord的決議文件。這項文件其實乃是此次大會最重要的實質成就。根據各國討論後的結論，亞太國家決定要求在卡達舉行的世貿組織大會，就貿易自由化問題展開新回合談判，以完成當年「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未竟之業。十月初七大工業國財長會議在華府集會，也做了同樣的決議，這意味著歐、亞、美皆主張貿易自由化持續進行，顯示出整個全球化的走向，並未受到任何阻礙。除此之外，這份文件也宣示了亞洲本身為配合此目標，決定將加速自由化，並根據一九九五年《茂物宣言》中所提示的「茂物目標」（Bogar Goal）及一九九六年的《大阪宣言》，讓此區域的已開發國家於二○一○年完成自由化，開發中國家則於二○二○年達到此目標。
因此，Shanghai Accord 是重要的，它的重要程度一點也不輸給《反恐怖宣言》。問題是這項文件究竟要如何翻譯呢？台灣的報紙有的譯為《上海共識》，有的稱之為《上海約章》，究竟哪個較準確？
近代由於國際事務的類型日多，在當事國對某問題達成一致見解時，對簽署的文件，有許許多多名稱，其犖犖大者有：
「協議」（Agreement）：指口頭或書面獲致共識，它也可稱「協定」，民間使用這個字時，可稱「契約」。
「了解書」（Understanding）：也指口頭或書面的獲致共識。
「同意書」（Concurrence）：意思與前相近。
「盟約」（Pact, Compact）：多半用來指建立軍事盟國關係的文件。例如，第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即簽訂了《華沙盟約》（Warsaw Pact），但一般卻譯為「華沙公約」。這個概念所指涉的當事國，必須超過兩個以上。
「定案書」（Settlement）：它所指涉的，乃是極為複雜而艱難的問題，終於獲致解決的文件。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衝突」複雜萬端，因而國際政論界長期以來一直希望各方能將此問題解決，簽署《喀什米爾定案書》（Kashmir Settlement）。
「條約」（Treaty）：這乃是最古典的用法，也最正式。無論兩國或多國，也無論就任何問題簽下正式文件，皆可用這個稱呼。例如，《美日安保條約》（Japan-U.S. Security Treaty）、《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以及一九九一年為歐洲貨幣統一奠基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等。
「多邊協議」（Accord）：將這個詞譯為「多邊協議」，主因在於這個詞的常識性定義，乃是將各種不諧和之聲音或主張，使之諧和。因而它的指涉範圍已不明言的為超過兩個國家。一九九五年，聯合國為解決波士尼亞的內戰問題，邀請各方商討，達成了所謂的《戴頓協議》（Dayton Accord），即是最典型的例證。
因此，上述所有的名稱，儘管在程度上有強弱之別，但皆可視為同義詞，它們對簽字國，都有必需的「約束性義務」（Binding obligation）。祇是在所有的名稱裡，「條約」最為具體而已。
祇是近年來我們在譯名上日益鬆散且不講究，例如「條約」之名，早年我們將多國的條約稱為「公約」，照這樣的邏輯，像歐盟十二國簽字的《馬斯垂克條約》，若以《馬斯垂克公約》稱之，可能更為貼切，像《北大西洋公約》和《華沙公約》，則可能稱《北大西洋盟約》和《華沙盟約》，才更為精準。
而除了上述比較正式的名稱外，近年來還有若干與條約或約定相關的名稱，也頗引起討論：
例如「誓約」（Covenant），這是個起源於神學的名稱。人與上帝立約，以及盛放十誡的「約櫃」，都用這個字。後來它被移用到政治上，因而聯合國遂制訂出了《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將Covenant 譯為「公約」實在有欠妥當，因為神學上的「誓約」，乃是一種人對上帝的宣示性承諾，聯合國的該項文件，因而也宣示性大過實質性，它希望簽字國能努力以赴地去達成該文件裡所宣示的標準，但簽字國卻沒有「約束性的義務」。也正因此，此項文件若譯為中文，仍以「誓約」為佳，將它譯為「公約」，即難免和真正有約束力的「公約」混淆。
再例如，今年美國布希總統就職後，悍然撕毀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這項文件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簽了字。所謂「議定書」（Protocol），也可稱「草約」，但這種「草約」其實已具有準條約的效力，也正因此，有些評論文章遂直接將它寫成《京都條約》或《京都協定》，美國撕毀該議定書而引起極大指責和反彈。法國甚至公開抨擊稱「自私的美國」，由此也可看出Protocol仍以譯為「議定書」較為妥當。以「草約」稱之，難免造成混淆。
也正因此，當我們面對愈來愈多的各種國際約定文件，在翻譯時遂需要格外慎重，這種名稱的翻譯，一點點的差誤，即可能將它的形式條件混淆，「誓約」譯為「公約」，即是例證。
而追根究柢，Shanghai Accord究竟如何翻譯才比較妥當呢？Shanghai Accord乃是亞太經合會部長會議討論的核心課題。部長會議所獲致的決議，最後再交由領袖峰會認可，而其內容除了有態度的宣示外，各國對努力的目標及減少貿易成本等問題上，也都規定得極為明確，從這樣的角度看，它其實已具有「多邊協議」的要件，將它譯為《上海多邊協議》，應屬恰當，若將它譯為《上海約章》，雖然奇怪，但仍可通。但若逕稱之為「上海共識」，由於它已將文件的形式要件取消，可能就錯得多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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