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往生後是蓋棺論定，後來又有名人死後會有婚外情所生小孩驗DNA分財產，現在因人工生殖科技進步，多了被死後取精，可能死後幾年才會有小孩會出生等問題
，現在特別就台灣和美國談一談。
台灣並非唯一反對的國家，全球多數國家都如此，僅以色列英國與美國部分的州，允許妻子拿亡夫的精子進行人工生殖，除要獲得男方家人同意，還設下一年的思考期，避免女方一時衝動。英國曾有個案，男子布拉德因腦膜炎昏迷，醫師應其妻子黛安要求取精；布拉德去世後，黛安欲人工生殖，卻遭當局禁止，理由是未得丈夫書面同意。黛安後來一狀告到法院，纏訟數年，最後以「有權繼承丈夫遺產，而精子屬於遺產的一部份」，獲准拿回精子，並到比利時人工受孕，1998年12月產下一子。
今(2005)年三月，日商駐台職員日比智浩墜樓身亡，在日籍遺孀要求下，台北榮總曾為死者取精，成為國內首宗死後取精案例。但由於日本、台灣都不得為死者進行人工生殖手術，因此這些精子現在已銷毀。
最近台灣報紙、電視，都看得到一位深情女子的眼淚。人間多憾事，有情人未必都能成眷屬，但若郎已逝而妹仍癡心，希望為他留下血脈，這總是一件頗為「浪漫」的事，絕對比所有8 點檔光會嗆聲、鬥爭、亂殺人要來得令人動容。已經離開人生舞台的戰車連連長孫吉祥，死後取精的「孫連長條款」，儘管婦產科醫生說死後53小時取的精子以後受孕的機會不大，但美國死後取精生產成功機率的報導也不算少，所以總是給人一線希望。
往生者是否願意在死後留下精子生育沒有父親的小孩？這個尚未孕育的小孩，是否願意出生在單親家庭？答案永遠無解。但是台灣在「人工生育法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所以現階段的「身後取精」並無違法或於法不合的法律問題；但是以後在使用時，法令仍有爭議，還有親屬繼承權、撫養、財產權等種種問題，現階段法令仍未有周延規範，因此勢必再度面臨考驗，同樣的問題在美國現在同樣爭議多。
孫吉祥的案例除了死後取精進行人工生殖的爭議外，還有未婚女子借用死去男友的精子的問題，這兩個倫理道德上值得辯論的重大議題確實無法可違，但看看不久前的日商妻子取精案，在衛生署挾著人工生殖法草案精神的強力要求下，日商日比智浩的妻子似乎連一點辯論的空間都沒有，或許缺的正是行政院長對在台外籍人士生育權的關心吧！當時她因為顧念兩人結婚十年，膝下猶虛，百般哀求，終讓檢察官點頭、醫師同意，為他先生取出精子，但衛生署獲知消息，立刻勸說醫院不可為她作人工生殖，頂多只能代為保存精液，最後無望的日比太太在8月來台銷毀精子。誰也料不到，衛生署的政策會轉彎如此之快。
死後取精生子，台灣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的新價值觀？社會資源是否又能充裕地支持這些小孩？能否避免歧視？台灣社會需要的不再是政治人物或媒體的激情，而是儘快制訂一部真正能在死者、受孕者與小孩權利間取得平衡的人工生殖法，在法律與倫理間，真正地減少人間無謂的遺憾。
人死之後取精保存的案例，美國從1980年以來逐漸增加，但迄今並未建立完整的聯邦法律規範。人死之後取精甚至生子，涉及宗教、法律、道德及家庭觀念等許多層面的深入議題，因此贊成與反對兩派意見都有。
隨著醫學科技進步，沒有生殖能力的病患，在生前讓醫師取出精子加以保存，甚至用來在死後繼續「生子」的案例，最早大約在五十年之前開始。當時常見的情況是出於患者的主動意願，例如睾丸癌病患要求醫生取出精子加以保存，透過這種方式保留機會，可以在他過世之後還能讓妻子利用人工受孕生產下一代兒女。
至於在病患死亡之後，才從遺體內取出精子的作法，在美國最早的手術是1980年由洛杉磯市立中央醫院醫生凱皮羅斯曼 (Cappy Rothman)所進行的取精手術，並且也記載在當年的「生殖力與不孕醫學期刊」(Fertility And Sterility)當中。
凱皮羅斯曼表示，他願意動手進行這項死後取精手術 (posthumous sperm retrieval)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對亡者家屬產生安慰作用，讓他們感覺彷彿搶救回來心愛家人的一部份生命」。
1980年後，家屬要求醫師進行遺體取精手術的案例逐漸增加，為的是想要保存繁衍下一代的一線希望。尤其某些「死後取精生子成功」的媒體報導，例如一名遺孀在丈夫死後30小時裡取精，15個月後透過人工授孕懷孕成功的故事，更讓許多家屬對於這項手術寄予無限希望。
根據統計，1997年美國國內共有82件由家屬提出的死後取精要求，其中有三分之二後來也成功地從遺體取精。「生殖力與不孕醫學期刊」2003年6月號報導，位於費城的湯瑪士傑佛遜大學醫學院教授法蘭西斯巴茲爾 (Frances Batzer)指出，在剛剛過世不久的死者身上取出精子加以保存，日後做為受精生子之用，「在美國是一項越來越成長的趨勢」。
從泌尿科醫師以及某些醫學界人士的角度來看，取精手術到底要不要進行，並不是單純科學或醫學角度能否執行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議題。
取精手術在美國引發的道德討論，主要分三大層面。
首先，從已故亡者的身上取出精子，涉及對遺體是否尊重問題。
其次，除非患者在生前曾經簽下遺書明白表示願意死後取精，否則如此侵入性的手術在人死之後進行，也涉及當事人本身是否確實同意的意願與法律問題。
第三，透過死後取精方式所產下的寶寶，永遠沒有機會與親生父親相處或互動，這個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與親子輔導是否因此具有先天上的缺失，值得探究。部份醫學人士甚至擔心，這些孩子會認為自己是「半個孤兒」，因為他們對於已經過世的父親根本沒有任何記憶或印象。
另外，「生殖力與不孕醫學期刊」也分析，如果亡者還在世的話，他個人是否有意願要生小孩？提出取精要求的家屬，不管是亡者的遺孀、父母、未婚妻、兄弟姊妹、女友或同居人，是不是出於「滿足自身利益考量」的動機？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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