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右手

1愛的鼓勵 0訂閱站台

藏區尤其是青藏高原，其生態環境一直處於良性循環，保護了“中華水庫”的涵養蓄積，這的確應歸功於藏人根深蒂固的生態保護意識，這一意識也充分地體現在藏族所獨具的喪葬習俗中。

藏區的喪葬禮俗類型多樣，主要以天葬為主，間有火葬、水葬、土葬、塔葬、二次葬及多次葬中的複合葬等，以及殘存的少量樓葬、罐葬、壁葬、野葬等遺俗。藏族豐富的喪葬禮俗作為歷史、民族、地域性行為模式，透射出藏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不少學者對於藏族喪葬禮俗的研究，多從宗教的角度探入，認為藏族的喪葬習俗是受到宗教信仰的滲透與製控，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藏族喪葬習俗的文化淵源。但是較少有文章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此進行系統的分析。

藏族的喪葬習俗作為藏區一種獨特的文化，其所呈現的文化現象與所蘊含的文化特質之間的結合是一個理性的歷程，正如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言：“每一個活生生的文化都是有效力功能的，而且整合成一個整體，就像是個生物有機體。”(注：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118.116.115. )所以，必須把文化現象與文化特質納入到文化整體中去分析探究，葬儀公司才能較為準確地理解一種習俗的產生原由、傳承價值和社會功能。

作為一種民俗儀禮形式的喪葬習俗，它的產生與傳承不是偶然與莫名的，而是與整個自然和文化的大背景形影相隨。它必然因能夠滿足本民族的政治、倫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功能而被社會所接受並沿襲。本文試用人類學的文化整體觀和功能論的相關原理和方法，來透視藏族的喪葬習俗。

　　一、藏族喪葬習俗的文化背景

在中華各民族文化中，藏族文化被喻為雪域文化，具有超然的獨特性。然而，藏族文化並不​​是與世隔絕的文化。學術界公認的公元7世紀即松贊乾布時期，佛教從中原、印度傳入西藏，經過和西藏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逐漸形成了以藏傳佛教為主體的藏族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族文化形成之前後，本教文化、漢文化及其他民族的文化，　未曾停歇地對其進行滲透與整合，加之藏區獨具的自然環境，這種多方合力結構的多元的民族文化是藏族喪葬習俗約定俗成的背景。歸結起來，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解讀這種文化背景。

　　(一)環境的生存法則

自然環境是一個民族文化產生的前提。藏人祖先在生存奮鬥中，首先面對的是青藏高原這樣一個現實的自然環境。青藏高原除喜馬拉雅山脈外，還有岡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喀拉崑崙山、唐古拉山、崑崙山、橫斷山脈等五大山脈。青藏高原是中國大風(>或=8級或者17米/秒)最多的地區，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四周山系連綿、雪峰林立、曠灘千里。 “全藏區宜農土地只佔土地資源的0.94%，宜牧土地則達54%。拿西藏自治區來說，河谷平原僅佔全藏土地面積的1.2%。而青藏高原1/3的土地不宜農也不宜牧。”(注：格桑本、尕藏才旦.藏族喪葬文化[M].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8.)同時，大江大河也是藏人面對生存的艱險之處。這些河流時漲時落，變化多端。由於藏區地質結構的特殊性，這些河流並不能為高原藏人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便利，相反，卻增加了藏區的封閉程度。如在西藏，兩個內流水係並未構有對外交往的條件，而兩個外流水係也法成為對外交流的通道。生存空間的封閉使得藏族只能堅守自身的自然資源，加之生物種類的匱乏，植物生長期的短促，使得生命在藏區顯得極為脆弱和珍貴。因為被動地適應與承受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生死頻繁的現實狀況，藏人在深刻地感受自然輪迴與生命運動的同時，也認識到要對抗艱險的自然環境，人與人只有相互關心和共同拼搏才能夠生存。藏人把人的生老病死視作和其他生物一樣，是大自然不可更改的鐵律，應該讓人的可視形體在大自然中順時地誕生消亡;與此同時，因勞動力的稀缺和繁衍種族的艱辛，使藏族珍視每一生命個體，他們把對同胞的緬懷融於整體生活中去表達。這種因自然環境所蘊育的對於生死的達觀態度，是形成藏族特有的喪葬習俗的前提。

　　(二)本教的靈魂崇拜

靈魂、鬼魂等觀念的存在，決定了藏區早期葬俗的框架。生命的核心是靈魂，死亡只是可視形體的消失。靈魂和其載體組成的人在生死兩界自由穿渡，於是，天神、念神、龍神構成了一個以天界、中界、下界為一體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存在給遠古藏人設置了一個新型的觀念世界。藏人信奉一個人有父神、母神、舅神、家神、自己的生命神等五尊神，並且只能通過祭祀才能求得他們的佑護。藏人認定靈魂永恆，認為魄、魂、軀是構成人生命的要素，精氣、靈魂、血肉三體為一。人在自然界中的軟弱無力，令藏人力圖借助其他力量和物質來求得一種自我保護以及對持久生命的維繫，於是藏人相信寄魂物的存在。本教就是在這樣一個生命學說的文化氛圍中，在遠古藏人的功利意識下醞釀、植根乃至一統天下。本教作為一種原始宗教，以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為思想基礎。藏人所謂山神、帳篷神、灶神，以“下鎮鬼怪、上祀天神、中興人宅”、“為生者除障、死者安葬、動者驅鬼”為其準則。與之相對應的，是人神交流的專職行為——祭祀的形成。由此，在漫長歲月中形成以適應藏區人生命需求、心理需求、生活生產需求的喪葬儀規：第一階段是圍繞“屍魂相合”儀式展開的喪葬活動;第二階段則是圍繞向死者供獻犧牲和招魂儀式所展開的喪祭活動;第三階段是圍繞墓地的殺牲以及墓中的“墓穴厭勝”法術展開的喪祭活動。本教靈魂不滅觀念的指導，使得遠古藏族社會就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系統的喪葬程式。

　　(三)佛教的生死輪迴

佛教傳入吐蕃在赤松德贊(755-797)時期，當時的佛教只是在吐蕃王室和貴族中傳播，並未深入民間。佛教真正深入藏人的內心是公元10世紀至14世紀。藏族文化的靈魂是佛教文化，因而藏族人所持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是由佛教哲學的基本命題來指導的。如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佛教哲學理論決定了藏人高層面的精神追求。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在恭求“來世”，求得死後的解脫，並渴望進入涅槃世界。藏人最普通的​​觀念即是，在三善趣(人、天、阿修羅)和三惡趣(地獄、惡鬼、畜牲)六道中，不要墮入地獄，淪落為惡鬼或畜牲。佛教教義所承認的靈魂永存使對靈魂價值的重新評估和對靈魂載體的再行安置順理成章。藏人因此把喪葬的重點放在對亡魂的超度。人們通過超度期望對自己的命運前途擁有選擇的權利。人的善惡之因必將決定著天堂或地獄之果，佛教的“因果論”和“六道輪迴論”為藏人指出了生命的價值取向。佛教成為藏人的精神導師，從情感上、思想上和行為上指引著藏人的生活。佛教在藏區的傳入和普及改變了藏族喪葬習俗形式，其教義和哲學觀念成為主導藏族喪葬習俗的精神力量。

　　(四)漢文化的天人合一

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藏區的滲透，溯及公元7世紀上半葉始，其時吐蕃與唐朝交流頻繁。唐文化具有超軼前朝的“有容乃大”般的特有氣派，促進了漢文化在藏區的深入。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自身的形成過程中經歷了風雲際會般的文化整合。 “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歷史發展中，通過對天人、群己、義利、理欲等關係的規定，逐漸展示了自己的價值觀念，並在儒、道、墨、法、佛諸派的價值觀中取得了自覺的形態。”(注：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400.3　78.)在諸多漢文化的價值觀念中，天人合一思想成為綿亙中國古代數千年的主導文化。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正是對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表述。 《易傳·文言》提出“與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注：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400.3　78.)它強調了人與自然要相互調適的共同原則。就天人合一的理論實質而言，它主張人與自然二者統一的思想，注重人類行為與自然界的協調。天人合一的思想倡導人不能違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進行一切改造、征服乃至破壞的活動，而只能遵循自然界的規律去利用和調整自然，使之符合人類的需要，同時也力促自然界的萬物蓬勃生長。藏區嚴酷的自然環境令藏人認識到自身力量的渺小，深知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繁衍生息，這種樸素的生命觀與漢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順利接軌。藏族的喪葬習俗強調人類與大自然的協調，無論是最早的野葬，還是天葬、水葬、塔葬、火葬等眾多葬俗，其產生和發展都反映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不斷的協調過程，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藏族喪葬習俗的社會功能

文化背景是藏族喪葬習俗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民眾心理基礎，而其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則從實用角度強化了藏族喪葬習俗的傳承，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文化歷程以及文化要素之間的關係，是遵守著功能關係的定律”(注：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118.116.115.)。

　　(一)倫理教化功能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社會的正常運轉必須要有一套完備的道德倫理規範來約束社會內部成員的行為，以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正如克萊德·克拉克洪所說的：“人類生活是一種社會生活，因而必須是一種倫理生活，任何社會若要保持某種穩定和連續，都必須有一些最起碼的社會行為要求。因此，必須有一些公認的行為標準。”(注：史宗.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上冊)[M].上海三聯書店，1995.)這一觀點適用於對藏族喪葬習俗倫理教化功能的分析。

以葬俗為載體首先所體現的行為標準是等級觀念。在藏區通行的五種葬俗天葬、火葬、塔葬、水葬、土葬，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等級的烙印。塔葬是作為政教合一的首領——活佛的專有葬儀;火葬也有一定的等級性，在大多情況下是屬於社會“上流人”和高僧及宗教團體成員的專門葬俗;天葬的價值取向表現的​​是平民理想，它是藏區最為普遍的喪葬儀式;身份低賤的孤寡流浪者，窮困潦倒的平民，被社會拋棄的惡性傳染病人，被土葬或水葬，他們不能和普通人實行一樣規模和形式的葬禮。等級觀念憑藉喪葬儀軌統攝藏區民眾的價值取向和人生定位。

在藏族喪葬禮俗中，注重奔喪弔唁的程序，認為是具備社會參與資格的重要像徵，籍此可以評價一個人的道德水準和心靈境界。如果該去而未去奔喪弔唁，此人則被認為沒有修養、感情冷漠、品質低下而受社會唾棄。同樣，部落社會結構的農村牧區，對其成員出殯送葬已成為其社會組織應負責的有機部分，即便鰥寡也無後憂，村里的頭人或“議事會”出面料理後事。倘若入不敷出，則由村里墊付，或每戶人家資助攤派一定數目。

藏族在處理亡人遺產的氣度極為豁達，很少為自己的需要、家庭財產的積累發展去考慮。他們把亡人的衣物供獻給活佛，布施給窮人，為亡人積累功德，表現一種捨己為他的犧牲精神。在喪俗傳承的過程中，固化了藏族輕財重情的禀性特點。

　　(二)心理平復功能

藏傳佛教是藏文化的靈魂，貫穿藏族生活的始終，因此藏族喪葬習俗更多地體現心理平復功能。藏人在離世之前需要枕前指導活佛的幫助，“使垂死的人在莫大衝突中得到了情緒上的展望”(注：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118.116.115.)。同時，藏族的葬禮中不存在長跪長哭守死靈拜遺體的習俗，不向遺體告別，也不呼叫亡人的名字，更不進停屍的房間，一切都與亡人隔絕，即使是遠方親眷來奔喪也是如此。在奔喪弔唁期間，亡人房帳中很少有嚎哭、泣聲傳出。無論老幼、親疏、是婦孺或是子女，都不允許放聲慟哭。如有人失控，則會有老年人出面製止。死者的親屬逢喪親之痛，不可避免地會墮入方寸皆亂的情緒中，這種情緒對個人或村落起到潛在的精神或行為上的危險。藏族這種特有的奔喪弔唁習俗，其功能在於避免因旁人的情緒失調引起亡人親屬的感情波動，寬慰和平緩亡人親屬的心緒，達到情感的平穩過度。

在停靈期間，亡人親屬也不因喪親感到寂寞或孤獨。每天晚上，村里都有七八人左右的中青年男人​​在家徹夜守靈，使亡人親眷能安心地睡眠休息。有的人家請僧人整夜誦念經文，守更的男人也不時誦唱六字真經，使喪家不顯死氣沉沉，而是蕩漾活力。為了排遣長夜的寂寞困倦，也為了使房帳中有所生氣，除不能唱歌跳舞，守靈的人可以大聲喧嘩說笑。藏族社會推崇此為高尚的行為並予以宣揚。出殯前夜，村中的年青人大都會來守夜幫辦有關事項，一夜喧鬧、熙熙攘攘，一掃辦喪事的沉悶壓抑氣氛，使滿院有股勃勃活力在游動。綜上所述，藏人的喪葬儀式，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調劑人的心理，使個人或群體擺脫其精神上的衝突。

　　(三)調適社會關係功能

藏族有句古老的俗語：“喜事要等著人來請，喪事要自覺找上門。”聽到喪事消息的村落人，不管有無親戚血緣關係，也無論生前來往疏密或是有無宿怨，都會很快派人來家弔唁。遠方的親朋好友在收到口信後，也想方設法前來弔喪。無疑，喪事可以強化村落或族群內部成員之間的往來溝通。

在喪事中，不同身份和年齡的人擔當相應的職責。外交和採購工作由村中的中青年男子擔當，年青媳婦和姑娘們負責招待和聯絡等事宜，壯、老年婦女們則集體誦念六字真經，為亡靈祈禱超度。送殯這一天，全村成年男人按傳統規定前來出殯，任何人不得怠慢和迴避，否則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並將在以後的生活和交際中受到排斥和冷落。送殯隊伍一般都規模龐大，只要是村里的男性(十來歲即可)都要傾巢出動，哪怕是過去有過怨隙或鄰里不和也要前來出殯送葬，社會把此視為情操、人品、胸懷的衡量標準，　作為一個正常人應具備的品質來看待。如果一個人完全局囿於個人的恩怨，對喪事無動於衷，鄉鄰會恥笑和鄙棄他。喪事儀禮的過程也是鞏固和增進村落內成員團結一致的意識。

在祈求保佑的禱詞中，無論規模大小、形式簡繁，開篇詞都是祈請佛和神保佑眾生，解脫眾生，而不是針對個人。在意識深處，藏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和周圍眾生緊緊繫結在一起，表達了個人為群體利益奉獻的捨己為人的情懷。

　　(四)生態環保功能

藏族以天葬為主要形式的喪葬禮儀，盡可能少地佔用空間和土地，不耗費過多的精力與時間，以不影響同胞的生存發展為宗旨，其中所蘊含的漢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與佛教捨身飼虎的精神，賦予藏族葬俗卓越的環保功能。藏族的喪葬習俗擁有與自然界產生平衡的能動力，以努力尋求維持生態平衡為目的，確保一個和諧的生存自然環境。

自然哺育萬物，陽光、淡水、空氣、草木，使雪域高原的藏人得以生息和繁衍。在嚴酷的地理環境中，藏人對大自然的厚澤更是感受深刻，並把這種情感深入內心。在長期的高原生活中，藏人體察到生態環境變化與人類生活的直接利害關係，所以對大自然報恩的自覺意識很強。藏族的喪葬禮俗堅持不亂開墾草原、不亂砍伐森林、不亂開掘地下礦藏、不污染水源等行為規則，精心地保護上蒼恩賜的生態資源。藏族的喪葬習俗體現了人類協調自然環境的願望和能力。通過合理的葬俗，藏族不斷調適自身生存環境中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衝突，使二者相互不斷的和諧，最終達到維持生態平衡的客觀作用，使眾生擁有一個趨於和平、穩定的生存環境。

直至目前，藏區尤其是青藏高原，其生態環境一直處於良性循環，保護了“中華水庫”的涵養蓄積，這的確應歸功於藏人根深蒂固的生態保護意識，這一意識也充分地體現在藏族所獨具的喪葬習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