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決戰階段，「是否要舉行電視辯論、由誰參加、如何舉辦」在近來成為了眾所矚目的焦點。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各組總統候選人總是「王不見王」，因此面臨「正面交鋒」的電視辯論，各陣營莫不戰戰兢兢、再三斟酌，分別提出了對自己最有利的電視辯論舉行方式與參加人數。
支持度上處於弱勢的許信良，亟欲藉辯論同台較量的機會，拉抬選情、爭取曝光率。志不在當選的李敖也極力主張五組候選人應全數參與辯論，以達成「當面痛批連、扁」的心願。原本對辯論持保留態度的宋楚瑜，則在監察院公佈興票案報告後，也轉而呼籲及早舉行辯論，其中多少有「擺脫興票案糾纏」的用心。為了避免在辯論中成為被批判的主要目標，陳水扁陣營則提出了「連戰一定要參加」的但書。連戰方面，由於擔心成為其他四組候選人圍剿的對象、且其極欲營造「政黨對決」的氣氛，因此主張由連、扁兩人「一對一辯論」。
也就由於各陣營皆有其策略考量，使得原本看似出現曙光的電視辯論，在多次協商後，最後還是難逃「破局」的下場。而其中最大的歧見在於「究竟應有幾組候選人參加辯論、誰跟誰辯」。雖然我國現行的總統選舉罷免法中，並沒有規定所有的候選人必須同台辯論，但高支持度的候選人若同意小黨、居於下風的候選人同台較量，則是一種民主風度與自信的表現。如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即同意讓裴洛參與辯論；但1996年裴洛則遭柯林頓與杜爾兩人排擠，無緣參與該次辯論。
因此，在台灣三強鼎立的緊繃選情、未表態選民約佔四分之一，以及新黨總統候選人李敖又表明支持宋的情形下，五人同台開講的機會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任務」了。退而求其次的「三位主要候選人」的辯論，也在各陣營的本位堅持下，無疾而終。雖然坊間許多的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七、八成的民眾，期待五組候選人能捐棄成見、同台辯論，但對於各陣營而言，「民主風範的美譽」還是難以敵過「勝選的策略考量」。而在電視辯論註定破局後，各陣營更忙著互指對方的不是，甚至大聲疾呼「媒體暴力」，不禁令選民搖頭嘆息。然而，電視辯論對於選舉支持度的變化，真的那麼重要嗎？
回顧電視辯論的歷史，美國在1960年舉辦了第一場電視辯論（甘迺迪對尼克森），除了是美國第一次的總統候選人辯論外，更是美國政治辯論邁向電視時代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被賦予了「大辯論」(the Great Debates) 的歷史性名稱。此後雖然偶有間斷，但電視辯論已成為美國總統大選中的重頭戲。今年也不例外，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黨內初選的展開，各黨黨內主要候選人也在辯論台上展開激烈的交鋒，你來我往、互不相讓，並面對媒體的提問、接受民眾面對面的質疑。
台灣則由於政治民主轉型、民主素養逐漸成熟，也在1994年年底的省市長選舉時，首次舉辦了電視辯論。其後，1996年總統大選、1998年北高市長選舉，皆有舉行電視辯論，電視辯論在台灣選舉中的重要性因而與日俱增。
至於在電視辯論的影響力方面，電視辯論的效果多只能加深、強化既有支持者的立場，對於改變選民的態度並無太大的效用。但對於未決定、未表態的選民來說，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的表現，常會成為最後抉擇的參考依據。
此外，電視辯論之效果，尚因各次選舉中政治環境的變化、選舉情勢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如有研究曾經證實，「選民有無收看電視辯論」是「了解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與政見主張」的最佳預測指標。1998年底北高市長選舉時，也在辯論結束後立即進行民調，調查電視辯論對於支持度的影響。結果呈現了微妙的差異變化，數據顯示「候選人在辯論會中的表現」、「有無收看電視辯論」等因素，會影響到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度。
但也有報告指出，由於「電視頻道中有關選舉相關資訊的可得性增加」之緣故，譬如一些稱為「新新聞(new news)型態」的節目（如每晚上演的叩應節目），以及新型態媒介的衝擊（如候選人架設的網站），電視辯論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綜觀來說，雖然電視辯論對於選情的影響力未有定論，但辯論對於民主過程與選民的政治知識，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助益。因此，雖然此次台灣總統大選過程中電視辯論的缺席，似乎已成定局。而電視辯論之所以破局，各陣營都難逃其咎，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於選戰謀略掛帥、忽視選民的需求。但辯論並不全然是危機，也可能是轉機與契機，一位總統候選人若不能在辯論台上展現領袖的風範，又如何能帶領台灣迎接充滿挑戰的未來呢？在CNN前看著民主黨內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高爾（Gore）與布來德利(Bradley)精彩、充滿戲劇張力的電視辯論時，筆者真切地期盼在台灣總統大選中也能一睹各位候選人滔滔不絕的口才與機靈巧妙的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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