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大陸作家劉心武＜班主任＞和劉震雲＜塔鋪＞所透露的教育關心
一部小說是否優秀，是否能感動人心、流傳久遠，除了文本的書寫，題材的選取佔了很大的因素外（甚至可說是基本要素），能否表現時代的關心，寫出超越時代的普遍的人性，或者是人類針對其處境的反應，更可說是小說存在的價值，和其作為人類心靈活動的精髓所在。
劉心武＜班主任＞中的班主任張老師，對四人幫時代結束後，在下一代身上所發現的問題，激動了文化關懷和反省，帶領讀者去思考一個宰制的意識形態對於人性的扭曲；而＜塔鋪＞中的故事，發生於一九七八年的大陸農村，時間背景和＜班主任＞相倣，也表達了類似的情懷，不過在向度上卻不太一樣，但也因此，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角度和空間來看看兩者都碰觸到的間題––教育。
有斯言：「談到教育就談到一切」，誠然，社會和文化的底基便是教育，不管是知識技術的傳承或訓練，政治權利的鞏固或文化的創造，無一不以教育為手段。然則，正因教育帶有一定的意識型態，尤其更為專制政權作為宣傳工具，不但破壞人的主體性，成為「文化再製」的場域，尤有甚者，即是施行種種反教育、反文化的手段，使人類走著歷史的回頭路，回到弱肉強食的原始社會。
宋寶琦是一個小流氓，表面上因父母溺愛且疏於管教，以致整日游手好閒，自甘墮落；但是一如其父下工後只知打牌一樣，宋寶琦的問題實在來自於眾人精神生活的貧乏。作者用反寫的手法，說明宋寶琦根本沒有資本主義的某些觀念：
他自從陷入了那個流氓集團以后，便無時無刻不處於森嚴的約束之中…他憤怒嗎？反抗嗎？不，他既無追求「個性解放」、呼號「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動，從未想到過「博愛」…。什麼「成名成家」，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從他懂事的時候起，一切專家們──科學家、工程師、作家、教授……幾幾乎都被林賊，…論排行，似乎還在他們流氓之下…知識有什麼用？無休無止的造反最好…。
班主任張老師以為，宋寶琦有的是「哥兒們義氣」和「享樂思想」罷了。其實，班主任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某些觀念，不正是人類文化中的一些良好品質和理想嗎？文革時的錯誤，使得那十年的年輕人失去文化的根，在精神上真正貧乏，於是乎「從那雙一目了然地充斥著空虛與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會感到，仿佛一個被污水沷得變了形的靈魂，赤棵棵地立在了聚光下」。
作為宋寶琦的反面描寫，謝惠敏具有單純而真誠的品質，但是她那種單純卻給人一種「化約主義」的感覺，三句不離党意，心中只有共產党權威人士的言語，張老師和她的矛盾，其實正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矛盾哪！文革打壓知識份子，革了文化的命，壞了教育的根基。人們，尤其是可塑性高，人格正在成形的青年人，接觸到的賴以成長的文化素材是多麼的貧乏，又是多麼的不堪呀！
…可愛而又可憐的謝惠敏啊，她單純地崇信一切用鉛字新排印出來的東西，而在“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的那幾年裡，她用虔誠的態度拜讀的報牴刊物上，充塞著多少他們的“幫文”，噴濺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
以謝惠敏的年齡，思考應是充滿彈性的，可是我們發現她的心中早以形成一種邏輯，一種簡單的二分法，那樣的思考模式似鐵一般的不能改變，沒有轉圜餘地。很有《牛氓》意思的是（當然也透著一樣的悲哀），謝惠敏這樣的党青年樣板和小流氓宋寶琦，在對《牛氓》一書的態度上竟然不約而同的一致，這正是兩者的交集，也是劉心武問題討論的焦點。班主任的心中有著這樣的震撼：
怪嗎？也不怪──謝惠敏那樣品行端方的好孩子，同宋寶琦這樣品質低劣的壞孩子，他們之間的差別該有多麼大啊，但在認定《牛氓》是“黃書”這一點上，卻，卻又不謀而合──而且他們又都是在並未閱讀這書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作出這樣的結論的，這是多麼令人震撼的一種社會現象！
劉心武告訴我們罪魁禍首是“四人幫”。誠然，但是若是作更深的思維，我們會發現什麼呢？
其實，四人幫的作為是一種文化的破壞，而文化宰制一正是政治鞏固的手段，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悲哀。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或是滿足個人帝王式的慾望，對於可能的文化刺激一概禁制，使得愚民政策得售，使得人如同螻蟻一樣的便於統治。而對於世界、人性的化約主義，使得每個人共有著一套思考，只有党性沒有人性。宋寶琦是沒有思考的能力，而謝惠敏是思考僵化，因此縱然兩人在資質上有那麼大的不同，卻因時代的錯誤一樣的依賴著一套權威。作心者或因時代環境的背景沒有說得更深入（他依然奉行毛澤東的思想），但他確實點出了這麼一個重點：
…不要只是學習零星的語錄，不要迷信解釋領袖思想的文章，要認真學習原著，要獨立思考…
在文革後，百廢待舉，＜班主任＞以張老師的角度來看教育，顯出很大的文化關懷和使命感；而＜塔樓＞寫的是大學聯考重辦後，眾復學生及其周圍的故事，敘事角度不同，故事顯得較有情節張力，在其中可發現另一些訊息。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復學生的動機；成家了的王全說：
…他本來不想來湊熱鬧…可看到地方上風氣恁壞，貪官污吏盡吃小雞，便想來復習；將來一旦考中，放個州府縣官啥的，也來治治這些人…
這可真是切實的表達了中國人的傳統心態「學而優則仕」，以當官為讀書的目的，或者一如文中另一人物磨桌說的：他不想當官，只是不想割麥子…，讀書只是逃避的手段，並沒有引以為樂的理由。這實在是一種文化的悲哀，但這不也活生生的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嗎？小說家早就將之赤裸裸的反映出來，君不見盛清的吳敬梓，一本《儒林外史》不正時時上演嗎？話說回來，劉心武以較少的說理，單以情節來表達文革後的文化窘局，經濟和教養的不能平衡，教育成為有錢人、高幹的特權，社會階級的流動不易，此其一；其二，相對於劉心武筆下青年人的僵硬腦袋，缺乏文化刺激，《塔樓》中也有這樣的窘境，一個號稱喜好文學的共幹之子，竟不能知「黔之驢」，實乃反諷。
尤其是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性扭曲，兩文都有很深刻的描寫，除了上述在《班主任》所能發現的人性扭曲（不論是宋的丟棄文化失去人文，或是謝的僵化思考），在《塔樓》中，主角發現了原本廋得皮包骨的“磨桌”，突然變得有血色了，主角因好奇而發現了這個秘密，“磨桌”吃蟬。有這麼一段令人心涼的文字…
…等看清是我，先是害怕，后是尷尬，語無倫次的說：
“班長，你不吃一個，好香啊！”
我沒有答話，也沒吃，但我心裡，確實湧出了一股辛酸。我打量著他，暗淡的月光下，竟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動物。我眼中湧出了淚，上前拉住自已的親兄弟：
“‘磨桌’，咱們回去吧。”
“磨桌”也眼眶盈淚，懇求我：“班長，不要告訴別人。”
我點點頭：“我不告訴。”
…
「使人成其為人」，教育需要一個轉向，既然人是不可能避免教育的影響，則唯有以人為目的的教育才能使人擺脫宰制。歷史，是虧待了文革的一代，一段生命的空白，且影響持續到現在；文革開了一次文化倒車，中國的未來只有在教育中才能找到答案。
註：易霖這篇文章草草作於四年前(吧？)劉心武的作品現於坊間似可找到，或者有興趣的孩子可以要易霖找找(我應該有一份留在家裡，不過是簡體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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