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貧富差距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大當中，因而形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落差。
‧ 怵目驚心的統計
貧富差距六十一倍，十年三級跳
窮人連老本都吃光，更遑論儲蓄
根據主計處最新（九十年度）的統計，台灣個人所得最高族群（前十分之一），其所得金額是最低族群（後十分之一）的六十一倍之多，這個倍數創下歷史新高。更驚人的是，一年前，這個差距倍數近三十九倍，而十年前更僅為十九倍。
再看看台灣的家庭所得差距，最高所得組（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平均年所得高達一百七十八萬元，而最低組（後五分之一）的家庭年所得僅有二十七萬九千元，兩者差距達六．三九倍。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甚至預測︰「今年所得差距倍數應該會突破七倍。」
這個倍數在十年前為四．九七倍，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於，所得最低組的家庭金額不增反減，但所得最高組的家庭卻是一路上揚。
單以民國九十年來說，最低組的家庭年所得金額，從三十一萬五千元縮水至二十七萬九千元，一年之間衰退一一．三五％，也就是說，最低收入組的家庭所得，已經倒退回民國八十三年的狀態。
一來一回間，差距就這樣拉大，而這所得最高組的前五分之一家庭，掌握了全台灣四一％的所得；最後五分之一的家庭，則僅僅分得六％的所得。
事實上，過去四年來，只有所得水準在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所得是逐年增加，其餘家庭的所得每年均呈下降趨勢。除了景氣衰退、失業率高升等因素外，窮人的負儲蓄效應，或者說負資產效應是關鍵之一。
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現任高雄市財政局長林向愷的學術研究指出︰「儲蓄率與所得高低水準，呈高度的正相關。」
換言之，窮人的儲蓄率相對低，其資產累積本來就不容易，尤其當景氣下滑時，一旦遭逢失業困境，窮人只好吃老本，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
最慘的狀況是，許多背著沉重房貸的有殼蝸牛，失業後付不出貸款，先前已經繳了一半或三分之二貸款的房子強行被銀行拍賣，半輩子打拚的資產立刻消失。
證諸統計數據，九十年度的統計，最低所得組的家庭，平均儲蓄金額是負四千五百元，儲蓄率是負一．六二％。負的儲蓄率，代表的就是吃老本的家計。
事實上，從八十年以來，最低所得組家庭的儲蓄率就從一一％一路往下溜滑梯，八十九年跌破五％，到了九十年，就由正轉負。反之，富人在承平時期所累積的資產本來就多，失業機率又低，即使遭逢亂世，反而可能出現致富良機，資產持續增加。
一月二十六日，聯電執行長宣明智女兒舉行婚禮，觀禮賓客包括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與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等台灣科技界富豪雲集。
會場上，只見淡黃色的玫瑰滿布，白色的大型馬車停在綠草如茵的草坪，加長型凱迪拉克當前導車，後面還跟著五輛黑色賓士車。這是一場竹科的世紀婚禮。
‧ 富越富、窮越窮
聯電、矽統一買一賣間，賺近九億元
小股東兩年積蓄全泡湯，損失兩百萬
看著電視上的轉播，一位雲林縣的股民黃美玉氣憤的說，「就是玩不過這些有錢人！」去年十一月初，黃美玉看好矽統基本面將好轉，以每股二十四．五元買入矽統股票，但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矽統股價在連日莫名的大跌後，竟還殺到跌停板，她只好以每股二十一．三元認賠殺出。
萬萬沒料到，隔天，聯電入主矽統消息宣布，矽統股價開始一路狂飆，讓黃美玉傻眼。過去一年，黃美玉操作股票賠了兩百萬元，這是她辛苦攢了十年，預備給兒子在台北購屋的基金。
不只是黃美玉有意見，報紙也以「爆發內線交易疑慮，矽統連拉四紅」的標題來處理此新聞。雖然證期會說「查無實據」，但這樣的耳語持續在新竹的半導體圈，與台北的金融圈醱酵，甚至成為某些公司高階主管的內部開會議題。
一位不願具名的財金界重量級人士，拿出數據指陳，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聯電宣布利多消息的前一天，矽統還透過建華證券發行全球存託憑證（ＧＤＲ）。
一月十七日，聯電公告，向聯電所屬投資公司取得相當十四萬張矽統普通股的ＧＤＲ（約為發行總數的五六％），買進的價格高於發行的價格三四％。
換言之，這家聯電所屬的投資公司，十二月二十三日買進矽統ＧＤＲ後，一月十七日再轉手將其賣回給聯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轉手價差高達三四％，近九億元。
而這家聯電所屬投資公司，係聯電採成本法評價的被投資公司（聯電持股不到兩成），因此，不用公布所有股東名單。那麼，這近九億元的鉅額利潤多數將進入不知名的股東手中，這些隱形股東是誰？
對於外界的詢問，建華證券承辦人員一律以「這是公司最高機密，不能多講」回答。而從聯電上市以來，建華證券一直是它的長期合作夥伴，包括承銷、股務代理、經紀等業務。
去年，聯電每股盈餘僅○．四八元，矽統則每股淨損三．一元。小股民們損失慘重，但是，經營階層因應微利時代所採取的結盟策略，仍有人可以從中獲利。
‧ 贏者圈得天獨厚
家世背景優秀，進入台大機會越高
現行教育體制，不利窮人翻身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從兩年前開始，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對此現象表示憂心，他說︰「新竹科學園區內外，現在被形容為兩個世界。為什麼許多人會這麼畫分？因為，圈內的人是贏家，圈外的人是輸家。」
圈內與圈外的一切，確實截然不同。例如，在台積電，中階女性主管流行花個三、四十萬請假到美國待產；太平洋俱樂部、國賓飯店游泳池，或高爾夫球場的會員卡，即使一張要三、四十萬元，許多科技新貴們都是面不改色的買個好幾張，有些甚至放著不用；而在新竹的貴族幼稚園，學生想進校，家長還要接受面試。
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說，貧富差距最大的隱憂在於，社會階層的不流動。當階層流動僵固時，對立將會升高，而要讓社會階層流動的機制就是教育機會。
但是，駱明慶說︰「目前台灣的教育體制，是一種逆向的所得重分配。」因為，它高度補貼背景好、競爭力高的人，窮人要靠念書翻身的機率反而急遽下降。這樣的教育政策，最後是拉大貧富差距。
如果將台灣大學定義為台灣學校的金字塔階級（歷年來台大學生占同一世代人口的比率均在一％以下），這群金字塔的組成分子是誰呢？
在去年三月份，駱明慶發表的〈誰是台大學生〉論文中發現，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間，八二％的台大學生來自全國前二十所明星高中。
所有台大學生裡，來自台北縣市的比率占五七．六％，至於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新竹縣、台東縣等則都低於一％。
駱明慶更指出，台北市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是台東縣的十六倍，大安區學生更是台東縣的三十一倍。
而在台大法學院的學生中，父親是大學畢業生高達四二％，母親為大學畢業生的比率也高達二七％，高於一般大學生的一七％與七．五％。
也就是說，要成為台大學生，與家庭背景有極大的正相關，包括父母學歷，及住所區域等。學歷越高、工作所得越高、住所越接近城市（因為政府資源越多），你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越高。
駱明慶分析，以一名國內大學學生而言，政府每年補助其學費近二十萬元，四年下來就補貼了八十萬元；反之，私立學校的補助則微乎其微。
‧ 資源分配的錯置
「一個國立大學生幫父母繳的稅拿回來」
台灣將變成沙漏，只有兩端，不見中層
在這個結構下，所有會念書、有能力念好書的學生都努力往前擠，擠到明星高中，再擠到這些公立大學。因為，「只要家裡出一個國立大學生，過去所繳的稅就都拿回來了。」駱明慶說。
於是，父母們就拚命的確保自己的小孩一定要比別人好，但若孩子不會念書，不但拿不回所得稅，更要付出四十萬元的私立大學學費。
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李家同直接批評︰「這個制度下，納稅人的錢都給所謂的菁英拿走了。」他說，在美國，好的學校都是私立的，例如哈佛、史丹佛、耶魯、普林斯頓等，但在台灣，好的學校卻是公立的。於是，富人都去念公立學校，窮人反而只能念私立學校。
每個週末都幫新竹市貧窮小學生補習的李家同，去年底就發表了一篇〈窮小孩，一上國中就放棄英文〉的文章。他說︰「我的教授朋友們的小孩，在幼稚園裡就開始學英文了，小學以後，更是人人都上補習班補英文。對於這些孩子來說，目前的英文教科書實在太容易。但是，窮孩子一上國中，就跟不上進度，這些弱勢孩子們未來將更弱勢。」
他擔心︰「未來，這種兩極化的情形會越來越嚴重，不是非常好，就是非常壞，中間的則會越來越少。」
就像台灣的貧富差距，這已經不再是一個金字塔的結構，而是逐漸像一個沙漏一樣，越來越多中間的人，被刷到下層，兩端的比率越來越大，中間的厚度卻越來越薄。這樣的結構，將衍生出新的問題。
李家同說，這樣的結果，就是教育的不正義，也進一步惡化了貧富差距。他舉例︰「你看，都是這批賣電腦的人（指科技新貴）一開始就是受良好教育的一群人。」
雖然身為台大教授，也出身教師家庭，但駱明慶說︰「今天我們可以站在這裡，其實占了很多人的便宜，不要因此以為自己很優秀。」
他並預測，從目前台灣的學校設立、菁英流動、城鄉資源分配等政策觀察，實在看不出貧富差距有縮小的可能。而且，多元入學讓家庭背景佳者可以發揮更多功能。
‧ 所得重分配的必要
當所得分配不均，社會內部越不安
把落後者拉上去，是政策當務之急
面對貧富差距，李家同認為︰「我們不是把前面的拉下來，是把後面的拉上去。」因此，利用所得重分配的方式，提升窮小孩的教育水準，是當務之急。
然而，中興大學行銷系教授王宏仁說︰「所得重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稅制，但目前台灣的稅制卻是獨厚富人。」
去年底，股市名人黃任中因為欠稅十餘億元，被台北市國稅局聲請收押時，就撂下狠話說︰「我寧可坐牢，也不繳一毛錢。」
號稱擁有五十億資產的黃任中認為︰「避稅是人民的權利。」因此，當執法人員到黃家查封財產時，也只查封到紅酒、人蔘、骨董與字畫。
根據財政部統計，九十年度，像黃任中這樣的國內欠稅大戶，欠稅總額高達一千六百五十億元，較前年成長九一％。
剛上任的中國信託銀行總經理陳聖德分析，因為我國的稅制是採取屬地主義，境外所得免稅，因此，有錢人都紛紛將錢匯往國外；加上我國也未開徵資本利得稅，使得稅基偏小。
台大國際企業系副教授李吉仁則指出，當有錢人紛紛「錢逃國外」或是「稅避國外」時，社會安全網就破了一個大洞，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如果從全台灣所得者的所得來源分析，去年五四％的所得來自受雇人員的薪資報酬；產業主所得則占了一六％；但是在綜合所得稅的來源上，受雇人員繳的稅比率卻高達七成，產業主所占的比率僅五％。
四十年來，台灣人將經濟成長列為最高指導原則，我們的每人國民所得也從一百五十美元，成長到現在的一萬一千美元，但在富裕的背後，其實隱藏著貧富差距的嚴重惡化。
在經濟學上，根據Simon Kuznets等知名學者，以南韓與菲律賓、歐盟與三十五個開發中國家的長期實證資料都顯示，所得分配不均，將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衝擊。
這就是著名的Kuznets曲線。因為，當一個國家的所得分配越不平均，使社會的公平正義受到損傷時，會影響社會內部的安定，也減緩經濟活動的效率性。
在四十年全力追求經濟成長後，台灣還有本錢繼續忽視貧富差距所埋下的隱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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