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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獻身社運 一往無前
紀念蘇慶黎
■明報2004/10/24
◎作者：鍾秀梅
對於70、80年代香港的活躍學運、社運分子，蘇慶黎的名字當不會陌生，也大多會看過或至少會聽說過台灣的《夏潮》雜誌。但年輕一點的，則恐怕對蘇慶黎和《夏潮》不甚了了。受蘇慶黎影響，曾經與她在1988年之後參與工黨工作的鍾秀梅，在過去幾年嘗試以口述歷史記下前輩走過的道路，儘管工作還未完成，但在當下發表部分記錄，作為對逝者的紀念和歷史的補白，恐怕還是需要的。
前半生 慶祝黎明
「1946年生了一個女孩，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給她取了個名字，叫『慶黎』，慶祝黎明的意思。這一年的中秋節，我抱覑慶黎，和愛人對酌。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幸福的一次團圓。」
蘇新，這名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組織工農群眾反抗剝削的台灣共產黨，在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佈下天羅地網，殲滅台灣左翼力量的前夕，他離開了台灣，輾轉從香港到了北京。
蘇新繼續回憶到，「二二八事件後，我亡命移居香港，經歷了兩個中秋，不但沒有能夠團圓，連音信也斷了。慶黎呀﹗慶黎﹗沒想到黎明竟是這麼短暫﹗」
蘇慶黎的誕生，連繫著她往後反叛的時代氛圍，到處都飄盪著凝重的肅殺氣，她的生命從此與這個社會的脈動搏鬥，印染著赤烈的色彩。
姨媽 女性意識的啟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個性，成為蘇慶黎日後的社會組織工作中很特殊的長處。據她分析，可能是受姨媽影響，她姨媽在當時的交往對象，有許多是有異議色彩的，這些人讓她對人的辨識與敏銳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台灣女性，很少有她那樣特立獨行的表現。她認為，縱然革命家族的背景讓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關懷與女性自覺的關鍵，則與姨媽的教育有關。
「我姨媽蠻關心貧窮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總會有一兩次把家裏舊的衣服之類整理好，然後就開始拜訪一些比較窮的人。通常她都會帶我去。事實上這種直接的人道關懷，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說實話，我們在當時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對我而言，外面那個貧窮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為我姨媽的慈善舉動，直接把我帶到那種貧窮的家庭。
當時我是很不喜歡這種等於有點像是強迫的教育形式。她是有意的，說你們永遠不會理解窮人，但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這樣的教育﹔她拜訪那些窮人，他們的家裏黑暗、骯髒、惡臭，我到現在閉上眼睛都還可以回到那個…… 害怕的不得了。所以，我覺得影響我一生很大，我現在還可以看到的，就是進入那樣的家庭，看到我姨媽能夠和顏悅色，好像很高興和這些窮人很親近的談話。我真的很佩服她。可是我恨不得跑掉，我姨媽卻能夠那樣愉快，譬如坐在地上，跟病人談話什麼的，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
慶黎的姨媽，在結婚前曾有個志願，想當記者，是頗有獨立見解的女性，卻未能如願。可是她婚後的一言一行，仍表現出女性的自主。譬如說，在家庭教育中，她對子女兩性平權的生活教育，和無時無刻要小孩不要歧視貧窮。
大學時期 吸收思想的養分
對歷史一直有強烈興趣的慶黎，終於如願考上台灣中部一所教會大學歷史系。當然，她很快就失望於系上保守的學風。「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學也是國民黨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環，因此，就不難想像歷史教育，其實就是要讓年輕人對歷史失憶。
「當時那個歷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系上有一名老師，居然要我們背中國歷代皇帝墳墓上面的什麼廟號、謚號，我想那樣的歷史我是不願意讀了，而且我想讀了也沒有意義，也很恐怖嘛。我想你念歷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當然絕對有意思，但念皇帝死後的什麼號，又有什麼意義﹖」
決定離開中部後，她又回到姨媽家準備重考。後來，上了台灣的菁英學校——台灣大學哲學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學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樣，是統治菁英的培養所，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許多入主統治階層的台籍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台大同時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哲學系的培訓，並未帶給慶黎學習上的成長，她覺得當時哲學系都讀些唯心的、經驗主義的東西，邏輯實證論之類的，例如康德。後來，她覺得哲學系的環境很糟糕，便轉到社會系，沒想到會更爛。
如果學院的學習對慶黎有幫助的話，應是校際的串連。當時她認識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王杏慶、王曉波、王拓、徐正光等人，他們後來都是台灣社會輿論與良心的指標。慶黎覺得，像徐正光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給她的收穫很大，在她往後從事社會實踐時，讓她更貼近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她的思想傾向，先是受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中較進步的流派影響，後來偷偷地找了社會主義的書來看，這些書是從「匪情」資料室偷出來的。
60年代，外面世界風起雲湧，信息卻依舊吹進密不透風的台北。瑪利諾修會的外國修女，將Joan Baez和Bob Dylan反越戰的歌曲帶進校園。那時，蘇慶黎從自訂的香港《星島日報》，得知文革與火紅的香港學生運動。
社會關懷 介入人權工作
70年代，台灣社會依然延續覑白色恐怖的反共鎮壓，這時蘇慶黎開始介入人權工作。陳映真案、陳玉璽事件、陳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羅織罪名，無非是怕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星火冒出。當然，對主張台灣獨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壓。
透過美籍在台研究女工問題的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關係，也透過教會系統，慶黎暗中將這些檔案送出去，給國際特赦組織或海外華人，然後向國民黨政府施壓。這項工作很冒險，後來在美麗島事件中，差點被關的慶黎透露，國民黨對她與這群朋友搞的人權工作，一直視為眼中釘。
社會形勢演變，說明了台灣社會必須有左翼的窗口。在一個晴朗的下午，蘇慶黎與名作家陳映真相約在街上，若無其事的作散步狀，蘇慶黎打算跟陳映真商量大事。那時候，電話監聽、跟蹤、裝竊聽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談，恐怕是較安全的。蘇慶黎左顧右看，覺得放心了，將想辦一份社會主義刊物的想法，告訴了陳映真，據蘇慶黎形容，他嚇得要命，罵她是不是瘋了。
果然，台灣戰後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夏潮》雜誌出爐了，蘇慶黎任總編輯。為了要掩護左傾色彩，通常都將社會主義寫成社會正義。這份雜誌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學的」，延續覑日本殖民地時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資」的色彩。
《夏潮》雜誌 青年的新思想園地
《夏潮》開拓了70年代以後台灣進步青年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也就是說，台灣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運動，是二元論的自由主義菁英的話語﹕簡單的說，就是不批判自由主義市場機制，認為只要國民黨下台，一切都解決了。在這背景下，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角度，分析台灣社會矛盾，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階級與城鄉差距，婦女、原住民等問題，都作深入報道的《夏潮》，成為台灣進步青年的新思想園地。鄉土文學論辯，算是《夏潮》直接對抗國民黨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筆戰。
當時，國民黨御用文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鄉土文學比同大陸工農兵文學，大喊大叫的說﹕「狼來了﹗狼來了﹗」《夏潮》陣營忍無可忍，結合了國民黨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還以重擊，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傳》裏，提到這段歷史，還有恃無恐的指控台灣鄉土文學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蘇慶黎主持下的《夏潮》時期，吸引了許多面向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台灣社會解嚴前後，在環保運動、工人運動、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文化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骨幹。不涉入運動的，在媒體、學界工作也都受到《夏潮》的積極影響。
隨覑社會的轉變，《夏潮》的歷史角色也完結，同代的戰友或高升、或引退、或繼續在社運的路上拼搏，蘇慶黎選擇的是後者，一種終身的社會運動者的必然選擇。
文﹕鍾秀梅
編輯﹕梁詠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