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許多人宣稱台灣進入了後工業的社會，但實際上是否真的如此，若照Bell(1976)年所說的，這將是一個更好的社會，則是否台灣的經濟將轉為以服務業為主體，並且社會上流通了大量的資訊。以服務業為主的國家是否其知識就屬於高技能技術尚待檢驗，但現今的台灣社會出現了高失業率和傳統產業夕陽化，國家進入所謂的後工業是否會形成此結果，促使研究動機的發生。
另一個研究動機是Bell(1976)宣稱女性的位置將會有所變化。現在在我們看來似乎女性的就業比例以大幅增加，並且均朝向服務業發展，但是女性在後工業中是否真的得到了平等的待遇，尚或是雖然獲取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但那只是在某些需要女性陰柔特質的行業大幅拓展時的結果，尚或是真正的性別無歧視，社會的工作需求也達到了真正的平等。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一． 台灣是否真正的進入後工業社會?
二． 台灣在國際經濟體上，是否具有自主的能力?
三． 台灣的就業結構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要件?
四． 女性在服務業為導向的社會是否仍受歧視?
五． 兩性平等工作法是否改善台灣的職業市場?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後工業主義
D. Bell在1959年時重新詮釋後工業概念，認為所謂的現代社會會從工業社會延轉到後工業社會，社會的生產力結構轉型成以服務為導向的軸心。這種以服務為中心的勞動結構，仰賴知識的進步以及生產型態的改變，最終將造成人們在就業市場上的位置有所改變。
Bell(1976)將他所謂的後工業視為一種預測性的論點，不過對現今的社會而言，早就將它當作一種指標，國家中的勞動結構若形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狀態時，即可宣稱已走入後工業社會(高銛 等譯，1995)。因此此項預測與此名詞之間的關係，對於現代社會的人來說，並沒有實際上真正的鏈結，因為Bell在其書上一開始即明言論文為一種預測性的論點，並無武斷的宣稱只要進入以服務為導向的社會即為後工業社會。但<後工業>的字詞已被世人大肆宣揚並且鼓譟，認為我們的社會將轉形成以人為服務對象的型態，歡欣鼓舞慶賀著新時代的來臨，卻忽略了這個名詞只是一種預測性的陳述，若將其視為唯一且正確的進展途徑，並將它成為未來成就的專有名詞，國家未免失之本身固有歷史的進程與社會型態的差異觀點。
Toffler(1980)認為我們的社會已經到了他所宣稱的第三波資訊社會，從原初的第一波農業社會，歷經湯恩比(1881)所稱的工業革命，轉化成第二波的工業社會，最後又因技術的快速變遷形成了資訊社會。每一個變遷的開始都會有劇烈的震盪和衝擊，這些改組並非只存在一個時間點上，而是經過不斷的震盪和延續，可能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變革所形成結構性在本質上的不同，新的一波就會產生。
Bell在1971年所發表的<後工業社會: 思想的演進>(The Post-Industry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An Idea)書中，陳言他的後工業論點來自於四大方向:
一． 家族式的資本主義將不再興盛，原本由家族所形成的企業結構將會解體，原本親屬之間的長官與部屬層級，會趨於消失。統治階級的形成將以知識為主導，商業體的擁有者若不具備知識和技術，則將權力放行給具備此項才能的人，知識精英的出現改變舊商業的以擁有者為經營主體的觀念。
二． C. Clark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將產業分級，區隔成第一，第二以及第三類；P. Hatt與N. Foote在1953年也在五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對於Clark所說的第三級產業加以完整深入的陳述，並延伸出第四以及第五級產業。Hatt和Foote也指出部門分布的改變影響了職業類型，認為所謂的第五級產業或稱之為知識型的產業，將是朝工作專門化的趨勢而行。
Bell因此在財星雜誌(Fortune)上，發表了其對勞動結構的研究，說出產業的類型不斷在變動，生產工人與非生產工人之間的比例開始轉換，且在技職體系中的僱用人員開始變少的狀態。
三． Bell在六零年代閱讀了Schumpeter於1942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民主>的書，此書強調技術的重要性以及廣度，認為技術在社會中的角色是發展的重心。這促使Bell在後工業主義的概念加上了技術預測的思維。
四．Holton在1962發表的論文中指出，理論知識與技術之間其實存在著不斷的循環關係，在循環當中存在著重要的意義，因為理論不僅是科學的基礎，也說明了真正的理論才能創造出實用的技術，而經濟的發展就仰賴著理論所建構出的新技術才能得以成長(王小章，1999)。
Webster看Bell所提出的後工業社會，認為他的分類方式不同於以往的標準，他採取了每個階段的職業類別作區分，歷史的階段與階段之分是以統計出來的結構比例，看歸屬的職業類別分布是否已經超過該社會的一半。因此在工業社會時，職業結構主要以製造業為多數，當時的就業人口佔了該社會的五成即屬工業社會，到了後工業階段，服務業的人口超過了製造業人口而形成該社會的軸心時，即可宣稱達到後工業社會(馮建三 譯，1999)。
所謂的後工業社會，對Bell而言，其實就是一個以知識以及理論為核心的社會，從Bell的書來看，可以看出他把宣稱的後工業社會看成資訊大量流通的空間，在其中的供給和需求已開始轉型，雇主具備了大量製造的機械能力已替代勞力人工，對老闆來說，機械的購買成本將可抵銷支出的人事成本時，則工廠內所需要的員工數量將被裁編，失業的人口形成被擠壓的一群，但又迫切需要工作的薪水以因應支出，因此原本該署於工廠內的製造業勞工就會開始流動，向其他行業拓展以尋求工作機會。
另一方面來說，在這個社會具有基本能力過活的中產階級，本身就具備了資本，不論是經濟上的資本，社會上的資本甚至文化上的資本，讓他們不會像以勞動為主的人口一樣產生如此嚴重的擠壓，此種小資階級因不帶有藍領工人的灰暗，所以可以以逸代勞的享受的白領階級在後現代化時所承接的衝擊，一方面繼續累積著他們自身的資本，另一方面又開始向其他方面拓展，尋求精神上的滿足，消費上的逸樂。
Bell的後工業可被稱之為古典的後工業主義，並在論點和預測上具有三項特徵:
一． 生產力的與經濟的發展與成長期時原由於知識的累積，這種累積是透過資訊的處理以擴張到所有活動的領域。
二． 前工業原本的經濟活動為農業生產，在工業革命之後造成了機械大量的製造，農業勞動人口因機械的取代而出現排擠，就業機會縮減讓人口流向製造業；當經濟活動從財貨的製造轉移至服務的出現，後工業時代就來臨，因為工業社會的製造業人口開始出現取代的機械，新的職業流動又開始。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越先進時，就業市場與職業結構將趨近於服務業的集中。
三． 後工業的經濟會比工業社會更為精進，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知識階級的大量出現與應用，也因知識的大量生產使得資訊廣泛的流通，職業類別的重要將轉變成具備高度內涵的理論獲取者，使得專業管理以及高度技術的職業成長的比其他職業迅速，並登入新社會結構的核心(Castells，2000)。
知識的出現成為了時代變遷的推手，以往的知識是在錯誤中學習而得，如今的知識已成為理論，不再經由不斷的錯誤才能得到結果，而是利用已累積的資訊對現象作統合與整理，而後經過不斷的驗證產生理論。因此在後工業社會，新的知識每天不斷的被累積出來，經濟體的改變不待錯誤的發生，因為那將會讓一個社會出現危機，因而當理論出現的時候，可形成一種實踐上的依歸，使得施政有所準則，使得科學有所原理可循。這些都是後工業的預測中，可被觀察到的事情，因此知識的精準在現今社會中，是不容被質疑的現象，也佐證了Bell的後工業觀點。
Bell(1976)認為後工業社會基於工業社會，可依十一點新的面向來比較:
一． 理論性知識的首要性 :
認為在後工業社會中，理論知識成為社會主要組成的首要元素，Bell認為雖然每個社會的存在總是具備不同的知識，但是在後工業時代，這些知識必須要能被具體化和操作化，可被實用性變高。
二． 新智識技術的產生 :
利用客觀和可被檢驗的方法，對社會問題或是需經解決的事物，提出更有效且合理的工具來檢測。
三． 知識階級的拓展 :
技術導向的專業職業將會變為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階級。
四． 商品服務變成勞動服務 :
工業社會中的服務是以輔助商品的製造為重點，到了後工業社會時，重心轉變成勞動上對人的服務。
五． 工作性質的改變 :
在前工業中，是人與大自然的競爭；工業社會中，人受到機械的限制 ; 到了後工業，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人們要學習著如何相處。
六． 婦女的角色 :
到了後工業時期，婦女的工作機會大量的提昇，原本在勞動力上的限制，到了後工業社會，已完全經由知識所取代。
七． 科學的蛻變 :
科學開始時朝向工具性目標而行，結合實際上所需應用到的事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實用科學，組織也開始變得專門化。
八． 工作地點成為政治單位 :
工作地點中將存在著垂直的政治關係，團體間的關係會出現利益衝突，各單位會對從屬的工作地點產生強烈的歸屬感。
九． 功績主義 :
以技術為價值的社會，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所擁有的技藝變成能力高低的判別基礎，而非以財產或世襲的觀點為導向，以尊重他人的能力來衡量個體間對組織所帶來的貢獻決定其在科層中的地位。
十． 匱乏的終結 :
形成人們從未想到的匱乏，Bell跳脫出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對物質匱乏的觀點，轉而朝向資訊與時間上的匱乏著墨，在此面向，分配依舊是重要的問題，從工業時代上物質分配的不均，討論到後工業時代人們如何調度著本身的時間和資訊。
十一．資訊經濟學 :
由於知識在後工業時代大量增加，造成資訊變成具有價值的財貨，因而把資訊商品化，對傳統市場造成經濟層面上的衝擊，也開始了新型態的行銷和管理上的差異策略。
女性在Bell所謂的後工業社會中，就業角色將會產生巨幅的轉變。Bell(1976)認為如果考慮到職員ˋ售貨員ˋ教員ˋ保健技師以及這一類的職業，就會看到服務業經濟主要是一個以婦女為中心的經濟(a female-centered economy)。在他的統計尚可發現美國的婦女就業結構在1960年時，產品製造業僅佔有百分之二十，但在服務業中，卻發現了此部門婦女的就業比例居然佔了百分之四十六，若以全部的婦女就業來看的話，會發現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婦女在製造業，而卻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三的婦女在服務業部門。這項統計說明了女性在服務業部門的結構上，佔了決定性的位置，並且指出女性的職業結構，其實多集中在服務業的面向，若照Bell的後工業社會即服務型社會的論點來看，則婦女就是後工業社會的職業主體。
第二節 對後工業主義的質疑
Castells(2000)認為後工業主義的論點應該轉至資訊主義，因為這個社會藉由資訊技術的發展和傳布，完成運用資訊技術所需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主要是以人力資源和通訊基礎設施而言，並且以知識為基礎之生產力的極大化原則為核心，將其生產系統組織起來，因而這個社會，實為一種資訊化的社會。
後工業理論認為將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進入後工業的標準乃是視其經濟活動是否一向服務業發展，以及製造造業的衰退。以現今各國的經濟狀態來說，先進經濟體大部分就業顯然集中於服務業，服務業的總值也是國民總產值得主要來源。但其實許多面向並不如後工業所言製造業會衰退的說法，因為許多的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關聯是直接的連結，例如女性為內衣售貨員，在職業類別上他屬於服務業，但所販售的內衣卻屬於製造業，因此服務業的角色當仰賴製造業的財貨輸出時，之間的關係就形成了直接的依賴。
在全球化的時代當中，有些人宣稱美國或歐洲已經完全的去工業化，而邁入真正的後工業社會時，是一種武斷的說法。因為這些以各國經濟為統計的數據，忽略掉了當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來臨時，單一的經濟體也會慢慢浮現。因此若過於強調其他各國的去工業化時，就會變成一種片段式的討論，因為尚未將其他世界的各國家加入。根據Castells(2000)指出，國際勞工組織發現全球的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在1989年達到頂點，從1963年到1989年之間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二，且此成長維持到1990年；但對美國而言，1970年到1997年，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幅度微微下降，歐洲共同體的數據也是如此，但在其他宣稱為後工業社會的國家中卻非如此，像日本的製造業人口反而增加，其他主要正在進行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人口大約是原本的1.5到4倍，因此整體來說，在其他所謂尚未後工業化的國家中，其所產生的製造業就業機會，實以大幅度的超出那些宣稱以後工業化的國家中減少的製造業人口。
Webster認為，其實Bell的後工業社會，蘊含了一種社會達爾文的論點(馮建三 譯，1999)。因為Bell(1976)提出後工業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必將形成美國ˋ日本ˋ蘇聯即西歐社會的主要社會結構特徵，此種論點，帶有著一種必然的趨勢，只有順從著此種方向而行，才不會被屏除在先進國家之外，因為已開發的社會均是依此種模式漸進，若悖離此種程序，則不符合進化的規則，就會產生淘汰的情形。此種以進化論為中心的說法，導致了其它未達此狀態的社會產生了謬思，認為進步和文明的開發，只有仰賴後工業國家的進程才會有發掘的時候，並且均以後工業的時代為目標邁進，但這種論述，實際上就隱含了先進國家的優越感。
Wallerstein(1974)在世界體系的觀點而言，則認為其實那些所謂後工業國家的服務業增加與製造業就業減少，其實僅是漠視全球單一市場的偏見。在全球的經濟體下，每個國家雖然都有其自主權，但面對產業跨國的狀態時，卻又產生了無能為力的狀態，因此若要將經濟的結構直接劃分成社會的型態時，是一種過度簡化的描述。世界對於國家來說，在政治上均享有其獨立的主權，在利益上，卻又出現了主權相互妥協的狀態，利益雖然不僅包括了經濟，還包括了國防ˋ外交等等，但經濟卻總是與利益掛勾，因此國家間在經濟出現交疊的時候，就會相互衡量利益的多寡合適切性，國與國之間經常就在此種利益的共生下，出現了經濟上的依附和剝削。經濟不僅僅是國家維持的軸心，也是強大與否的命脈，但將經濟扯上國家利益時，就會出現企業脫韁的情形，企業不再受國家主權的約束，因為自由市場的使然，讓法律不再能發揮完全的效用，多國公司成為國家向外伸出剝削之經濟之手，不假國家的帝國之名，而是以經濟的理由向外出徵，讓他國政府成為依附的禁巒。跨國公司的觸角更形巨大，完全以去國家之名向四處延伸，沒有所謂的國家利益，只有唯一的商業考量，哪裡具備了他所需要的利基，就往何處動作，此類型的商業體，顯然已成一個實際的經濟體，可媲美一個國家的機寄，但他卻沒有國界上的限制，有的僅是四處林立的公司，而公司的設立處卻又分屬在不同國家，在實際上是統合的集團，但若將其數據化來說，卻又無法將其定位成公司。因此，社會若如同後工業者所論稱的進展，製造業人口會移轉到服務業，則會現問題，畢竟國家的經濟力並非完全依賴本國企業所支撐，尚含了外資的投資以及他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譬如一間日本的化妝品公司，從緬甸開採原料，在越南設立製造工廠，從台灣進行配銷，基本上他在每個國家都提供了工作機會，但是型態均不同，對緬甸而言，它所提供的是第一級產業的就業機會；對越南來說，提供的則是第二級的就業機會；至於台灣，則為第三級產業的就業人口，最後，產品從台灣配銷出去，卻掛上日本的牌子，這種跨國企業，對日本的稅收帶來了極大的收入，因為它的總公司設在日本，但在其他三國，它雖然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最終稅收的收入卻無法回饋給政府，因此此種跨國產業的型態，即可能為該國提供了許多的就業機會，但對於該國的經濟，卻毫無成長的指標。此種型態的社會，對後工業的追尋者來說，是否是真正的後工業，仍然相當難以認定。
舉泰國為例，泰國政府全力發展觀光，世界各國的人均到套國觀光旅遊，在遊客紛至的情況下，將導致該國的收入增加。以此種型態來說，全力發展觀光的社會，其就業結構即屬為因應觀光人潮所出現的服務業，只要有遊客，就需要服務，不論飯店或是小販，都是觀光所帶來附加的職業。若照後工業的論點來說，後工業的軸心原則是以理論知識和智能技術為導向的社會，此種統治階級將出現專門化的人們來接管，並且社會的就業結構將會朝向服務業而改變，並且比例會超過百分之五十，但泰國的情況雖然出現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就業結構，但明顯的卻尚未見到其內擁有廣大的知識和智能無限制的傳遞並為其人民所汲取，因此泰國是否為一後工業化社會，實在難以描繪。
Webster認為Bell對社會進程的區隔，淪為科技決定論的觀點(馮建三 譯，1999)。前工業的採擷到工業的製造，中間的轉換因素來自於蒸汽機引發的工業革命，這個催化劑讓採擷的勞動需求大量降低，機械代替了大量粗重的人工，這些被取代的人於是轉向製造業，而後資訊大量流通的時候，知識不斷的創新使得智能技術成為首要重點，製造業的人力也被取代，這些階層於是又移轉到服務業去。這個論點看起來很一致，但實際上卻忽略了現實的其他社會因素，因此淪為科技決定論的窠臼，雖然Bell本身認為這個過程實為一種理性化的過程，但在理性化的用詞上，卻又浮現了進化論的味道。
Castells(2000)對於服務業的觀念，認為經常處於一種含糊不清的狀態，以至於常出現無法定義的職業，更嚴重的時候，會形成誤導的情形出現。在就業的統計上面來說，許多無法定義的行業都歸類於它，因此形成了一種殘餘(residual)的觀念。因此服務業的範疇包括了在歷史上源自於各種社會結構與生產系統的所有活動，因此要對服務業作定義，就要隨著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改變，依不同時期的演變來界定，在現今資訊經濟的出現時，服務的不可碰觸性將出現細微的改變。資訊商品的提供屬於製造業或服務業，在形式上而言，因為屬於資訊，所以具有服務的不可碰觸性，但在生產上而言，又可將資訊實體化和應用化，因此在這中間，製造與服務間的界線出現了不可分割的模糊。
第三節 台灣的產業結構
根據陳景美(2001)的整理，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從1988年後，將結構分成產業產值結構以及就業人口結構兩方面:
一．產業產值結構部分，在1988年時，工業部門的產值百分比為45.69%，到了1989年降為42.30%，1990年降為41.22%；而服務業的部門產值百分比在1988年為49.29%，1989年為52.80%，突破五成，1990年達到了54.60%，比重已超過了農業加工業的總計。
二．就業人口結構部分，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結構在1988年為42.6%，1989年為42.1%，到了1990年則降至40.8%，1993年之後更低於40%；反觀服務業在1988年為43.7%，1989為45.0%，1990年已達46.3%，直至1995年時，衝過了五成的比例，達到50.7%的特殊意義。
薛志文(1999)的研究，將台灣產業變遷結構分成四大時期，其中由1989年到1997年的高科技產業時期，並發現這個時期的台灣競爭優勢，其核心能力已從量的拓展朝向質的研發，因此此階段的要素稟賦屬於升級的狀態，包括勞動熟練度的提高，資本的累積與土地利用率的提昇，並且創造新的要素稟賦，譬如晶圓廠的創新，讓生產技術被隨著研究發展而提昇。
結合後工業的論點和上述資料的顯示，可聲稱台灣的經濟結構已經達到後工業社會的階段。李碧涵(1996)則認為，台灣的後工業社會之前的過渡時期，處於1980年代中期，稱之為後工業轉型(Post-Industry Transition)。這時期的經濟成長動力在於知識的大量流通和高科技的技術工業快速成長，讓台灣在過渡時期已迅速的方式過渡並達到後工業時代。
何岳晉(2002)的研究發現從臺灣地區服務業空間分佈之集中指數分析知，臺灣地區服務業空間分佈呈現集中發展之現象，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北部地區之臺北市發展，並呈現極化發展之現象。雖然在台灣的服務業出現極化的現象，但由於集中的地區均為都會區，其土地的租用或購買的費用高昂，仍對土地的需求量大增時，造成服務的生產者以及綜合型服務業者將轉移至其他地區，尋求土地較低廉的地方從事生產。因此可以觀察到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大多集中都會區，但生產者與綜合性服務業出現分散的狀態。
翁翠霞(2001)指出台灣平均每年的GNP受到二級產業就業結構比ˋ大專以上就業人口比ˋ勞動力佔總人口比率以及女性參與勞動率所影響，以上的因素若越高，人口年增率越低，則平均每人GNP越高。因此女性對台灣年所得的多寡，已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台灣會轉型至後工業社會，一方面是需求不斷的被刺激，新的服務就被創造出來，讓服務業的就業大幅上揚，另一方面則是第一及第二級產業在就業市場上的衰退；前者可視為在世界市場中，為因應自由流通的談判所形成的門戶大開，讓外資服務業得以進入我國後者則可視為在台灣的勞動力薪水不斷上揚的時候，也者選擇外移至其它國家的結果，之前台灣產業的西進以及南進，均是製造業外移的政策。因而產業外移的空洞化和外資服務進入國內市場時的彌補，就業結構在一來一回間產生了新的比例，即服務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中比重的增加。
台灣在國際分工上，已經進入到一種新的時代，因為我們具有資本輸出他國的能力，以跨大產業的根據地(陳景美，2001)。雖然在國際經濟上與貿易中已經具有逐漸重要的角色，但在政治參與上，卻仍受限於政治現實以至於無法參加許多正式的國際性組織，目前參與較大的組織有APEC和WTO，前者的目的在於增加各個會員國之間的互通以及依賴程度，鼓勵商品ˋ勞務ˋ資本以及技術的流通，以增進區域及全球經濟的利益，以加強開放多邊貿易體系；後者則屬於近乎完全自由的全球市場，但以不損及該國利益為前提進行談判，減少各會員國之間貨品流通的障礙。
在Wallerstein的眼中來說，其實台灣這種情形在經濟上雖然叫做進步，但在全球分工中卻屬於半邊陲的狀態。我們有能力去他國進行投資，給予工作機會，將勞力轉移至低廉的低區，但另一方面來說，台灣市場卻又仰賴外資的注入以給予工作機會，這種半邊陲的角色當尷尬。我們進入後工業社會的原由是因為製造業消退以及服務業成長，在數據上來看是如此，但當深入看待產業的移轉即可發現，製造業的就業機會減少是因為產業的外移，勞動人口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狀態，此時創造需求的服務業又從國外湧入，外資所主導的服務業在台灣開始蓬勃發展，因此就業人口又轉移進入此市場，在轉換的過程中，我們從原本的自給自足劇烈的改變成依賴和剝削的社會，對第一世界國家進行服務的依賴，但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剝削。台灣在現階段仍處於第三世界國家，但已對他國進行資本的輸出，表面上看來似乎已經進步並且將邁入已開發國家，實際上的現況我們卻不斷地追求那些所謂已後工業化的國家來進行依賴。
第四節 女性的就業
陳月娥(2001)的整理發現就業市場上，存在著太多的職業性別隔離，早成許多職業具有男性主導職業(male-dominated occupation)與女性主導職業(female－ dominated occupation)的情形發生，此種隔離是造成兩性薪資差異的主要原因。嚴祥巒(1997)也主出台灣地區的職業性別隔離程度，並未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發展有舒緩的趨勢。
台灣大部分的男性認為女性具有職場優勢，雖然到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但是女性在服務業的角色，卻仍然出現了區隔的狀態，並且薪資仍然處於較低的情況(黃逸卿，2002)。在職場的組織型態中，在基礎結構就有了根本上的差異時，性別就會出現歧視的情況發生。如果是以多數男性為主的陽性環境，女性在其中工作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了排擠和漠視的狀態，陽性組織的構造設計會以男性為主，因為它符合組織中大多數人的需要；另一方面若屬於陰性環境時，則制度和規則的設定也就以女性為主。但是一般的科層組織結構特性均屬於陽性的特徵(黃逸卿，2002)。由下對上的服從的命令，競爭和衝突的領域空間，權威下達的不可意義，公司領域的孑然劃分，這些都語音性的文化相互違背。
因而若說女性在服務業中具備了更多的優勢，不如說在進入職場之前，制度以及門檻的限制就已設限了性別的區隔，讓女性和男性的未來發展在起跑點就不同，且在科層組織的概念下，此文化的設計原先就具備了男性的陽光特質，因此若女性進入職場，但接觸到了科層組織，其適應性和接受度相較於男性，也會出現障礙。
嚴祥巒(1999)指出，台灣服務業的性別結構，在1982年的時候，女性佔有42.83%，到了1994年，則佔有了58.67%。此數據看起來，雖然指出了台灣女性真的走入了後工業化的服務型社會，但若以組織的頗面來說，尚須檢視女性在結構中的位置。女性在服務業時期雖然佔了超過五成的比例，但其實在白領階層的工作，其就業位置大多歸屬在事務性的工作，而非管理性的工作。這個現象不但反映經濟改變導致社會變遷的現象，勞動市場的改變也伴隨而來。勞動市場中，白領工作的專業和管理職業，吸引具有較高學歷的男性，不但雇主以男性為優先，男性在取捨工作的時候，也會選擇捨棄事務性的工作而選擇專業性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官僚體系不斷的擴張和細分，事務性工作機會大幅增加，讓女性進入時的就業門檻就被設計了。這樣的勞動市場經過不斷的排序，文化透過相關的機制不停的傳遞，並且強化這種刻板印象，造成職業性別化分工的型態也就建立。
魯文雯(2001)研究英國女性的就業問題時發現，英國在八零年代之後大幅的去工業化，傳統的工業開始衰退，尤其在九零年時新經濟的發展，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讓英國的服務業產值佔了其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國民經濟主導了產業部門。到了2009年為止，勞動市場將增加兩百三十萬個工作機會，其中超過三分之二會以女性為主，而這些工作大多來自商業以及不同種類的服務業。
由以上的陳述來說，看起來似乎女性在英國未來的就業市場佔了極大的榮景，在後工業化的社會中，服務型的導向大大增加女性的工作機會。但在就業領域上而言，女性的勞動市場呈現兩極化的結果，分別是職業專門性以及就業邊緣性。英國現今的勞動市場，女性與男性從事的行業大大的不同，這種職業隔離不僅僅出現在英國，台灣現在也出現這種現象。雇主普遍認為女性不適合從事技術性與管理階層的工作，這種垂直性的職業隔離，讓女性在工作的升遷上受到限制。
女性在就業的連續性也受到了家庭與生育的影響，母職是女性就業中斷的因素，必須等到子女進入學齡階段時，才會陸續投入勞動市場，而在此種在就業的狀態下，女性通常會辭職以專心照顧家庭，重新返回職場時，又面臨了新的環境，可能會選擇與環新工作不同的職業，因為就業市場不斷的再改變，且選擇職業的因素，還會加上子女的放學時間或與子女學校的遠近等家庭因素，因此又出現了另一個設限的環境(魯文雯，2001)。
吳嘉苓(2000)指出，在灣的性別環境中，大學男女比例近似（男50.8％，女49.2％），而高職（男à工業類科，女à家政醫護）、大專（男à理工，女à人文）的性別區隔仍在；女性參政比例較男性低，女性立委19.1％、女性縣市長14.3％、女性鄉鎮市長5.8％；婦女的工作多困境；照護責任阻礙婦女進入職場，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5％，薪資收入女性約為男性的三分之二，女性集中行業薪水較低，職業婦女蠟燭兩頭燒，家庭主婦從事無酬勞動。
因此不論在台灣和英國，均開始實施兩性工作平等法，葉盈蘭(2002)認為此法有三種實現的可能:
一． 解除勞動市場中性別歧視:
實際面來說，短期若要利用法律來解決女性的困境，只能治標，但仍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可言。台灣中具有許多同工不同酬的狀況發生(嚴祥巒，1997)，因此法律若實施之後，雇主不能再以性別作為徵才的門檻，也不能以性別作為給付薪資的條件。同工同酬以及招募無性別就是解除就業歧視的第一步，利用法律的強制力量制止雇主的偏見行為，在客觀條件上來說，基本上已達成了公平的職場環境。
二． 由國家ˋ資本家與家庭共同承擔再生產的責任
兩性工作平等法將母親的母職責任給予社會化，不再由女性個人來承擔扥兒的責任，而是由國家和資本家共同負擔，這也是兩性平等工作法推動的困難，但若國家給承擔此責任，對社會進步的貢獻則會更大。
三． 性別意識的宣揚與實踐
性別分工實為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藉由此法可打破長久以來父權的社會與性別的歧視迷思。
此法首先牽涉到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企業不能只用這個社會的生產力而不做任何付出，否則，企業不啻是在白搭其他人培育生產力的「便車」。同時，女性員工也不是獲取任何非份的利益或保障，以廠商最關心的女性的生理假以及育嬰假為例，生理假是因應女性身體狀況的一種安排，並不是女性得到了什麼福利。育嬰假也不是員工的「福利」，他們請假為的是照顧這個社會的「公共財」（未來的主人翁）(曾嬿芬，2002)。
其次則涉及到了質與量的問題是這個社會該選擇犧牲一些量來追求質的時候了。企業主和管理階層應該深思，工作時數就等同於工作效率然後等同於生產力嗎？以中信銀行最近打出一支引起爭議的廣告為例，該支廣告以一位犧牲家庭生活與自己健康的男性主管來烘托該企業的打拼形象，但事實上，這支廣告恰好反應的是將工作時數與工作品質完全劃上等號，以及以為工作品質完全不會受生活品質影響的企業思維(曾嬿芬，2002)。
其三、廠商們抱怨現在經濟不景氣，實施兩性平等工作法，時機不對。但是環顧我們周遭的幾個亞洲國家包括越南、印尼，早已實施女性員工的生理假以及育嬰假。以越南為例，有薪育嬰假至少四個月，女性懷孕達七個月起，每天少工作一小時（有薪）。這些法令與執行並不因景氣而有所動搖，並且政府執法甚有決心，沒有廠商會違反規定。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企業早已把此算入企業的成本內(曾嬿芬，2002)。
第五節 小結
從上述相關文獻探討來說，若依Bell所謂的後工業雛形來說，台灣可宣稱已走入了後工業社會。但曾淑芬(2001)認為若將後工業社會等同於資訊社會，會失之簡化，根據他援引Castells的說法，研究出來其實在台灣的階層，並沒有中產階級消失的狀態發生，且社會的極化狀態也未在台灣得到驗證，因此若將台灣的後工業化形容成資訊社會，尚有待檢驗的空間。
台灣若已存在所謂的後工業社會，則必須更具反省心，認真考慮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成為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是因為現代化的趨勢是此直線，還或是我們跟隨其他國家的腳步而行。每個國家的歷史不一樣，所以會發展出來不同的文化與進程，因此沒有哪種觀點是絕對的放諸四海皆準，只有具備自省能力的國家才能再宰制與依附上掙脫，一昧的隨波逐流將讓台灣喪失本身文化的主體性，經濟若影響文化，則台灣還有什麼利基能找回自己。
女性的就業不平等存在於世界各國中，對於女性的就業門檻，從徵人時的廣告就開始設限，有些廣告只限男性，有些則只限女性，因此在男女進入職業時就產生了差異；其次進入職場之後，科層組織的陽剛文化讓女性難以適應，因此必須把自己的陰柔條成陽剛才符合整個環境的氛圍；第三，在升遷時的管道以及流動，男性往往居於優先地位，女性因為從事事務性的工作，因此很難接觸到升遷的契機；第四是社會刻板印象以及女性的母職角色，生理上女人必須生育小孩，讓他們在職業上就出現了服務的困難，生理上的不平等就會導致就業上的不平等，雇主為了避免出現女性生育的空窗期，因此將女性安排在隨時可輪調的職位或甚至不錄用女性，這種刻板印象不僅存在於雇主，也存在於女性乃腦海中，因此有許多的女性就因此不生育以讓自己能在崗位上更穩固。
台灣的就業市場雖然已朝向服務業發展，且女性在服務業的就業比例也超過五成，旦細分其中的結構體系仍出現了許多的不平等，因而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比例逐年增加雖是證明了女性的能力，但仍尚須考量到性別歧視的偏見。兩性平等工作法讓職業性別平等的制度法制化，但仍有待於雇主以及整個社會印象的更正，畢竟在後工業社會的台灣，在國際上必須充滿自我覺醒的能力，在國內也必須擁有完全平等的就業結構，才能讓性別在勞動市場去偏見化。
參考書目
高銛ˋ王宏周ˋ魏章玲 譯(1995)。<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台北 : 桂冠圖書。
趙一凡ˋ蒲隆ˋ任曉晉 譯(1989)。<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台北 : 桂冠圖書。
王小章(1999)。<貝爾>。台北 : 生智文化
馮建三 譯(1999)。<資訊社會理論>。台北 : 遠流
朱道凱 譯(2002)。<全球化迷思>。台北 : 群學
Toffler, A.(1990). The Third Wave ; New York : Bantam.
Toffler, A.(1990). Future Shock ; New York : Bantam.
Wallerstein, Immanuel(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Ⅲ;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2th Edition ; Malden, MA: Blackwell.
陳景美(2001)。<台灣後工業化時期產業結構與人力結構變動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薛志文(1999)。<台灣產業結構變遷之研究－以要素稟賦觀點分析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魯文雯(2001)。<英國女性就業問題與促進措施>。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盈蘭(2002)。<婦運團體挑戰國家機器與市場的例證－以婦女新知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為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逸卿(2002)。<解構女性職場優勢的迷思:父權與資本的共謀及鬥爭>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月娥(2001)。<勞動市場職業性別隔離決定因素之研究>。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嚴祥鸞(1997)。<他們的真正平等工作權－同工同酬到同值同酬的意義>。第二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論文。
嚴祥鸞(1999)。<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化分工的回顧與展望>。第四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論文。
何岳晉(2002)。<臺灣地區服務業產業結構與空間分佈之研究>。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翠霞(2001)。<社經結構與經濟發展 : 台灣個案分析>。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淑芬(2001/12/27)。<資訊社會的極化現象－衰退的中產階級?>。發表於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
吳嘉苓(2000/7/11)。<性別與平等>。發表於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曾嬿芬(2002/3/11)。<看不見的心－從兩性工作平等法談起>。發表於
http://www.sinica.edu.tw/~llcheng/。
李碧涵(1996)。<台灣企業經濟之結構調整與後工業轉型>，中山學術論叢，14期，頁82-83。台北 : 台灣大學。
台灣婦女網路論壇
http://forum.yam.org.tw/women/
台灣婦女資訊網
http://taiwan.yam.org.tw/women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