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頭來，我們所謂的嘗試的明瞭，都只為了不承認一些事情。」
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語氣開始變得零碎；諸多的我夾雜在正面否認的語氣中，對於詮釋不僅無法質疑，反倒是更加職病地濫用。我同時也不記得，從何時開始陽台那十一級階梯失去了長度，日子變得平坦梢在一些人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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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撐傘穿過騎樓。
沒有太多乾燥的空氣可以被吸取，沒有太多的言語可以從淋溼的街景中烘乾取出；過多的文字總有一天要遭受沉默的責罰，笑是我唯一的表情唯一的僵硬但當時的我總無話可說，就跟一個佯裝快樂的人一樣，自信在電車窗景的夜色裡開始溶解，我知道到了桃園的家，我的臉就開始融化。
說到那時，我撐傘穿過騎樓。
因為一些漂泊，因為一些電話而四處遊走，接了一些不該接的人，講了一些不該講的故事。
「你難道不曾害怕？」她問到。
昨晚打發的那些人，以至於前晚的打發，都嗡嗡地，嘲酒聲地飛回來。我輕聲勸她別再待下去，慢慢地，在所有毛孔與關節的溫度的戒備中向最後的人群步近；那不是我所能安身而退的數量，就算我曾是那樣的角色，所有記憶頓時發寒著，專注在檳榔嘴身後的刺青男上。菸已熄，口袋裡的兩支尖錐被擺放成可以瞬間取出的姿勢，我討厭他身後的廉價機械刀，外套格外得顯得緩慢與笨重。
我笑著，慢慢步出人群。
那把傘最後放在裡面沒帶出來，我大概也不希望再回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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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裡總開著燈，工業用的大電風扇怎麼吹都吹不走的汗味與霉味，黏在時間以及打爛的靶上。除了聲響，這裡沒有任何的訊息，是與她失聯的地點。
「最近很沒有重點，只是不斷移動，不斷擊打。」
「她怎麼樣了？」
我對著鏡子裡的他說話，但他的踢擊仍專注的定在那裡，我無從說起，無從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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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比誰都害怕…」此時約是末班的捷運入站，我與她坐在靠電扶梯的長凳上，聽著趕車的學生們匡匡匡地從扶梯跑下。
「但正因如此，我必須比誰都還要相信我自己。」
「在這之前，我必須沒有理由害怕。」
「今天很幸運，同樣的唬嚇已無法再次。」我看著她
「要不要離開那裡妳自己決定，沒有人能替妳決定，我也無能為力。」
(我突然想起我說過非常多類似的東西，但我自己真會對我自己無能為力嗎？如果是的話那游離化的我給自己的理由還真是不清不楚，而且反而是硬性殘酷卻裝作溫暖公平地留下一道道的難題。
我沒有辦法形容她當時的表情，我輕鬆的說了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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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層的沉重，一點也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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