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七回歸前，筆者曾經多次撰文提出回歸後香港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政治大陸化」，因為「一國兩制」只能保障大陸的政治制度（筆者稱為「硬政治」）不會搬來香港，卻無從保障大陸的政治文化、運作模式、思維習慣等（筆者稱為「軟政治」）不延伸到香港來。由於兩個政治體系的大小和主次地位不可比，因此隨覑兩地的結合，久而久之大陸的「軟政治」就會「北風南漸」，使「一國兩制」賴以成功的應有的正常分野會慢慢消蝕於無形。
這倒不是說中共官員主觀上要這樣做，而是正常人的思維習慣是很難自覺地在大陸和香港兩套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中交替運作，所以大陸官員在涉及香港問題時，不可能改變其固有的思維模式而改用香港的模式來考慮。結果就是大陸的模式佔優勢。
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香港本身。回歸後，香港的權力來源是北京。對香港的政治人物來說，除非他們不想上位，否則不可能不考慮北京的想法，更有甚者則是處處以北京的意願為依歸。其結果也是大陸的模式佔優勢。
這就是為什麼回歸以來，香港在政治上急劇「大陸化」的原因。表現在哪裏﹖從最近趙紫陽逝世一事，可以看出這個「政治大陸化」的一些特點。
第一，表現在不敢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
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六四」和趙紫陽的評價。正因為「六四」是中共躲不開、繞不過的死穴，所以今天趙紫陽逝世才會對中共造成這麼被動。也正因為這是中共的死穴，所以香港很多政治人物也千方百計地去迴避它。
「對六四真相不明」算是最委婉的說法﹔
「趙紫陽有功也有過」，是最緊跟中央的說法﹔
「趙紫陽要為六四負責任」是努力為中共洗脫惡行的「識時務者」﹔
「沒有六四開槍就沒有今天的發展」，這更是幫兇的嘴臉。這些人確實應該好好重溫他們15年前說過的話。
第二，表現在忙不迭地去撿拾共產黨的所謂提高「階級鬥爭覺悟性」，以及增強「敵情觀念」這些極左的鬥爭手段，套用在香港，以向北京邀功爭寵。
「七一大遊行」後，套用這種極左思維來解釋香港問題的報告多如牛毛，向北京輸送了一個被極度扭曲的香港形象，這才導致北京向港人發動「愛國論」的訓導。尤有甚者，有些港人甚至提出「愛國需要愛黨」這個連中共也不好意思提出來的要求。
最近，在趙紫陽問題上，這些人又趕忙出來幫中共開脫。於是先有邵善波說出趙紫陽的自由化是香港回歸後難管治的根源，繼有劉迺強提出的趙紫陽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顛覆的關係。
筆者想提醒這兩位朋友，提高「階級鬥爭覺悟性」、增強「敵情觀念」這些極左的鬥爭手段，曾經一度使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在13億中國同胞中，我們一小撮香港人有幸避過中共帶來的這場民族級、世紀級的人為災難，理應為剷除這種扭曲人性的思想模式而努力不懈，兩位不此之圖，卻為迎合當權派、為當權派開脫罪名而繼續把這種鬥爭模式引入香港，其禍害香港事小，貽害民族事大。
第三，表現在處事做人，唯權唯上。
「不唯書（指馬列毛的著作），不唯上（指毛澤東）」，這是中共元老陳雲，在經歷了文革悲劇之後，總結出來的教訓。反觀回歸後的香港政壇，唯權唯上、不問是非的歪風疾吹，使香港和大陸之間難得的是非分野也漸次蕩然無存。
在悼念趙紫陽問題上，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最能代表這種「唯權唯上」的歪風。在否決立法會悼念趙紫陽的提議時，她如果能夠誠實一點，說明不能悼念的原因，人們也許會原諒她，因為大家都明白，要真正堅持兩制，香港畢竟是太過脆弱無力。可惜她又不願意誠實，硬編出一個所謂趙紫陽歷史功勳不如鄧小平的歪理來擋駕，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唯權唯上表現，難怪她在支聯會的悼念會上得到最多的噓聲。
筆者相信，在今後一段很長的時期裏，對「六四」和趙紫陽的態度，始終是測試人性和人的政治品德的一個標準，更是測試香港大陸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文：鍾國仁
2005/1/27，《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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