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於「歷史月刊」2006年3月。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著名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寫了一本書，名叫《人口論》。這本書強調認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則是按算數級數有限的成長，若不能節制人口的成長，就會造成生存的競爭和不適者的淘汰，而回復人地平衡的手段，一種是戰爭、災荒、瘟疫，馬爾薩斯稱此為「積極抑制」；另一種是要那些無力贍養子女的人不要結婚，馬爾薩斯稱之為「道德抑制」。
本文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開始談起，下文首先引述熊彼特和李斯特對馬爾薩斯的看法，其次帶入中國大陸的人口政策，以及已開發國家對於國際和國內人口變化態勢的憂慮，最後指出馬爾薩斯式的觀點，如同兩百年前一般，都起著阻礙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作用。當代一些經濟學家片面地指出中國、印度的發展將使世界「資源耗竭」，似乎是以新時代的語言，重複兩百年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熊彼特談馬爾薩斯
對於馬爾薩斯，首先得說，他不是僅僅浪得虛名。熊彼特（Joseph Schunoeter）在其1954年出版的遺作《經濟分析史》中，介紹馬爾薩斯有三項學術成果，在著名的《人口論》之外，熊彼特稱許了馬爾薩斯對貨幣的分析，以及在儲蓄與投資理論，或者「一般過剩」理論的貢獻。
熊彼特說，雖然人口論的觀點和分析細節，在馬爾薩斯之前已有許多作家提出，同時那種人口論的論點「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初，是被廣泛接受的」，但由於「馬爾薩斯的著作當時在經濟學界和政治界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馬爾薩斯之後的一個世紀，「人口理論不外是有關贊成和反對馬爾薩斯理論的議論而以」。因此熊彼特基本上似乎認為馬爾薩斯寫出人口論是情有可原的，雖然他也批評馬爾薩斯刊行小冊子以推廣其論點的作法，「如果不用比愚蠢更壞的字眼來形容……對它的評價就算是溫和的了」。
誠如熊彼特早已觀察到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問題不在於提出了一個過於簡化的假設，而在於其對此假設所給的解答也過於天真，因此這本《人口論》在學術上的貢獻其實頗為可疑，雖然在政治上有不小的的影響。由於此論在政治上的作用，因此時代的氛圍，就會左右學界和民眾對其論點的接受程度。拿破崙戰爭的十九世紀初葉，以及一次大戰之後接著二次大戰與冷戰的二十世紀，就更傾向於同情理解馬爾薩斯；而在進步主義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紀中、後期，雖然當時的經濟學家對馬爾薩斯仍充滿敬意，但對人口的討論卻已興趣缺缺。
1850年之後，經濟學家對於人口問題的興趣低落；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人口的關注「實際上在炮聲中又復活了」。似乎一旦大規模戰爭爆發，人們就懷疑自然界可供開發的潛能已告罄，認為這是人口過多的表現，於是凱因斯也「堅決主張馬爾薩斯提出的問題同以前一樣重要」，雖然當時西方社會的人口出生率和成長率都已開始下降。於是熊彼特譏嘲道：「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已經在有滋有味地玩弄一個新玩具了。既然不能再用未來（或現在）可怕的人口過剩來使自己擔心著急並使別人打冷戰，他們就又開始使自己和別人擔心未來的世界無人居住了」。
李斯特對馬爾薩斯的批評
國民經濟學派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1844年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即對馬爾薩斯進行了極為嚴厲的批評。李斯特指出：「在人類之發現、發明與改良方面，有誰敢就其進一步的發展加以限制？農業化學目前雖仍在幼稚階段，有誰能武斷明日不因新的發明或發現，使其產品增加五倍或十倍？我們目前已採用鑽井方法以使貧瘠沙漠變成豐收之良田，然則在地層之下，未經採用之其他天然資源固不知仍有多少？我們僅需假設：由於一種新的發現，可以使我們不必藉現有燃料之助，即可於各處獲得廉價動力，則在此一前提下，試問天下可用於耕種之土地面積將增加多少？假如馬爾薩斯的學說似乎足以使我們陷入偏狹之觀點，則其違背自然，破壞道德與力量，同時又極為粗淺的恐怖的方法，也會同時使我們的心胸日益狹窄。馬氏之學，似在設法毀滅人類渴望------即寄希望於利用自然力量作為鍛鍊身心，並為喚醒與培養其高貴情操之有效手段------，毀滅作為人類進步之主要動力。馬氏之說，將對絕無心肝之自私自利者加以激勵，以使後者之邪說亦成法則；因為馬氏認為我們如以衣食濟貧，而三十年內亦仍有其他貧者代之而起，是以主張我們對於貧者不必予以同情。此種說法，真乃趨於使人心變為鐵石之論！但如一國之人，其胸腔中之心臟皆可化為鐵石，試問此一國家所可能產生之後果為何？其最後結果除道德全部消亡，生產力喪失殆盡，而所有財富、文明與國力亦如煙消雲散之外，尚有何有利結果？」
以上批評可以包括三點。首先，李斯特指出，沒有理由認為技術的發展，不能使更多人享用更好的物質生活。其次，他進一步指出，倘若片面地強調物質的增長不能滿足更多人享有更好生活的期望，則只會使人的道德淪喪。最後，他強調，「生產力」本身即是立足於不斷進展的科學技術，而種種技術突破都立足於一種發展的精神與相應的道德觀，馬爾薩斯的論點只會扼殺此種精神與道德，從而扼殺了生產力本身。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這段話，今日已可驗證其是否真切；而從事後諸葛來說，我們知道李斯特的論證細節都已一一應驗。農業化學確實迎來了綠色革命，使五倍於當時的世界人口一樣能獲得糧食滿足；地層之下，果真發現了石油、放射物質，以及各種新的能源與原料；科技仍在繼續快速發展，新材料、新能源技術仍層出不窮。因此正如李斯特所批評，馬爾薩斯無論在道德與實踐兩方面，都可說錯得一塌糊塗！
大陸的馬爾薩斯症候群
然而在中國，共產主義「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上下似乎瀰漫了一種空前的樂觀情緒，因此雖然早在1953年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後，馬寅初就正視人口眾多的現實，提出了主張節制人口成長的「新人口論」，但毛澤東乃至整個社會都容不下與馬爾薩斯人口論有形似之處的此一論點。
遲至197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神話破滅，中國人發現國家的一窮二白，中共才正視人口問題，並開始了嚴厲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以避免掉入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當毛澤東在1975年《國家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畫的報告》的批示裡寫下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警語時，中國大陸人口已經突破9億人了。
強制性計畫生育在過去三十年成了中國大陸最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話語早已把控制人口當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前提要件，或者說，人口因素也早已成為中國仍然貧窮落後的代罪羔羊！中共在1970年代開始推行的「一胎化」政策，雖然是基於對馬爾薩斯學說的反動，結果一樣是「使人心變為鐵石」。
當「一胎化政策」被中國人扭曲成為求富求強的「萬靈丹」的同時，其可能帶來的中國嚴重老齡化問題，以及「不富不強」的遠景，使「一胎化」同時成為一些歐美國際政治觀察家的談資，認為這是中國「負責任」地降低由於中國崛起、而可能帶來的能源乃至於各種原料緊張的作為。
而既然中國人犧牲自己生養下一代的權利，實行一胎化政策，以挽救國家衰亡，則同樣的邏輯，很難認為中國人能夠同情不採取「一胎化」政策而造成饑饉的貧窮國家。在馬爾薩斯的邏輯下，南亞、中東，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為主的人口快速成長地區，遲早都要發生飢荒，且富裕國家都不應該幫助飢民存活，因為他們活下來之後又是繼續生養下一代飢民，從而只會造成範圍更大、災情更嚴重的飢荒而已。
因此「一胎化」的思路，在道德與實踐上都是有爭議的。中國的「一胎化」政策雖然或有助於緩解資源耗竭、或有助於在短時間內促成中國更高的人均收入成長，卻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更與各主要先進國家的人口政策截然不同。中國知識界基於對「現代化」的追求，而默許國家對個人生育權的粗暴干涉，則是對「現代化」的一大諷刺。
已開發國家的人口憂慮
人口問題從來就不止與個人相關，也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背景因素；例如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指出人口眾多雖未必能夠成為大國，但大國的人口勢必眾多；因為最簡化的國家力量計算方式，是人口與經濟力量的乘積，因此人口與經濟實力的變化，是國際政治結構變化的動力。雖然分而治之是消弭其他大國的威脅的最佳方式，像蘇聯那樣的國家重組、消滅過程造成的權勢重新洗牌，比起較為緩慢的人口、經濟實力變動，也更為驚心動魄，然而造成此種國家重組的一大動力，卻也常是不同族群人口的長期變化。
對人口眾多的其他文明的憂慮，和對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內少數族群的憂慮，都不是孤立的現象。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005年5月初的美國《新聞週刊》的專文中，即特別強調了中國的「大」，認為「歐洲人偏好複雜精微，日本人崇敬精確迷你，美國人卻喜歡大號的，尤其是超大號。這就是為何中國如此強烈地震撼著美國人的想像力。這是一個大國，大到讓美國相形見絀------十三億人、四倍於美國的人口」，而人口眾多的新興大國的崛起，勢必改變世界財富、權力的分配，因此就極容易造成猜忌。
更多表現出猜忌的是著名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杭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強調伊斯蘭世界急遽膨脹的人口，以及中國挾其龐大人口而來的經濟發展，是異文明對西方的挑戰。在其新著《我們是誰》中，其對人口的憂慮進一步被揭露出來，認為集中於墨西哥邊境的拉美移民，由於其鄰近母國、人口龐大、移民不斷、族群聚居等因素，使之難以被美國主流文化所同化，因此不無可能在未來撕裂美國。
杭廷頓之類對血統、宗教純正性的擔心，容易滋養惡意、產生陰暗心理。雖然美、歐的主流社會對於此種陰暗心理頗為提防，但若此一不健康心理進一步氾濫，就可能使主流社會或者既有大國，採取損人不利己的、不正義的移民政策或外交政策，從而造成世界的災害。
樂觀的二十一世紀？
對人口的憂慮是超過體制考量的。雖然「民主和平論」對於尚未達到既有大國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新興大國，有更深的警惕，但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學派則並不支持此一論點。近年國際政治學派的重要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即認為民主國家對外戰爭的頻率不亞於專制國家，體制觀點其實沒有經驗基礎；促成緊張的關鍵還是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米爾斯海默因此建議要延緩中國的發展。
美國學者的此種考量有其先例。二十世紀上半，德國面對人口倍於己、經濟快速成長的俄羅斯，為了消弭此一日後的威脅，決定盡早開戰，以將俄羅斯支解。日本在二戰之前的支那「七塊論」也是同樣的邏輯，在零和遊戲的思維下，不是中國走向分裂，就是日本走向衰弱。因此面對新興大國的崛起，既有大國能否理性地面對其憂慮，避免德國為壓制俄羅斯、日本為壓制中國而引起的侵略戰爭重演，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和平的一大關鍵。
德國面對俄羅斯的態度是一門課，德國面對英國的態度則是另一門課，後者提醒新興大國更得要注意其政策選擇。權力結構的調整壓力勢必存在，新興大國也確實容易滋生某種驕傲自滿的情緒，而傾向於急切地改變國際社會的權力分佈；此種心態早被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ber）所指出，中國和印度的學者也要注意避免國人出現驕躁情緒。
而要避免富國如美國、日本，和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走向衝突，一個重要的環節即是共同富裕的可能。因此我們回到李斯特：從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來看，馬爾薩斯的憂慮雖非無稽，但並未成為現實。同樣的，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雖然值得關注，但我們也不能使之成為「經濟」的馬爾薩斯，讓她成為遏制窮國發展的藉口。
物質供給的極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種「使我們陷入偏狹之觀點」、「破壞道德」、「使我們的心胸日益狹窄」、「毀滅作為人類進步之主要動力」、「使人心變為鐵石」，並使所有人承擔「道德全部消亡，生產力喪失殆盡」之危險的論述。二十一世紀若有可能成為人類普遍富裕的世紀，其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揭露馬爾薩斯式論述的虛偽，以避免猜忌。
註：
關於李斯特的引文，參見李斯特（Friedrich List）著，程光蘅譯，《國民經濟學體系》，台北：台灣銀行，民國59年，頁104-5。關於熊彼特的引文，參見熊彼特（Joseph Schunoeter）著，楊敬年譯，《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30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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