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ujiの不合時宜的偏見 GREAT MIND─偉大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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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在「羅蘭‧巴爾特文集」中有一篇附論〈羅蘭‧巴爾特：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在文章中他提到，Roland Barthes在一次訪談中說：「文學不再能掌握歷史現實，文學從再現系統轉變為象徵遊戲系統」。這裡的文學指的是「以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為代表的文學傳統」，這些文學作品正是我們今日稱之為「世界名著」的作品，其特色之一，就在於貼近、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與作者的關注與想像。然而，正如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果實，今天我們很難、也不太可能再要求產生類似的現實主義小說，儘管這類「世界名著」在百年之後仍能打動我們的心。終究一個時代的文學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何況當代文學已經成為「表達範圍迅速縮小的主觀主義小說」，同時「不再屬於“文學”主體而歸入了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商品的通俗小說（包括其現代媒體變形：電視電影）」（李幼蒸語）了。

 

寫作是一種怎麼樣的行為呢？寫作既在作者之內，也在作者之外。說它在作者之內，是因為構成作品的所有成分，從動念、幻想、想像、構思、語言、觀念……等等，到訴諸筆墨（或鍵盤），也就是從內容、形式到生產，這一切都存在於作者的思與行之中；說它在作者之外，倒不是所謂的「作者已死」，而是說，每一部作品，如同影像（照片、電視、電影），背後都有一位掌鏡的人，這位掌鏡人幾乎是不出現在作品中的（即便是第一人稱敘述也是如此；刻意為知之則是少數、例外，如Milan Kundera）

 

為何要寫作？最基本最簡單的答案，應該就是作者有一股非說不可的衝動，不論這股衝動是來自於自我療癒或是其他原因（村上春樹說：寫小說這個行為，……我想有許多部分是一種自我治療的行為；我想把自己也不太能說清楚的事情、無法說明的事情，試著以小說這樣的形式提出來看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出版業的操縱力量愈來愈強大，在英、美等高度發達的國家，出版業在版權國際化的形成過程中，已經建立起一套複雜而高度分工的「經紀制度」，從主題的選定、題目的取材、資料的蒐集，到市場的行銷、分配，均有專人專業的分工為後盾（台灣因為市場的狹小，儘管出版業也有類似操作，但僅能在有限市場上成功，而且亦無法提供類似的強力支援），作者成為整個出版大機器裡面的一環，擔任著前台表演（以及創造利潤）的重責大任，從這裡開始，就形成了我一直認為的，「作家」與「寫手」的區別。

 

也就是說，作家是基於一股不得不說的衝動而創作，寫手則是為了出名（名）賺錢（利）而創作。至於作家能成名與否，除了個人的主觀意願之外，實際上卻是由時間來決定，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而寫手之所以能否成功，則靠出版社的宣傳、操作手法，但寫手的作品便不能留名文化史的一頁嗎？那倒也不一定，同樣地，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然而，從歷史上來看，真正能有價值（指對人類的智識、情感發展有助益的價值）的作品，大部分都不是以名利為出發點，因為唯有真正觸及人類良知、情感、理性深處的靈魂之作，才能恆常地打動人心：出發點的不同，將引領你走向不同的終點。

 

基於這樣的認定，我一直不懂，所謂的「文學獎」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如果作品真的是作者心中不得不發的言語，那誰又有資格來評判它的好壞呢？只是因為評審都是「懂得」寫作之人嗎？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註：這裏所引Barthes所言，是針對本文的想法的「斷章取義」，其完整含義仍應由整篇附論與Barthes的作品中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