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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當一個詩人，有多難

文\廖偉棠

在香港當一個詩人，有多難——這句話後面，可以加上一個句號，一個省略號，或者一個問號。不管是感嘆還是疑問還是倔強的反問句，我和我的詩人朋友們還是在香港這個非詩、甚至反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了。其實在香港當一個詩人，不比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別的一個地區更難，但是絕對算不上更容易——假如我們只討論物質條件的話。我的詩人朋友中，會對別人說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很少，頂多他們會說自己是「寫詩的」、「文字工作者」，不是他們瞧不起詩人這一名頭，而是在香港的語境裡，「詩人」和「怪獸」無異。但是也有人以詩人身份充分地自豪，大家也稱他為「蔡詩人」，他就是前輩蔡炎培，他不但自稱詩人，他給我寫信，信封上總是寫「詩人廖偉棠」，每次我接到信，心中總是湧起一股莫大的暖意，不下於冬夜傳火的砥礪。蔡詩人是最真性情者，香港卻最不講真性情，老人能夠氣盛，少年卻反委屈—— 有一個少年詩人朋友告訴我，每次他坐地鐵打算看一本詩集的時候，他都會用一本暢銷書或者實用書的書皮來包裹掩飾之，因為他實在難以忍受旁人的側目。我會自我解嘲說：在香港當一個詩人，有弊也有利。比如說，我因為沒有「正職」工作，所以從來不曾擁有一張信用卡，偶爾要在網上訂個機票之類的，都要和妹妹或者朋友借卡，但是我也因此從來沒有透支過金錢或者信用。我在結婚登記時，職業一欄寫的是作家，當時官員大惑不解，對我反覆打量，用的就是看精神病人的目光，好不容易吐出一句：「你有沒有正職的？」。我多次說過，在香港當一個詩人，非常好，因為香港幾乎完全漠視詩歌，所以你得以完全獨立地創作，你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內詩人，在建國週年時唱頌歌；你也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外」詩人，馬不停蹄地奔跑於各種「儒商」的樓盤和旅遊開發區，為那些實為公關秀的詩歌節獻藝和獻身。在香港寫詩，你只要具有面對虛無的勇氣 ——也許你的讀者為無、你的發表空間為無、你的收入為無，把心一橫，從這虛無中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來——香港，現實素材從來不缺，你會成為一個堅實的詩人。里爾克的話：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一切困境都是好的——曾經是我剛到香港時的座右銘，因為這個非詩的、反詩的香港，恰恰為我提供了最洶湧的靈感衝擊，把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改造成為一個「無邊的現實主義」詩人。但我必須承認，在香港絕不可能以一個職業詩人的身份存活，我在向別人介紹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同時，亦即在介紹自己是一個「文化僱傭軍」。作為一個詩人，我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閱讀、思考、行走體驗、寫作。同時我為了養活這個寫詩的我，利用我詩歌以外的專業：攝影、評論、編輯、教寫作等等來維持絕不穩定的收入。我一次次地回答在中學或大學寫作班上學生們最喜歡問我的問題：「在香港寫詩能生存嗎？」我說：「你看我，不是生存得好好的嗎？而且非常快樂呢！」其實用北京話來說，我是「仙活著」——不是說活得像神仙，而是無所謂地生活，我可以一年只買一雙鞋，但每月都買幾十本書，我可以十天不出大嶼山島，但會把銀行裡所有的錢用作一次旅遊。因為我衡量生活的標準，和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僅僅詩歌已經給予我足夠的快樂，此外一切，我都視為意外的收穫。一個城市漠視詩歌、漠視一切心靈的、精神的追求，歸根到底，它是在計較詩歌的用處問題。對於香港來說，詩歌無用，當然！沒有一點GDP的增長和我的詩有關，我的詩集全部虧本，我交的稅不足千元；也沒有一個碼頭因為我的詩被保留、沒有一個失業者因為我的詩找到工作、沒有一起不公平的事件因為我的詩得到「平反」……那麼我為什麼要寫詩呢？僅僅為了抒情？為了自我安慰？我也認為：詩歌無「用」，如果非要說出一些「用」，我告訴你：詩歌一點點地塑造我們的語言面貌、保存語言中的傳統又開變出新的傳統，而語言是一個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是記憶的凝聚，詩歌為你說出靈魂最深處的無以名狀之痛苦、之幸福，這一切都在為你完善你的靈魂——假如你還相信靈魂的話。當你的腳步過於匆忙的時候，我代替你慢下來，我代替你記得，我代替你幻想——直至你也學會記憶和幻想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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