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 PChome| 登入
2011-12-06 11:56:35| 人氣495|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520、流亡政權〈中華民國〉無權在臺灣徵稅及徵兵〈九〉<兼論台美間『被出賣的台灣』檔案)

推薦 0 收藏 0 轉貼0 訂閱站台

520流亡政權〈中華民國〉無權在臺灣徵稅及徵兵〈九〉<兼論台美間『被出賣的台灣』檔案)

必須重提:請拿出擁有臺灣的「所有權狀」!中國豬、中國ㄚ走狗拿不出來,不是流亡政權是什麼?

因拙著:《臺灣歷史》全集,為了趕出版,而且資料太多,在取捨之間,有甚多「遺珠之憾」,因此將藉此「新聞台」一點一滴的披露並將現今的「實施情形」記錄之,以成為未來的真正歷史真相。

昨天歷史2011/12/4第一輪的總統辯論會結束,我在昨天就已經替他們打下了分數名次,今天的自由時報2011/12/5 ,A2焦點新聞:自由談:「對阿扁黑影揮拳」;冷眼集:還要靠扁,有志氣一點吧!這些都是在譏諷「馬英九」的辯論,攪錯了對象,當然是最後一名。

接續:當美國總統羅斯福拿起一塊石頭砸壞了自己的腳〈密室會談〉之後,美國國內的政壇也跟著掀起了一陣波浪,我將它分為三部分予以說明分析,我先將最近網友邱律師Email給我的回應公開如下:

1 肯楠(George F. Kennan)7/6/1949提出的PPS 53文件



在 台灣人與台美人的媒體人中,對早年(1940年代末期與1950年代)的台美關係的研究較有興趣且研究較深入的人士應該數王景弘先生,王先生早年在「聯 合報」供職,現在則常在「自由時報」發表文章,而在華美人的媒體人中,對早年(1940年代末期與1950年代)的台美關係的研究較有興趣且常在文章中 提起這段時期的歷史的人士,則應該是經常在「中國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的傅建中先生與林博文先生。

台灣建州派注意到林先生與傅先生最近在「中時」發表的兩篇文章,我們現在把我所們認為應該注意的部分張貼出來,供網友台灣人鄉親、台美人鄉親與各界人士參考。

(A)
「肯楠曾主張迫使蔣介石撤離台灣」
(
林博文,中國時報,11/30/2011)

//
二次大戰結束直至雷根當政的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是遏阻蘇聯共黨集團和中共向外擴張,外交史上稱之為圍堵(containment,大陸譯為遏 制)政策。圍堵政策的發明者就是二○○五年以一○一歲高齡辭世的外交家、普立茲傳記將得主兼史家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最近推出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傳》的傳記作家華特.艾薩克森和伊凡.湯瑪斯,二十五年前合撰一部描述六位外交界智慧人物塑造美國戰後外 交的經典著作,書名就稱《智者》(Wise Men),這六位智者中最凸出的就是肯楠。//
 
//
耶魯大學教授約翰.陸易士.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被認為是當今美國學界數一數二的冷戰史權威,他在一九八一年肯楠七十七歲時,當面向肯楠表示要為他寫傳。肯楠欣然答應,並願意把全部日記、 筆記、信件和個人檔案供他參考。條件是要等到傳主去世後,傳記才能出版。沒想到,肯楠相當長壽,而蓋迪斯又在傳主死後六年才推出將近八百頁的傳記,前前後 後花了三十年時間,而被書評界稱為「讓讀者等待最久的一部傳記」。//
 
//
等著看《肯楠傳》的人也許都是中年以上而 又對近代美國外交史有興趣的知識分子。非常推崇肯楠的季辛吉應〈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主編之邀,寫了一篇很長的《肯楠傳》書評。執筆之前,老季特地問一批年 輕男女知不知道肯楠是何許人,結果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這種情況如同兩度敗給艾森豪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生的「歷史下場」一樣。//

//
肯楠一生沒有做過大官,在華府官僚機構中最高只做到國務院政策計畫局局長,駐外職務亦僅擔任過幾個月的駐蘇大使(被史達林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而離 職)和兩年多的駐南斯拉夫大使,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與普大無關),是該院院長、主持原子彈製造的物理學家歐本海默邀他去埋首著述。 //

//
肯楠留名外交史主要是兩件大事,一是一九四六年任職美國駐蘇大使館時發回一封長達五千字的所謂〈長電報〉,二是一九四七年以筆名「X」 在〈外交事務〉季刊發表長文論美蘇關係。肯楠在這兩篇畫時代的文件裡提出幾個論點,一是從蘇聯的歷史和建國意識形態來看,克里姆林宮只會永遠把資本主義的 美國當敵人;二是蘇共將追求擴張主義;三是美國不必驚慌,只要堅持民主自由原則,維持強大經濟力量,並強化圍堵政策,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就會自我瓦解。肯楠 建構的圍堵政策即成為主導冷戰外交最高原則兼理論基礎。//
 
//
肯楠是個錯綜複雜的外交家,也是極為矛盾的思想家。他倡導圍堵,卻極度不滿美國政府擴充軍備;他要保護自由世界,卻痛恨民主,厭惡美國文化,特別是好萊塢文化,因此連帶地看不起雷根。//

//
他反對人權外交,他說外交就是外交,不要摻雜人權。他形象極佳,但婚外情不斷;他反對美國整年經武、海外用兵,蘇聯於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以破除「布拉格之 春」時,他卻主張美國派遣十萬部隊至西德以嚇阻莫斯科。右翼蘇聯作家索忍尼辛於人一九七八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發表演說時,指名道姓譴責肯楠的外交主張欠 缺道德原則。//
 
//
中國與台灣問題不是肯楠的專長,他在國務院政策計畫局長任內,正值中國大陸變色,蔣介石遷台。肯楠曾提出美國應迫使已撤至台灣的蔣介石及其三十萬軍隊離開台灣,使台灣既不會被中共占領,亦不要被蔣政權統治的構想。//

//
但這種不切實際想法,在肯楠提出當天,就被他自己撤回。肯楠後來承認這些構想乃是出自國務院「中國通」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建議。//

//
當時國務院、中情局、國防部和麥帥東京總部曾多次密集討論台灣情勢,其時擔任遠東事務助卿的魯斯克說,美國沒有力量把蔣介石趕出台灣, 而美國國內政治對「驅蔣」的反應,將會令人承受不住。生於四川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的戴維斯,力主美國與中共建交以防中共倒向蘇聯。五○年代美國右翼追究 「失去中國」的責任,戴維斯在白色恐怖浪潮中被國務卿杜勒斯撤職,一九六九年獲平反,一九九九年去世,終年九十一。//
 
//
蓋迪斯為什麼會耗時三十年撰寫《肯楠傳》,最主要的原因是肯楠答應讓他寫傳後,發現蓋迪斯對美國外交的許多看法不一樣,他心裡有點懊惱。而蓋迪斯本人亦發現肯楠的很多觀點,他不能苟同。//

//
寫傳的人越寫越感到與傳主的意識形態和心境相隔千里,下筆就變成千斤重!原來蓋迪斯和季辛吉一樣都是大右派,他們欣賞肯楠的冷戰圍堵政 策,但極不贊成肯楠堅決反對越戰的態度,因此,《肯楠傳》對越戰問題僅稍稍提及。二○○二年,小布希準備侵略伊拉克前夕,九十八歲的肯楠到華府拜訪他的老 友,一九六八年曾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尤金.麥卡錫,肯楠痛斥小布希的黷武行徑,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記者訪問。蓋迪斯在書亦僅略微提到。儘管如此,內 容、材料、結構和文筆俱屬一流的《肯楠傳》,將是明春普立茲傳記獎的有力問鼎者。//

(B)
「華府看天下-美國棄台的前車之鑒」
(
傅建中,中國時報,11/18/2011)

//
其實美國放棄台灣並非什麼新鮮事,早在六十年前就已經有過。一九五○年初台灣危急存亡時,美國不但見死不救,杜魯門總統(見圖,美聯社 照片)還在一月五日昭告世界,台灣已根據開羅會議及波茨坦宣言交還中國,美國對台灣領土沒有覬覦之心,也不會軍事介入中國的內戰,擺明了撒手不管 (hands-off)的立場。五月下旬國務院訓令駐台北總領事師樞安(Robert C. Strong)準備撤退美僑,要不是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一夕之間改變了對台政策,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台灣恐怕早已被中共「解放」了。//

//
關於這段歷史,美國學者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寫了一本專書,書名《一九四九|一九五○年美國的台灣困境》(America’s Taiwan dilemma,1949-1950),副題是「從被棄到得救」(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對放棄台灣政策的形成和制定的關鍵人物,有鉅細靡遺的紀錄,值得介紹,前事不忘,可為後事之師。//



建州派現在請大家特別注意林博文與傅建中文章中的五個部分:

(1)
「中國與台灣問題不是肯楠的專長,他在國務院政策計畫局長任內,正值中國大陸變色,蔣介石遷台。肯楠曾提出美國應迫使已撤至台灣的蔣介石及其三十萬軍隊離開台灣,使台灣既不會被中共占領,亦不要被蔣政權統治的構想。」

(2)
「但這種不切實際想法,在肯楠提出當天,就被他自己撤回。肯楠後來承認這些構想乃是出自國務院『中國通』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建議。」

(3)
「當時國務院、中情局、國防部和麥帥東京總部曾多次密集討論台灣情勢,其時擔任遠東事務助卿的魯斯克說,美國沒有力量把蔣介石趕出台灣,而美國國內政治對『驅蔣』的反應,將會令人承受不住。」
 
(4)
「生於四川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的戴維斯,力主美國與中共建交以防中共倒向蘇聯。五○年代美國右翼追究『失去中國』的責任,戴維斯在白色恐怖浪潮中被國務卿杜勒斯撤職,一九六九年獲平反,一九九九年去世,終年九十一。」

(5)
「要不是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一夕之間改變了對台政策,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台灣恐怕早已被中共『解放』了」。

關於二(2),林先生說肯楠的計劃「不切實際」,這當然是華美人或支那人的觀點,我們認為,台灣人與台美人不會接受或同意這種評論。

我 們應該這麼說,倘若肯楠的計劃當時真的不可行,也可能是主要是出於兩個原因: (1)由於228大屠殺,台灣本土菁英已被殘殺殆盡,宛如驚弓之鳥的台灣人已噤若寒蟬,台灣島內的台灣本土人已無強大的組織與實力,可以來取代蔣介石在台 灣所部署的力量,(2)包括盟軍總部與美國國務院等機構所接觸的孫立人的膽識與決斷力不夠,無法真正成為美國所倚重的力量。

關 於二(3),我們認為「不是美國沒有力量把蔣介石趕出台灣」,而是「美國國內政治對『驅蔣』的反應,將會令人承受不住」,因為當時美國共和黨人親蔣與護蔣 的力量已十分強大,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及民主黨的杜魯門政權有極為激烈的黨爭與權力鬥爭,杜魯門政權認為,他的政府對蔣介石的協助已盡了力,但共和黨人則 指控杜魯門政權「丟了中國」。

關 於二(2)(4)所提及的國務院「中國通」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我們台灣人與台美人欠他一份情,我們將來應該紀念與回報他。建州派的文章以前提過他,我們指出,當年在美台兩地的「紅色恐怖時期」(Red Scare),被共和黨人整肅與清算及被蔣介石政權汙衊的國務院「中國通」中,有些人的台海解決方案其實對台灣本土人及因為逃避支那共產黨迫害而流亡台灣 的自由派人士(如雷震、傅正、殷海光、周德偉-------等人士)最有利,這些國務院的「中國通」主張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台灣則另行安排與處置,如在不 經或經蔣介石同意之下,美國派兵直接佔領台灣,或台灣交由聯合國託管或由美國託管,或台灣成立獨立的共和國,而蔣介石則留在台灣或安排出亡菲律賓。由於他 們主張承認中共政權,又主張台灣獨立或被託管,剝奪蔣介石僅存的權力,並讓他在台灣無容身之地,所以蔣介石與宋美齡對這些國務院的「中國通」咬牙切齒,恨 之入骨,之後他們聯合美國一些共和黨人,對那些國務院的「中國通」進行整肅與追殺。將來我們台灣人應該還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這樣的人士一個公道,並好好紀念與補償他們(不過,我們台灣人不必也不能接受與肯定他們同情與接受中共與中共政權那一部分)

關於二(5),這種陳述很常見,但這種陳述失諸簡單,也不盡符合史實,建州派以後有機會將以專文加以評述,以正視聽。

前幾天,建州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前不久過世的東亞通施伯樂(Robert Scalapino),他也是在1950年代就主張美國應承認中共政權同時應在台灣另建「台灣共和國」。

建 州派必須指出: 1940年代末期與1950年代,主張在不經或經蔣介石同意之下,美國派兵直接佔領台灣或台灣交由由聯合國託管或由美國託管,或台灣成立獨立的共和國的 美國菁英,不只是國務院的「中國通」,還包括若干重量級的共和黨籍與民主黨籍的參議員與眾議員,台灣人都應該紀念與懷念他們。

台灣本土人士若再執政,有必要成立專案研究小組,提撥預算,聘請或委託台美兩地的專家與學者,對1940年代末期與1950年代美國的對台 政策進行整體與深入的研究,不能讓老K、老共及親中派壟斷解釋權,我們必須找出、還原及重現那些對台灣本土人有利的但被掩蓋或被扭曲的歷史真相。關於這一 點,我們已在不久前一個論壇中,公開做了建議(雖然如此,建州派還是必須進行獨立的研究,因為對建州運動有利的歷史真相,還是必須仰賴建州派或親建州派或 同情建州運動的專家學者來進行,才比較可行或可靠)



傅 建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 //關於這段歷史,美國學者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寫了一本專書,書名《一九四九|一九五○年美國的台灣困境》(America’s Taiwan dilemma,1949-1950),副題是「從被棄到得救」(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對放棄台灣政策的形成和制定的關鍵人物,有鉅細靡遺的紀錄,值得介紹//,他提到的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以及馮德威所寫的「從被棄到得救」一書,建州派以前也提過。

馮德威這本書十分權威及重要,但在 台灣持有的單位與個人應該很少,建州派毫無疑問地當然也會擁有一本。與這本著作類似的另一本是Georgetown大學的Nancy B. Tucker教授所寫的 "Pattern in the Du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這一本較少為人知,也幾乎沒人提及,不知何故。



在 《一九四九|一九五○年美國的台灣困境》(英文書名應是: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一書的第六章 ("Taiwan Policy Reviewed: May-November 1949") 第三節,談的就是肯楠的台灣前途解決方案,這一節的標題是: "Kennan's Radical Solution"

建 州派現在把這一節的重要及有關部分重現在本文: "Kennan's suggestion for the salvation of Taiwan, set forth in PPS 53,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was bold beyond words. What he recommended was an American military action to depos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aiw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ither a unilateral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or one jointly administered by a select group of nations that defeated Japa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Kennan
PPS 53中這麼說: "It would now seem clear that the only reasonably sure chance of denying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to the Communists and insulating the islands from mainland authority would lie in the removal of the present Nationalist adminidtrators from the islands an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visional international or U.S. regime which would invoke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islanders and would eventually, prior to a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conduct a plebiscite to determine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請大家注意: Kennan主張在台澎建立一個臨時的國際或美國的政權,援用自決原則,並在盟國與日本締結和約之前,就讓台澎島民進行公投,以對台澎進行終局處置。)

Kennan
的備忘錄中,附有美國如何干預的詳細計劃 "-----he recommend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gin to leak the press reports about Nationalist misrule and the plight of the Formosan people. He suggested that the Philippines be urged to grant the FLR a full range of media opportunities to publicly call for autonomy. -------He also suggested that, prior to invading Taiwan, General Sun Li-jen be afforded the opportunity to throw his lot in with a new independent Formosan government; ------ having som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s for Chiang Kai-shek, Kennan suggested that he be allowed to remain on the island, but in the sole status of a 'political refugee.'" (在這裡,FLR被提到,這就是當時已流亡海外的廖文毅等人所組建的The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亦即「福爾摩莎再解放聯盟」,孫立人也被提到。)

關 於KennanPPS 53,建州派有必要再做一些交代。這份文件或備忘錄係由當時擔任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Kennan撰寫,並在194976日提出,他曾交待,他的台灣前途解決方案是來自他當時的部屬戴維斯。

不 過,Kennan卻在同一天,又把PPS 53文件撤回與取消,他手寫一張條子,並夾附在該文件,該條子說: "PPS-53 was recalled and canceled on 7-6-49. PPS views will be submitted to Sectretary by personal views from Mr. Kennan." 換句話說,PPS 53文件就成為Kennan個人的觀點,而非他所做的正式建議與文件。該文件於7/7/1949呈送給國務卿Dean Acheson,上面寫著: "Attached is a memorandum setting forth from my personal views on the problem of Formosa. This is not written for possible transmission to the NSC. It is designed to state to you the issue I see it. For purposes of record, I am making it a Policy Staff paper; but I wish to stress that it represents my personal view and not the consensus of staff opinion." (: NSC指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建州派在本文順便簡略交代一下,在Finkelstein這本書的第五章第三節中(這一節的標題是: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Political Force"),他描述了美國政府幾個部門為了找出處理台灣的最好與最可行方案,派遣國務院官員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訪問台灣及其他地方,與有關各方進行接觸,並對整個局勢進行評估,這一部分很有參考價值,以後有適當的機會時,建州派會引用這一部分的 資料,我們今天只有先跳過去,不談它。

 

 

建州派接下去,要請習慣閱讀英文的鄉親與朋友們閱讀軍人出身但後來成為美國幾所名校的國際關係學教授Andrew Bacevich所寫的書評,這篇書評不僅是書評,還對書中的主人翁Kennan做了很精彩的介紹與評論,最值得一提的是,Bacevich下筆帶著感 情,所以這篇書評很感人。Bacevich 之所以帶著感情,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Bacevich過去曾痛斥小布希對伊拉克的海珊流氓政權動武以及小布希所主張的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 爭,Kennan也一樣,他對小布希以武力的方式去推動民主工程痛心疾首,再加上Bacevich的兒子在伊拉克陣亡,大概因為這樣,所以 Bacevich就把整個感情投射在Kennan身上,他藉著Kennan,抒發他的情感,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 

 

 "Solving for X: On George F. Kennan"

 (Andrew J. Bacevich, The Nation, October 25, 2011)

 

For students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statecraft, George Kennan has long ranked as an intriguing figure, second in that respect only to Henry Kissinger. But unlike Kissinger, who served as both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 time holding both offices simultaneously), Kennan never occupied a top-tier position. A career diplomat who never actually dictated policy, he provided a rationale or framework for those who did. As Kissinger once wrote, “Kennan came as close to authoring the diplomatic doctrine of his era as any diplomat in our history.” Yet power resides not with the author of a doctrine but with those who order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policy and then control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Kennan never did.

 

Very much like Kissinger, however, Kennan continued to cast a long shadow for decades after his nominal departure from public life. He remained a presence. What he said and wrote mattered—or at least seemed to. The Kennan mystique derives less from the imprint he left on policy than from the elusiveness of his outlook and character. When it came to expressing his views, Kennan was never one to hesitate. He wrote compulsively. Over the course of a long life—he died in 2005 at age 101—he left behind an enormous paper trail, consisting of official document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lectures, essays, well over a dozen books (including his two-volume memoirs), letters, diaries and even poetry. Kennan the poet will never rank alongside Robert Lowell or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s a prose stylist, however, he could display an almost ethereal grace, which either explains or makes more mystifying his perpetual complaint about others never quite grasping what he meant. Throughout his life, he remained—and almost certainly wished to remain—difficult to label or to pin down.

 

John Lewis Gaddis’s achievement in this comprehensive official biography is to unwrap the Kennan enigma. Enjoying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all Kennan’s papers, having interviewed Kennan and members of his family, Gaddis has taken the measure of his man. Yet even while insisting resolutely on his subject’s claim to greatness, Gaddis succeeds chiefly in revealing Kennan’s frailties and foibles. The man in full turns out to have been all too human.

 

Born in Milwaukee in 1904—his mother died shortly after his birth—Kennan grew up in a strait-laced middle-class household where propriety took precedence over affect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a nearby military high school, he enrolled at Princeton, where he demonstrated an aptitude for history while also immersing himself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with fellow Princetonian F. Scott Fitzgerald being a particular favorite. The Great Gatsby, he later recalled, “went right into me and became part of me.” In his memoirs, Kennan portrays his college years as a melancholy period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Gadd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uth was otherwise: Kennan enjoyed himself at Princeton, cheering for the football team, playing in dance bands and participating as an upperclassman in the ritual hazing of first-year students.

 

A summer spent rambling through Europe with a college chum convinced Kennan, at loose ends regarding his future, that diplomacy might provide a suitable career. Upon graduation from Princeton in 1925, he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a position in the newly created Foreign Service. After a diplomatic apprenticeship in Geneva and Hamburg, he jumped at a State Department offer to train as a Soviet specialist—this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a life-altering decision. Kennan became a Russophile, with an abiding fondness for Chekhov.

 

His affinity for Russian culture and admiration for the Russian people were matched only by his loath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which he encountered firsthand in 1933. With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uppermost in mind,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decided that year to restore relations with the Kremlin, appointing William Bullitt as US ambassador. The State Department posted Kennan to Bullitt’s staff and charged him with reopening the US embassy in Moscow, closed since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Kennan remained in Moscow until 1936, having by then long since concluded that anyone expecting a “friendly”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to bloom was simply naïve.

 

Assignments to Prague, Berlin (he was interned for five months after Germany declared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ember 1941) and Lisbon followed. By 1944 he was back in Moscow, serving as right-hand man to Ambassador W. Averell Harriman. Courtesy of Hit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now allies of a kind. Yet Kennan’s second posting in Moscow did nothing to improve his opin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 * *

 

The Soviet-American alliance did not survive the collapse of Hitler’s Reich. And in February 1946, with US officials already gripped by an increasingly anti-Soviet mood, Kennan—chargé d’affaires during Harriman’s temporary absence—sent Washington the most influential cable ever drafted by a career diplomat. According to Gaddis, a leading scholar of the cold war who teaches at Yale, the so-called Long Telegram—more than 5,000 words in all—was “the geopolitical equivalent of a medical X-ray, penetrating beneath alarming symptoms to yield at first clarity, then comprehension, and finally by implication a course of treatment.”

 

Yet as in business or entertainment or politics, so too in statecraft: timing is everything. In this instance, Kennan’s was exquisite. “Here was a case where nothing but the whole truth would do,” he wrote in his memoirs. “They had asked for it. Now, by God, they would have it.” Mustering all the assurance acquired during the years spent study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Soviet government, he unleashed a thunderbolt. Further efforts to get along with the Kremlin were pointless. Soviet ambitions and US interests were irreconcilable. Protecting those interests required a radically new approach—a sustained and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prevent any further expansion of Soviet power. Over time—not likely to be very long in Kennan’s estimation—such a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ould cause the Soviet Union to collapse from within.

 

As an exercise in expository writing, Kennan later remarked, the Long Telegram resembled “one of those primers put out by alarmed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or by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esigned to arouse the citizenry to the dangers of the Communist conspiracy.” He wasn’t exaggerating. Kennan classified the Soviet leadership as “neurotic” and the Soviet system as “archaic in form, fragile and artificial in it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unable to stand comparison or contact with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countries.” Whatever the accuracy of this assessment, in policy circles it elicited an enthusiastically positive response. Kennan’s missive, Gaddis acknowledges, served in effect to “provide the rationale for the course upon which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had already embarked.”

 

In an instant, Kennan’s reputation was made. Summoned back to Washington, he soon became 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 a position creat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Marshall to address questions of basic strategy. As the go-to guy on all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bent himself to the task of converting containment from concept to policy. Out of the ensuing period of intense activity came all manner of large initiatives: the Marshall Plan, NATO and early experiments with covert dirty tricks, some succeeding (funneling money to anti-communist Italian political parties, for example), others failing abysmally (attempting to subvert the Kremlin-aligned government of Albania). In each of these episodes and more, Kennan wa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Not least of all, an essay called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the handiwork of a mysterious “X,” appeared in the Summer 1947 issue of Foreign Affairs, instantly becoming a must-read for anyone with the slightest interest in public policy: here was the definitive explanation of why the USSR behaved as it did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respond, the essential themes of the Long Telegram repackaged for public consumption. The roughly five minutes it took enterprising journalists to identify Kennan as the essay’s author catapulted him from influential insider to intellectual celebrity. In the world of ideas, doors swung open. Publishers, editors, columnists, the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and foundations: everyone wanted a piece of Mr. X.

 

* * *

 

All of which thrust the subject of this sudden adulation into a deep funk. Although intensely ambitious and hungry for recognition, Kennan fou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derive lasting satisfaction from any of his achievements. Morose and self-absorbed, he instinctively responded to any perceived slight or setback by being sorry for himself. Feelings of inadequacy and guilt (periodic marital infidelity evoked acute qualms of conscience) found expression in bouts of illness, real or imagined, that landed him in the hospital or confined him to bed, keeping him hors de combat for weeks on end.

 

Complementing this tendency to moodiness was Kennan’s relentlessly negative assessment of his country and countrymen. He disdained American culture as shallow and materialistic. He derided the politic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deference accorded the unwashed masses by vote-grubbing office-seekers. “I hate democracy,” he complained in a letter to his sister. “I hate the press…; I hate the ‘peepul.’” That was in the 1930s. By the ’50s Kennan professed that “for my own country, I have not a shred of hope, not one.” By the ’80s he was describ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asteland, a garbage dump, a sewer.” “The America I know and love and owe allegiance to,” he once wrote, was the America “of John Hay and Henry Adams and [Theodore] Roosevelt”—that is, an America that had long since ceased to exist. In Kennan’s America, an “enlightened and responsible” elite would wield political authority, with the right to vote restricted to those possessing the proper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inclination,” criteria intended to exclude blacks, most women and all city-dwelling Jews and Catholics recently arrived from Eastern or Southern Europe. This was elitism laced with bigotry and seasoned with a hint of authoritarianism.

 

Kennan, in other words, was a man distinctly at odds with the times (not to mention the culture) into which he had been born. As a consequence, Gaddis observes, he was “allergic to orthodoxy”—even (or especially) any orthodoxy he had played a hand in promulgating. No sooner had a strategy that Kennan was credited with devising become dogma than he commenced to pick it apart.

 

With its this-far-and-no-further premise, for example, containment necessarily meant that a Germany divid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by the outcome of World War II should remain divide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Yet as early as 1949, Kennan was advocating withdrawal of all occupation forces to permit the reunification of a neutralized Germany, a prospect equally unacceptable to the Kremlin, America’s European allies and even most Germans. Containment’s us-against-them logic lumped together all communists as adversaries, unless proven otherwise. Yet in the immediate wake of Mao Zedong’s victory in China’s civil war, Kennan urged that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ct with “resolution, speed, ruthlessness, and self-assurance” to oust 300,000 Kuomintang troops from Taiwan “the way that Theodore Roosevelt might have done it.” State Department colleagues must have thought he’d taken leave of his senses; after submitting the proposal, Kennan withdrew it the same day.

 

As if perversely intent on soiling his own nest, the father of containment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an archcritic of containment, which inevitably limited his further utility in policy-making circles. To Kennan’s considerable distress, he soon found that his views no longer commanded automatic attention. His renown remained intact, but his influence waned. Eased out of policy planning in late 1949, he never again wielded significant clout, although for years he nursed increasingly improbable hopes of being invited back to redeem American statecraft.

 

Kennan’s appointment as US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51, therefore, came as a sort of consolation prize. But this third tour in Moscow proved if anything more frustrating than the previous two. Stalin couldn’t be bothered to see him, which Kennan took to be a calculated affront. Feeling isolated and besieged, he had the CIA provide him with cyanide vials in case the need to commit suicide should arise. Less than a year into his assignment, talking to reporters while on a visit to Berlin, the ambassador compared living conditions in Moscow to his internment in Hitler’s Germany. When Kennan’s comments made the newspapers, the Soviets promptly declared him persona non grata. Gaddis suggests that Kennan’s gaffe was intentional, the most efficient way of arranging an exit and getting back to Washington, where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Eisenhower might anoint him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But with the doctrinaire John Foster Dulles, Eisenhower’s choice to head the State Department, deeming Kennan insufficiently hawkish, no such appointment was in the cards. Apart from his brief service as President Kennedy’s ambassador to Yugoslavia, Kennan’s direct involvement in policy-making had all but ended.

 

* * *

 

Yet a new career almost immediately commenced. Batting aside offers from various A-list universities bidding for his services, Kennan accepted J. Robert Oppenheimer’s invitation to join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Princeton. This remained Kennan’s base for the rest of his active life, nearly a half-century devoted to writing diplomatic history and darkly expounding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Kennan became a one-man Greek chorus, denouncing the crassness of American culture, lamenting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rning against the impending threat of nuclear apocalypse. His views enjoyed wide dissemination and always received a respectful hearing—before being promptly discarded. He was, in short, the embodiment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 mystic and a visionary,” according to Isaiah Berlin, at a time when Washington belonged to functionaries who knew the assigned script by heart and could be counted on to recite their lines.

 

As with other mystics and visionaries, Kennan could be unpredictable and even erratic. His proposed response to the 1968 Soviet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for example, was to reinforce the US garrison in West Germany with another 100,000 troops. Yet in 1973 he insisted that Washington refrain even from expressing sympathy for Soviet dissidents like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nd Andrei Sakharov so as to avoid upsetting the Kremlin. The 1975 Helsinki Accords elicited sharp disapproval: “two years of wrangling over language…one of it committing anyone specifically to anything.” And when revolutionaries in 1979 seized the US embassy in Tehran, he told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imply declare war on Iran.”

 

None of these dubious judgments disrupted the flow of awards and recognition that Kennan steadily accumulated: two Pulitzers, two National Book Awards, the Bancroft and Francis Parkman prizes for histo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Gold Medal, the Albert Einstein Peace Prize,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more than two dozen honorary degrees—just about every trinket on offer apart from a Super Bowl ring.

 

All the while, Kennan lamented that his life had come to nothing, venting his unhappiness in his diary.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he complained soon after his formal retirement from government employment. “I am an exile wherever I go.” Or this: “I am utterly without relationship to this country and this age.” Or again: “I am determined that if I cannot have all, or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I want, no one is going to deprive me of the glorious martyrdom of having none of it.” Kennan wallowed in self-pity. “My role,” he wrote on another occasion, is “that of a prophet.”

It was for this that I was born. And my tragedy is to enact this part at a time when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doubtful that there will, as little as ten or twenty years hence, be anyone left to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hecies, or whether, indeed any record of these prophecies will have survived….

Gaddis describes Kennan’s diary as “the most remarkable work of sustained self-analysis—and certainly self-criticism—since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ased on the extracts reprinted in the book, the comparison seems misplaced. Unlike Kennan, Adam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ersonal tragedy (for one, his wife committed suicide). He also evinced a far more acute appreciation of the problems following in the wake of modernity, not least the moral confusion to which the advent of the machine age was giving rise. Adams possessed in abundance one quality that Kennan lacked altogether: a sense of humor. And, blessedly, Adams was not a whiner.

 

* * *

 

In his conclusion, Gaddis ranks Kennan among the great Americ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cating that greatness in his “timeless, transcendent teaching.” This is an odd judgment, not easily sustained by the evidence that Gaddis has compiled in this fat book. In fact, Kennan’s “teaching”—if by that word we mean 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his views—was all over the map, as likely to be informed by overstatement or ill temper as by wisdom and foresight.

 

Like many intellectuals, Kennan did best when confining himself to generalities: “We must be gardeners and not mechanics in our approach to world affairs.” In his education George W. Bush apparently overlooked that particular Kennanesque nugget, for which Americans have ample cause for regret. The Kennan oeuvre contains other aphorisms that would do Jeremiah proud: “Providence has a way of punishing those who persist long and willfully in ignoring great realities.” With Washington today willfully ignoring real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one stings.

 

Yet great teachers do not compromise truth. This Kennan did when promoting views to which he happened (if only in passing) to subscribe. One of his most memorable sentences come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ource of Soviet Conduct.” After suggesting that the “thoughtful observer” should “find no cause for complaint in the Kremlin’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ociety,” Kennan offered this peroration:

He will rather experience a certain gratitude to a Providence which, by provi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this implacable challenge, has made their entire security as a nation dependent on their pulling themselves together and accep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that history plainly intended them to bear.

This patently dishonest curtsy to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was violently at odds with what Kennan believed. Indeed, a few short years before, a letter to his sister included a rather different assess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gnorant and conceited, we now enter blindly on a future with which we are quite unqualified to cope.” In the essay that made him famous, Kennan engaged in blatant pandering, suppressing his almost comically low opinion of his countrymen. Mr. X’s aim was not to educate or enlighten but to manipulate and sell. The sales job worked, of course, setting an example mimicked ever since by the demagogues who routinely cite history’s purposes and America’s supposedly special calling to promote US meddling in some far quarter of the globe. No wonder Kennan subsequently had occasion to regret his words.

 

Rather than a great man (does such a creature exist?), Kennan exemplifies the fate and the misfortune of someone an inscrutable Providence briefly smiles on and then just as quickly casts aside. Gaddis includes this observation by Bismarck: “By himself the individual can create nothing; he can only wait until he hears God’s footsteps resounding through events and then spring forward to grasp the hem of his mantle—that is all.” For a brief interval after World War II, Kennan faintly detected God’s footsteps and ever so briefly became history’s foot servant. Yet that moment soon passed, leaving the gloomy Kennan to spend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vainly trying to recapture it.

 

最後,我們請鄉親與朋友們來閱讀季辛吉寫的書評,親中疏台的老季當然也是最有資格寫Gaddis這本「肯楠傳」的書評的人士,不用說,老季的文筆也是一流。

 

"The Age of Kennan"

By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w York Times, 11/10/2011)

GEORGE F. KENNAN

 

While writing this essay, I asked several young men and women what George F. Kennan meant to them. As it turned out, nearly all were essentially oblivious of the man or his role in shap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Yet Kennan had fashioned the concept of containment in the name of which the cold war was conducted and won and almost concurrently had also expressed some of the most trenchant criticism of the way his own theory was being implemented. To the present generation, Kennan has receded into a vague past as has their parents’ struggle to bring forth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mid the awesome, unprecedented power of nuclear weapons.

 

For the surviving participants in the emotions of that period, this state of affairs inspires melancholy reflections about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24-hour news cycle. Fortunately, John Lewis Gadd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strategy at Yale, has brought again to life the dilemmas and aspirations of those pivotal decades of the mid-20th century. His magisterial work,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bids fair to be as close to the final word as possible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lex, moving, challenging and exasperating American public servants. The reader should know that for the past decade, I have occasionally met with the students of the Grand Strategy seminar John Gaddis conducts at Yale and that we encounter each other on social occasions from time to time. But Gaddis’s work is seminal and beyo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George Kennan’s thought suffus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n both side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ideological dividing lines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Yet the highest position he ever held was ambassador to Moscow for five months in 1952 and to Yugoslavia for two years in the early 1960s. In Washington, he never rose above 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 position he occupied from 1947 to 1950. Yet his precepts helped shape both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old war as well as the arguments of its opponents after he renounced — early on — the application of his maxims.

 

A brilliant analyst of long-term trends and a singularly gifted prose stylist, Kennan, as a relatively junior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served in the entourages of Secretaries of State George C. Marshall and Dean Acheson. His fluency in German and Russian, as well as his knowledge of those countries’ historie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combined with a commanding, if contradictory, personality. Kennan was austere yet could also be convivial, playing his guitar at embassy events; pious but given to love affairs (in the management of which he later instructed his son in writing); endlessly introspective and ultimately remote. He was, a critic once charged, “an impressionist, a poet, not an earthling.”

 

For all these qualities — and perhaps because of them — Kennan was never vouchsafed the opportunity actually to execute his sensitive and farsighted vision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he blighted his career in government by a tendency to recoil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own views. The debate in America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which continues to this day, played itself out inside Kennan’s soul. Though he often expressed doubt about the ability of his fellow Americans to grasp the complexity of his perceptions, he also reflected in his own person a very American ambivalence about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foreign policy.

 

When his analytical brilliance was rewarded with ambassadorial appointment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to Yugoslavia, Kennan self-destructed while disregarding his own precepts. The author of trenchant analyses of Soviet morbid sensitivity to slights and of the Kremlin’s penchant for parsing every word of American diplomats, he torpedoed his Moscow mission after just a few months. Offended by the constrictions of everyday living in Stalin’s Moscow, Kennan compared his hosts to Nazi Germany in an offhand comment to a journalist at Tempelhof airport in Berlin. As a result, he was declared persona non grata — the only American ambassador to Russia to suffer this fate. Similarly, in Belgrade a decade later, Kennan reacted to Tito’s affirmation of neutrality on the issue of the Soviet threat to Berlin as if it were a personal slight. Yet Tito’s was precisely the kind of neutralist balancing act Kennan had brilliantly analyzed when it had been directed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Shortly afterward, Kennan resigned.

 

Nonetheless, no other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ever shap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o decisively or did so much to define the broader public debate over America’s world role. This process began with two documents remembered as the Long Telegram (in 1946) and the X article (in 1947). At this stage, Kennan served a country that had not yet learn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ver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adversary — if indeed it ever will. Conversion entails inducing an adversary to break with its past in one comprehensive act or gesture. Evolution involves a gradual process, a willingness to pursue one’s ultimate foreign policy goal in imperfect stages.

 

America had conducted its wartime diplomacy on the premise that Stalin had abandoned Soviet history. The dominant view in policy-making circles was that Moscow had embraced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uld adjust differences that might arise by quasi-legal or diplomatic processes. At the apex of that international order would be the newly formed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Great Britain were to be the joint guardians. (China and France were later additions.)

 

Kennan had rejected the proposition of an inherent American-Soviet harmony from the moment it was put forward and repeatedly criticized what he considered Washington’s excessively accommodating stance on Soviet territorial advances. In February 1946,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Moscow received a query from Washington as to whether a doctrinaire speech by Stalin inaugurated a change in the Soviet commitment to a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ambassador was away, and Kennan, at that time 42 and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replied in a five-part telegram of 19 single-spaced pages. The essence of the so-called Long Telegram was that Stalin, far from changing policy, was in fact implementing a particularly robust version of traditional Russian designs. These grew out of Russi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its centuries-old distrust of the outside world, onto which the Bolsheviks had grafted an implacable revolutionary doctrine of global sweep. Soviet leaders would not be swayed by good-will gestures. They had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sacrificed millions of their compatriots) to an ideology positing a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worlds. Marxist dogma rendered even more truculent by the Leninist interpretation was, Kennan wrote,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instinctive fear of the outside world, for the dictatorship without which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ule, for cruelties they did not dare not to inflict, for sacrifice they felt bound to demand. In the name of Marxism they sacrificed every single ethical value. . . . Today they cannot dispense with it.”

 

The United States, Kennan insisted (sometimes in telegramese), was obliged to deal with this inherent hostility. With many of the world’s traditional power centers devastated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controlling vast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ergies of one of world’s greatest peoples,” a contest about the nature of world order was inevitable. This would be “undoubtedly greatest task our diplomacy has ever faced and probably greatest it will ever have to face.”

 

In 1947, Kennan went public in a briefly anonymous article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signed by “X.” Among the thousands of articles produced on the subject, Kennan’s stands in a class by itself. Lucidly written, passionately argued, it elevated the debate to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X article condensed the Long Telegram and gave it an apocalyptic visi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presented “a cautious, persistent pressure toward the disruption and weakening of all rival influence and rival power.”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Moscow was by “a policy of firm containment designed to confront the Russians with unalterable counterforce at every point where they show signs of encroaching upon the interests of a peaceful and stable world.”

 

So far this was a doctrine of equilibrium much like what a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in the 19th century might have counseled in dealing with a rising power — though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would not have felt the need to define a final outcome. What conferred a dramatic quality on the X article was the way Kennan combined it with the historic American dream of the ultimate conversion of the adversary. Victory would come not on the battlefield nor even by diplomacy but by the implos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It was “entirely possi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influence by its actions” this eventuality. At some point in Moscow’s futile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 so long as the West took care they remained futile — some Soviet leader would feel the need to achieve additional support by reaching down to the immature and inexperienced masses. But if “the unity and efficacy of the Party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 ever so disrupted, “Soviet Russia might be changed over night from one of the strongest to one of the weakest and most pitiable of national societies.”

 

No other document forecast so presciently what would in fact occur under Mikhail Gorbachev. But that was four decades away. It left a number of issues open: How was a situation of strength to be defined? How was it to be built and then conveyed to the adversary? And how would it be sustained in the face of Soviet challenges?

 

Kennan never dealt with these issues. It took Dean Acheson to translate Kennan’s concept into the design that saw America through the cold war. As under secretary to George Marshall, Acheson worked on the Marshall Plan and, as secretary of state, created NATO, encouraged European unification and brought Germany into the Atlantic structure. I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extended the alliance system through the Baghdad Pact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SEATO for Southeast Asia. In effect, containment came to be equated with constructing military alliances around the entire Soviet periphery over two continents.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 was to shelve East-West diplomacy while the positions of strength were being built. The diplomatic initiative was left to the Soviet Union, which concentrated on Western weak points, or where it calculated that it had an inherent advantage (as in the exposed position of Berlin). Paradoxically containment, while hardheaded in its absolute opposition to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oviet sphere, failed to reflect the real balance of forces. For with the American atomic monopoly — and the huge Soviet losses in the world war — that actual balance was never more favorable for the West th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A situation of strength did not need to be built; it already existed.

 

The most illustrious advocate of this point of view was Winston Churchill. In a series of speeches between 1946 and 1952, he called for diplomatic initiatives to produce a European settlement while American strength was still preponderant. The American policy based on the X article appealed for endurance so that history could display its inevitable tendencies. Churchill warned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in of a seemingly endless strategic stalema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Churchill was urging an immediate diplomatic confrontation, Kennan was growing impatient with Washington’s tendency to equate containment with a largely military strategy. He disavowed the global application of his principles. As he so often did, he pushed them to their abstract extreme, arguing that there were some regions “where you could perfectly well let people fall prey to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without any tragic consequences for world peace in general.” We could not bomb the Soviets into submission, nor convince them to see things our way; we had, in fact, no direct means to change the Soviet regime. We had instead to wait out an unsettled situation and occasionally mitigate it with diplomacy.

 

The issue became an aspect of the perennial debate between a realism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assessing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an idealism conflating moral impulses with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It was complicated by Kennan’s tendency to defend on occasion each side of the issue — leading to incisive and quite unsentimental essays and diary entries analyz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followed by comparable reflections questioning the morality of practicing traditional power politics in the nuclear age.

Stable orders require elements of both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world without equilibrium, the stronger will encounter no restraint, and the weak will find no means of vind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f there is no commitment to the essential justice of existing arrangements, constant challenges or else a crusading attempt to impose value systems are inevitable.

 

The challenge of statesmanship is to define the components of both power and morality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m. This is not a one-time effort. It requires constant recalibration; it is as much an artistic and philosophical as a political enterprise. It implies a willingness to manage nuance and to live with ambiguity.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must learn to put the attainable in the service of the ultimate and accept the element of compromise inherent in the endeavor. Bismarck defined statesmanship a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Kennan, as a public servant, was exalted above most others for a penetrating analysis that treated each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eparately, yet his career was stymied by his periodic rebellion against the need for a reconciliation that could incorporate each element only imperfectly.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areer, Kennan’s view of the European order was traditional. America should seek, he argued, an equilibrium based on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and sustained by the permanent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power. “Heretofore, in our history, we had to take the world pretty much as we found it,” he wrote during the war. “From now on we will have to take it pretty much as we leave it when the crisis is over.” And that required “the firm, consistent and unceasing application of sheer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a long-term policy.”

 

In pursuit of that European equilibrium, Kennan urged Washington and its democratic allies to oblige the Soviet Union to accept borders as far east as possible. In 1944, he proposed that Poland be placed under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to prevent its domination by the Soviet Union. But when this was rejected by Roosevelt, who did not want to risk alienating Moscow in the last phase of the war, Kennan adjusted his view to the new realities as he saw them. If the United States was unwilling to force the Soviet Union into acceptable limits, “we should gather together at once into our hands all the cards we hold and begin to play them for their full value.” That meant dividing Europe into spheres of influence with the line of division running through Germany. The Western half of German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European federation. He called this a “bitterly modest” program, but “beggars can’t be choosers.”

 

Six years later, Acheson was building an Atlantic partnership in essentially the manner Kennan had proposed. But Kennan rejected it for three reasons: his innate perfectionism, his growing concern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nuclear war and his exclusion from a role in government.

 

The irony of Kennan’s thought was that his influence in government arose from his advocacy of what today’s debate would define as realism, while his admirers outside government were on the whole motivated by what they took to be his idealistic objections to the prevalent, essentially realistic policy. His vision of peace involved a balance of power of a very special American type, an equilibrium that was not to be measured by military force alone. It arose as well from th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 society whose ultimate power would be measured by its vigor and its people’s commitment to a better world. In the X article, he called on his countrymen to meet the “test of the overall wo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ation among nations.”

 

Kennan saw clearly — more so than a vast majority of his contemporaries —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division of Europe, but less clearly the road to get there. He was too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to countenance the partial steps needed to reach the vistas he envisioned. Yet policy practice — as opposed to pure analysis — almost inevitably involves both compromise and risk.

 

This is why Kennan often shrank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his own theories. In 1948, with an allied government in China crumbling, Kennan — at some risk to his career — advanced the minority view that a Communist victory would not necessarily be catastrophic. In a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 he argued that “our safety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establish a balance among the hostile or undependable forces of the world.” A wise policy would induce these forces to “spend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f they must spend it at all, the intolerance and violence and fanaticism which might otherwise be directed against us,” so “that they are thus compelled to cancel each other out and exhaust themselves in internecine conflict in order that the constructive forces, working for world stability, may continue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But when, in 1969,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implement almost exactly that policy, Kennan called on me at the White House, in the company of a distinguished group of former ambassadors to the Soviet Union, to warn against proceeding with overtures to China lest the Soviet Union respond by war.

 

So emphatically did Kennan sometimes reject the immediately feasible that he destroyed his usefulness in the conduct of day-to-day diplomacy. This turned his life into a special kind of tragedy. Until his old age, he yearned for the role in public service to which his brilliance and vision should have propelled him, but that was always denied him by his refusal to modify his perfectionism.

 

A major element in this refusal was Kennan’s growing repugnance at the prospect of nuclear wa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uclear age, he emphasized that the new weapons progressively destroy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Historically, wars had been fought because the prospect of accommodation seemed more onerous than the consequences of defeat. But when nuclear war implied tens of millions of casualties — and arguably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 that equation was turned on its head.

 

The most haunting problem for modern policy makers became what they would in fact do when the limit of diplomatic options had been reached: Did any leader or group of leaders have the right to assume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risks capable of destroying civilized order? But by the same calculus, could any leader or group of leaders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bandoning nuclear deterrence and turn the world over to groups with possibly genocidal tendencies? Acheson chose the risk of deterrence, probably convinced that he would never have to implement it. Kennan abandoned deterrence and the nuclear option, at one stage even seeking to organize a no-first-use pledge from American policy makers and musing publicly in an interview whether Soviet dominance over Western Europe might not be preferable to nuclear war.

 

When Kennan was operating in the realm of philosophy, he tended to push matters to passionate and abstract conclusions. Yet under pressure of concrete events, he would swing back to the role of a hard-nosed advocate of specific operational policies. After the Chinese offensive across the Yalu in 1950, he overcame his distaste for Acheson’s more militant policy to urge him to refuse any attempt at diplomacy with the Communist world and instead adopt a Churchillian posture of defiance. Similarly, in 1968, his decade-long advocacy of military disengagement in Europe did not keep him from urging President Johnson to respond to the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by sending another 100,000 troops to Europe.

 

It was my good fortune to know both Acheson and Kennan at or near the height of their intellectual powers. Acheson was the greatest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postwar period. He design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for which Kennan was the earliest and most eloquent spokesman. The growing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se two gian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as as sad as it was inevitable. Acheson was indispensable fo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mmediate postwar decade; Kennan’s view raised the issues of a more distant future. Acheson considered Kennan more significant for literature than for policy making and wholly impractical. Kennan’s reaction was frustration at his growing irrelevance to policy making and his inability to convey his long-term view.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I sided with Acheson and have not changed my views in retrospect. If Europe was to be secured, America did not have the choice between postponing the drawing of dividing lines or implementing a diplomatic process to determine whether dividing lines needed to be drawn at all. The application of Kennan’s evolving theories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decades (particularly his opposition to NATO, his critique of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his call for a negotiated American disengagement from Europe) would have proved as unsettling as Acheson predicted.

 

At the same time, Kennan deserves recognition for raising the key issues of the long-term future. He warned of a time in which America might strain its domestic resilience by goals beyond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even the most exceptional society.

Kennan was eloquent in emphasizing the transient nature of a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military blocs and the ultimate need to transcend it by diplomacy. He came up with remedies that were both too earl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occasionally too abstract. He at times neg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Gaddis quotes him as pointing out that he had problems with sequencing: “I have the habit of seeing two opposing sides of a question, both of them wrong, and then overstating myself, so that I appear to be inconsistent.”

 

In a turbulent era, Kennan’s consistent themes were balance and restraint. Unlike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he applied these convictions to his side of the debate as well. He testified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but on the limited ground that there was no strategic need for it. He emphasized that the threat posed by Hanoi was exaggerated and that the alleged unity of the Communist world was a myth. But he also warned elsewhere against “violent objection to what exists,

 

unaccompanied by any constructive concept of what, ideally ought to exist in its place.” He questioned the policy makers’ judgment but not their intent; he understood their dilemmas even as he both criticized and sought to join them.

 

Oscillating between profound perceptions of both the world of ideas and the world of power, Kennan often found himself caught between them. Out of his inward turmoil emerged themes that, like the movements of a great symphony, none of us who followed could ignore, even when they were occasionally discordant.

 

s time went on, Kennan retreated into writing history. He did so less as a historian than as a teacher to policy makers, hoping to instruct America in the importance of moderation in objectives and restraint in the use of power. He took as an example the collapse of the European order that led to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He produced two works of exemplary scholarship and elegant writing, “Russia Leaves the War” and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He published a book of lectures and essays about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which remains the best short summary of the subject.

 

Yet Kennan did not derive genuine satisfaction from the accolades that so fulsomely came his way from the nonpolicy world. His partly self-created exile from policy making was accompanied by permanent nostalgia for his calling. In his diary he meticulously recorded the tribute that was paid to him by 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at an embassy dinner in Moscow in 1981, noting that no secretary of state had ever paid him comparable attention.

Policy makers, even when respectful, shied away from employing him because the sweep of his vision was both uncomfortable (even when right) and beyond the outer limit of their immediate concerns on the tactical level. And the various protest movements, which took up some of his ideas, added to his discomfort because he could never share their single-minded self-­righteousness.

 

Dean Acheson wrote that separation from high office is like the end of a great love affair — a void left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heightened sensitivities and focused concerns. What is poignant about Kennan’s fate is that his parting came before he reached the pinnacle. He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as an observer at the threshold of political influence, confined to what he called “the unbroken loneliness of pure research and writing.”

 

Though he lived until the age of 101 (dying in 2005) and saw many of his prophecies come into being, eve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confer on him the elation of vindication. Rather, it marked in his mind the end of his literary vocation. The need for his influence on policy making had irrevocably disappeared. “Reconcile yourself to the inevitable,” he confided to his diary, “you are never again, in the short remainder of your life, to be permitted to do anything significant.” He put aside the third volume of his majestic history of pre-World War I diplomacy. He had no further lessons to teach his country.

 

We can be grateful to John Lewis Gaddis for bringing Kennan back to us, thoughtful, human, self-centered, contradictory, inspirational — a permanent spur as consciences are wont to be. Masterfully researched, exhaustively documented, Gaddis’s moving work gives us a figure with whom, however one might differ on details, it was a privilege to be a contemporary.

 

Early in his career, Kennan wrote that he was resigned to “the lonely pleasure of one who stands at long last on a chilly and inhospitable mountaintop where few have been before, where few can follow and where few will consent to believe he has been.” Gaddis had the acumen to follow Kennan’s tortured quest and to convince us that Kennan had indeed reached his mountaintop.

 

Kennan漫長的一生十分精彩,他的著作等身,也很值得大家來閱讀與研究,但這些都不是我們在本文中要談的,我們要談的以及已經談的,只限於他所提及的台灣前途解決方案。

 

 

 

「台灣建州運動」發起人周威霖

Founder, Formosa Statehood Movement

(an organization devoted to making Taiwan a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American Life

John Lewis Gaddis

Illustrated. 784 pp. The Penguin Press. $39.95.

台長: 釋迦法雨
人氣(495) | 回應(0)| 推薦 (0)| 收藏 (0)| 轉寄
全站分類: 不分類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 請輸入識別碼:
請輸入圖片中算式的結果(可能為0) 
(有*為必填)
TOP
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