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後期，台灣的工農運動蜂起。台南人蘇新 (一九○七～一九八一)於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學期間加入了共產黨，並於隔年回臺開展工人運動。一九三一年被殖民當局逮捕入獄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經香港轉赴大陸，並在晚年當選政協委員。他的台南同鄉楊逵 (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學，一九二七年回臺後參加領導農民運動，對殖民資本進行抗爭。也是作家的楊逵原名楊貴，因慕水滸李逵之名而取楊逵為筆名，並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獲獎的日文小說〈送報夫〉，揭發日本殖民統治真相，後經胡風翻譯成中文。然而光復後他卻在國共內戰時因發表「和平宣言」而招國府逮捕入獄十二年。出身貧賤的彰化人謝雪紅 (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輕時參加了文化協會的活動而得到極大的啟發，後於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參與五卅工人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並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臺共組織，回臺活動。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獄八年，光復後二二八事件時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抗暴，後經香港前往大陸，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所提事件、運動與人物等等，無一不是在同時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每個環節。這是一個企圖擺脫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與現代中國一起呼吸，共同成長，一個追求民族平等、主權在民與社會正義的左翼民族運動。這運動雖然在戰爭期間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殘酷鎮壓，光復後卻也迅速恢復為重要力量。然而由於國共內戰的慘烈，這支力量在五○年代初還是逃不過國民黨極為全面的整肅，幾乎遭到整個剷除。
這條傳承雖然在五○年代幾乎斷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戰後國民黨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還藕斷絲連，在七○年代初台灣的大學校園裏爆發的「保衛釣魚臺運動」重新公開接上了線。這運動不僅引發了對民主的訴求，也隱含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企盼，對邁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國的憧憬，這麼一個火苗當然也迅速被撲滅，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剛過之時。稍後雖有懷抱同樣憧憬且影響深遠的，由蘇新女兒蘇慶黎 (一九四六～二○○四)所辦的《夏潮》雜誌繼之而起，然而隨著文革的落幕與鄧小平的復出，這麼一種對現代中國革命的憧憬與企盼遂進入一種壓抑隱誨的狀態。
在一九七一年與保釣運動幾乎同時發生，並且促成文革落幕的，還有一連串極為重要的事件：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北京與同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此後，大陸在全世界範圍重新取回了「中國」的名號，同時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開始崩潰，以戰後新一代為核心的新興台獨勢力藉由黨外民主運動也開始逐漸取得政治正當性，這三者是同時並存發展的。這正是台灣由反共親美走到反中國之路的關鍵時刻。
從七○年代開始，大陸在國際上取回了中國名號，又隨著八○年代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原來在五六○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陸同胞」，開始有了具體的形象。然而這些形象對大部分台灣人而言卻是既熟悉又陌生，這裡存在著從南京到北京的差距，從帶著吳儂軟語餘音的「國語」到高亢而有點興奮的「普通話」的差距，從傳統漢字到簡體字的差距。而心懷多年故國之思回去尋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跡勝地，但也就只是唐詩宋詞三國水滸之地，以及殘破凋零的宗祠祖瑩，此外卻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的痕跡，連減了筆畫的漢字都陌生起來。以致到了九○年代，台灣介紹大陸風光的電視節目都還是帶著獵奇的眼光，其中一個很熱門的節目就直接叫做「大陸尋奇」。
而國民黨從七○年代開始不只失去中國名號的正當性，它所建立的威權體制也逐漸在民主浪潮與經濟發展下逐漸崩盤，而連帶著崩盤的還有它那個版本的新中國理念。原來朗朗上口的「我們中國人」變得囁嚅難言，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台灣人」。而原來從中國自由主義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諸多思想養分的黨外民主運動，這時也逐漸被以「我們台灣人」為號召的民進黨所僭奪。
從六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開始，到二○○○年民進黨成功奪取政權，新興的台獨運動雖然反對國民黨版的新中國，但在國民黨這幾十年來將大陸妖魔化的「反共親美」路線上卻是忠實的繼承者，他們同時也受到六○年代五四台灣版反傳統的影響。而且當反共意識在九○年代已經失去其實質意義後，又很吊詭地被轉化成反中國意識。即是說在台獨運動的這些多重繼承線索中，新中國不論那個版本，中國也不論新舊，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這個空虛關頭上，李登輝一輩的「支那觀」遂又被召喚回來，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著要求重組國會的三月學運將舊勢力清除出國民黨權力核心之後，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國化」的今天。
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美式資本主義成為唯一稱霸的意識形態，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武器，成功地嫁接在「皇民支那觀」的心態上。大陸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對於台灣在李登輝掌權後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種「落後」，「進步的社會主義中國」遂又淪為「落後的中國」。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龍頭笑話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能在台灣流行，而其主要對象已經不再是在台灣的外省人及其後裔，而是大陸的中國人。「皇民支那觀」借屍還魂，隔著海峽望過去，竟然還是一個「落後支那」。這是從七○年代以降，在冷戰與美國因素的交相影響下所促成的關鍵性轉折，直到民進黨在世紀之交取得政權。
二○○四年九月底，民進黨籍的新政府外交部長陳唐山批評新加坡反對台灣走向獨立之路的言論時，在一個公開場合說「新加坡，一個鼻屎大的國家，根本是在拍中國馬屁」，其中拍馬屁一語是以閩南語粗話說出。在接下去的紛爭中，政治對手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長竟然說出鼻屎與拍馬屁這兩個不雅之詞，而媒體也將焦點放在這裡。然而他們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實是台灣的另一個影子，新加坡人口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閩南移民，與佔台灣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閩南移民講一樣的閩南語──台獨運動者所一再標榜的母語，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聽得懂陳唐山的閩南粗話的。
民選縣長出身的陳唐山（他竟有個唐山之名）說粗話，其實是用來強化他與在地支持群眾的聯繫，並非說給其他人聽的，更沒考慮到新加坡人能直接聽得懂他的粗話。這裡有一個重要的面向，在台獨運動排斥中國身份的幾十年來，他們不僅拒絕了中國，還拒絕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語的其他華人。閩南語被他們直接稱做台灣話，而看不到台灣之外講同一語言的人群。民進黨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就曾鬧過這麼一個笑話：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訪問，有個驚人的發現，他發現新加坡人居然也會講「台灣話」！
這個台灣福佬人與其他閩南語地區的隔閡來自歷史上的幾次外力強加的斷裂：先是日本佔領台灣強迫海峽兩岸閩南語區分裂，接著國共內戰與四九年之後的對立再一次強化這個分裂。講「國語」的國民黨也不鼓勵重建聯繫，因此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是難得見到聽到或感覺到講閩南語的非台灣人存在的。到了後來的台獨運動更是將這原鄉同語族的分裂視為理所當然了，閩南語遂成了排他的「台灣話」，也就有了康寧祥的笑話。因此，對於受到前後新舊政權影響的台灣選民，他們從台灣看出去除了是個陌生的新中國外，是看不到閩南語原鄉的，更不用說同是閩南移民後裔的新加坡人或東南亞的其他華裔了，進一步說他們也是看不到亞洲的。而這裡正是他們以閩南語為中心的「本土論述」的內在矛盾所在，難怪其中有人建議乾脆放棄閩南語，而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他們不只要去中國化，還要去閩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輝那一輩人鄙視其父祖輩舊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結裏了。而這竟就成了今天在台灣社會佔主導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為主體的台獨運動的深層意識。
在二○○四年為貫穿台灣南北第二條高速公路命名的問題上，被台獨運動奉為神聖名號的「福爾摩沙」被列為首選，四百年前一艘路過的歐洲船隻上的水手隨口說出的這麼一個偶然稱呼，竟成了「新台灣」的開始。在這之前的二○○二年，民進黨成立了一個叫做「V1492」的青年俱樂部，意在發揚「一四九二年歐洲人發現美洲新大陸的精神」。相較於到了九○年代還再留戀舊日本帝國之眼界的李登輝南進政策，年輕一輩的台獨運動者則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堅帝國之眼鏡。這裡可以看到台獨運動面對大陸/亞洲，基本上還是走著一條類似舊日本帝國「脫亞入歐」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態。
一九七○年代開始的變局並不只在台灣發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澤東高興地接見尼克森，預示了文革的結束與新時代的開始。中美和解帶給大陸又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國際局勢上，更在大陸的新中國路線上。然而這次的巨大變化卻是慢慢顯現的，而且也更慢地才為台灣的人所察覺。隨著大陸的開放，台灣商人跟著回鄉探親老兵的步伐，一點一滴將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陸去，目標不是為了大陸的市場，而是為著同一個美國市場。對美國/全球市場開放的鄧小平路線即使歷經六四，到了九○年代還是繼續堅定地走下去，大陸遂像磁石一樣一步步將台灣商人吸引了過去。來到二十一世紀，受制於島內的「去中國化」意識而被蒙蔽於大陸的崛起的台灣人民，突然發現原來落後的支那中國竟然變成了世界工廠，成了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之一。大陸的這個發展不論是對於崩盤中的國民黨，還是新取得政權的民進黨，甚至對社會主義中國抱著孤忠之忱的統派，都是令人手足無措的一個「更新的中國」。
然而對在於當局鎮壓黨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出生長大，對藍綠雙方都持懷疑態度，也不太被社會主義所吸引的新生代，對大陸的這般發展卻有個不同的視野。他們與大陸同在承平時代成長的一代人同樣是以當代唯一霸權的美國為標的，學一樣美式發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麥可喬登，讀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譯本。但因為政治對立的關係，他們卻又是在這以講國語/普通話為範圍的大中華區，以美國為同一參考目標的合作兼競爭者。國共各自的新中國與台獨的獨立建國對他們而言都不再有神聖光環，甚至連舊唐山也是天寶遺事了。而他們最純熟的語言則是從小說起的「台北國語」，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以台北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種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國語」，它既非帶著閩南腔調的「台灣國語」，也非原先從大陸帶過來的「南京國語」。然而這竟也並非跼踀一隅的語言，它所創造運用的一些詞彙在包括大陸的整個中文華語圈中被廣泛使用著。
在藍綠不同中國觀的紛擾中，這批使用台北國語的新生代從其他路徑找到了多重互動管道。譬如台灣流行歌謠在新加坡十分紅火，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在台灣也紅得發紫，台灣卑南族歌手張惠妹也擁有很多大陸的年輕歌迷。又譬如我的一個侄兒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剛退伍即背著行囊自助旅行，以三個月的時間走過大陸半壁河山，沿途結識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陸年輕人，他們無所不談，除了統獨問題外都可溝通。他們都活在全球/美國化下一個叫「華語文化圈」的新興氛圍裏，幾個世代來「中國/台灣應該是什麼」的紛紛嚷嚷，都不太在他們的視野裏了，甚至連「中國/台灣曾經是什麼」也不太成問題。他們不太有這些歷史意識了。
新生代之缺乏歷史意識有其主客關因素。他們經常被批評為「只看自己肚臍眼」或「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無根的一代」。然而他們的這種匱乏與其說是來自他們自身，毋寧是肇因於發生在海峽兩岸的歷史嬗變。百年來介入這裡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對歷史傳承隨意切斷，對歷史傷痕則是無情抹殺。我們可以看到，百年來站在台灣島上回望大陸，從我祖父母輩看到的「原鄉唐山」，來到日據時期接受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輩所看到的「落後支那」，再來到接受國民政府教育的我這一代人觸摸不到的「神州大陸」，接著新興的台獨運動又將這神州之地描繪成「妖魔中國」。短短百年斷裂如此之巨，嬗變如此之頻，而兩岸人民卻都未能對自身這種斷裂的歷史進行認真反思。
而今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隨著其原初打造者國民黨的逐步崩解，已失去了現實的引領作用。台獨運動者汲汲於創造新的國族歷史神話，根本無視於充斥其中的自我否定的嚴重神經症候。急於崛起的大陸新中國則似乎忙著向西方宣示，而無暇於反思它所走過血淚斑斑的崎嶇之路，也自然無從向新生代提出一個有厚實歷史傳承的中國意識。於是當新生代面對這些既存的或打造中的歷史觀時，看到的竟都是這般殘缺扭曲，就只能當成當下的政治分歧而已，無從去追索其歷史因緣，更遑論建立自己的歷史意識了。
因此顯然海峽兩岸若不能認真地對這段斷裂的歷史進行深刻反思，我們今日的癥結將是難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對台灣的歷史進行反思，還要對整個中國二百年來的近代史（以及整個東亞的近代史）進行反思。而對中國/台灣的歷史進行反思的條件，也是作為反思的起點，則是必須重新站回舊唐山的土壤，回到那個東西碰撞新舊遞嬗的年代，重新去連結出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當面對西方/美國時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將自身視為異己，如此或許才會再有一個對中國真正堅實的新的憧憬的來臨。
（原載《讀書》雜誌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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