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勝之國，戰敗之兵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我乘坐日昌輪，從日本抵達基隆港。全船乘客八百餘人，包括原為日本軍人、軍屬、留學生和一般民眾。為遣送這批人，台灣當局特別調度終站為嘉義站的一列專車，靜靜待在基隆月台。
之前曾聽聞，國民黨政府對待前日本軍人的處置方法是：關進高雄的一間俘虜收容所，一進去起碼五年牢獄。我一直擔心這事會不會落在我身上，想不到意外簡單地通過盤查，終於順利踏上祖國的土地。
車到台北站，已夜幕深垂，車頂三盞五瓦特小燈泡，照得走道昏暗，不便走動，頓感到戰勝國的台灣，竟比戰敗國的日本都不如，更為物資缺乏而感到悲哀。列車走得很慢，到達竹南站時已是半夜一點多。我先下車，向同行的鄭君與賴君，互道珍重，誓約再會。
回想當年，賴君與我同搭富士輪離台，同遭美國魚雷擊沈，同在海上漂流六七小時才被救起，然後同到大津陸軍飛行學校報到，畢業再同到熊谷陸軍飛校立川基地服役，乃至到豐岡陸軍航空士官校，一路同隊同班，同艱共苦。不但如此，就連戰(新聞、網站)後也一同揮鍬開墾，在原子彈轟炸後的長崎廢墟，一同從事清理工作；每天為了填飽肚子，到處應徵粗工，一起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挨餓生活。
至於鄭君，是從特別幹部候補生踏進軍中，比我慢一期，年歲卻大我三歲，頗具明晰洞察力，為人樂善好施，正是前輩的性格。在終戰後的混亂時期，他一直引導我破迷解惑。兩位都是莫逆之交的戰友，和他們分別，令我萬分不捨。
半夜出現的軍人魅影
出了車站，沿著無燈的街道，蹣跚顛簸地慢慢走，終於找到了家。戰後的家宅，門窗破了，雜亂而笨拙地補釘木板，從隙縫窺視，裡面一片漆黑。我放聲大喊，猛敲叫門，許久一直沒有動靜。正猶豫會不會家人疏開別處還沒回來，忽然聽見木屐聲，我趕緊用客家話大喊：「爸！是我，華昌啦！」
有人點上了燈，出來開門的是大哥。他用疑惑的目光打量我，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一語也不發。突然間，慌慌張張地跑上樓，叫醒全家人。父親一再揉拭眼睛，嗚咽地說：「孩兒呀！你真的回來了？」向來話少的母親躲在他身後，淚汪汪看著我。這時大嫂說：「大家一直謠傳你在特攻隊戰死，媽因為這樣，快撐不下去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被徵調各戰場服役的台灣青年，陸續解甲回國。但在日本本土的我，反而被隔絕在另一世界，家書寄不到，手札寄不出，兩地懸念，怎麼不教人著急。家人找郡役所（鄉鎮公所）要人，不幸的是，被村民稱為「閻羅王」的擔任課長，畏懼遭到報復，早就把文件一概燒毀，連人都不知消失到哪裡去了。
政治紊亂、行政癱瘓，這種情況下，要查知我是否平安，猶如大海撈針。街坊一聽傳說，我一定戰死無疑。母親對傳聞半信半疑，於是找中港街的「鐵口斷事仙」到家裡問卦。他第一句話就問母親：「你要問兒子的生死嗎？」這一問，母親啞口無言。後來得籤，鐵口仙一看籤示，斷言說：「你兒子早已不在人間了。」不灰心的母親又到我要出征時，帶我去祈求「武運長久」的祖祠問卦乞籤，還是下下籤。可憐的母親，到此幾近絕望。
大哥也不灰心地尋找我的下落。在京都大學附屬醫院的方任葵（壬癸？）醫師，可說是大哥唯一的消息來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搭上第一艘遣返船歸來，向大哥報告一些留日待歸的台灣人動態。據他輾轉聽聞，說我在日本被編入特攻隊訓練營，以後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這些蛛絲馬跡，愈描愈黑，風聞傳風聞，難怪村人都相信我死了。如今被斷定死了的人，忽然在半夜像幽靈一樣回來，難怪全家人滿腹疑惑與驚喜；他們的惦念關心，也讓我無比感懷。
走了樣的特攻員
特攻隊是戰爭末期日軍的禦敵法寶，其實就是單程人帶機的自殺攻擊，標準的不人道戰術。但在當時軍中，卻被視為無上光榮，死後可成為靖國之神。我雖受過特攻訓練，卻因終戰而保住一命，所以我常自嘲是走了樣的特攻員。
回國之初，我沒有一件家居服可穿，僅有的衣服，不是飛行服就是軍裝。可能是年輕人的自負、矜持心態使然，我要外出時都會穿飛行服，因此不時有人對我敬禮、打招呼，或投以羨慕的眼光。街上男女老幼，都對我指指點點，小聲地說「特攻隊」、「飛行士」，使我樂透了。不過也有人嫉妒而叫我「大塊呆」的。但誰知道，我在日本淪落漂泊的遭遇？
戰後在日本，有一段時期被留在航空士官學校，處理善後工作。不多久，就被掃地出門，流落街頭，無吃無住。為了充飢淪為小偷，溜進機場偷摘蕃茄、玉米、落花生。白天做刈稻工、開墾雇工，無所不做，都是為了不至凍餓死。後來聽聞長崎有偷渡船可回台，就不顧一切流浪漂泊，到了長崎，到處找工地做小工，並淪為詐欺賊，為了果腹詐騙飯票。這是戰敗兵的切身生活，那是多悲慘的日子。
如今回鄉，曾經是邋遢流浪漢的我，變調的特攻員，卻一翻身成了熱門人物。昔日恩師潘萬枝老師，現已升任竹南國民學校校長，高興地帶著哽咽的語氣，向老師們介紹我：「這是我的學生，本校出身的唯一日本空軍飛行士黃華昌。」滿臉春風，堆滿了愉悅之情。我的名氣也愈來愈旺了。
國府劫收，惡行惡狀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結束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台灣人從此搖身一變，由「清國奴」變成戰勝國民。戰時被徵調各地的台灣青年，陸續從中國、南洋、澳洲等戰區遣送歸來；國外留學生，尤其很多留日的人，自動放棄學業歸國，為復興大業而努力。一時在竹南鄉下，街坊都呈現一番活力。但當時的工商業，因受戰爭破壞，復甦緩慢；復員的青年越多，就業越困難。目睹這樣的世態，我們從殺戮戰場歸鄉的歡喜，也瞬時幻滅了。
從祖國來的國民黨官員和國軍，對台灣人到處誇示戰功，並以征服者的心態君臨台灣人。高官自私自利，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龐大的「日產」自肥，像幾十萬噸庫存的食鹽、樟腦，藉口「蟻蝕」加以報銷，食鹽偷賣到中國，樟腦偷賣給歐美。其實台灣的小學生，也知道螞蟻不吃鹽和樟腦的。
中下級官吏很多學識低劣，幾近文盲，卻以上司身份管理受過現代教育的台灣人。他們收賄瀆職，官官相護，把「成果」獻上高官，不僅可升官，又可兼自肥。
來台的國軍，身著臃腫的棉襖，背插紙傘，腳穿草鞋，形同乞丐狀。素質極惡劣，比起官吏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把接收來的軍糧流售給商人，連槍砲都可賤賣給黑社會集團。惡質的士兵，把強姦掠奪視為平常事，曾經是「夜不閉戶」的台灣，很快變得治安大亂。
再加上大量的米糧、糖、煤炭走私賤賣給中國，台灣因物質缺乏，物價暴漲，住民生活塗炭，人心惶惶，遍地怨聲載道。當局卻一口咬定台灣人「受皇民化教育，奴隸根性已深，幾近喪失民族精神」，認為思想有問題，加重對台灣人的壓制措施。
世態的變化，使一些熱血的台灣青年興起投身軍旅，革除腐敗政府和無能軍隊的念頭。終戰初期，陳儀手下進駐台灣，台中以北為七十軍，以南為六十二軍。駐軍招募新兵，失業青年踴躍應徵。入營當天，歡送的人潮以日本軍歌助勢，熱烈相送的壯觀場面，令中國士兵感動得流淚。因為他們都是大地主、富豪買來的傭兵，或被抓來充軍的農夫、工人。他們大惑不解，自古有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為何台灣老百姓如此熱烈歡送子弟兵入營，引染他們的悲戚之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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