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花人逛花市，愛郵人逛郵市。
集郵社，當然是集郵人最愛去的地方之一。絕大多數集郵社的老闆也是集郵愛好者，因為愛郵成痴，把蒐集郵票當成職業，因而經營集郵社。在集郵社，可以看到零狼滿目各式各樣的郵品，也可以在閒談之中，吸汲更多的郵票知識與郵壇動態，集郵社也提供了郵友之間郵票販賣與轉手的功能，而這項功能要算是集郵社最重要經營項目。另外，集郵社在郵壇上扮演著重要的潤滑角色，每個人的集郵過程都有所謂的階段性，多數的郵友會隨年齡與經濟能力的增長而調整手上的收藏，年紀越長經濟能力越豐的人，郵票的蒐集就會越趨珍稀，越有價值，而先前的舊收藏，就透過集郵社仲介或者直接賣斷。所以，郵社與郵人之間，既是魚幫水，也是水幫魚。
通常集郵人郵票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直接從郵局購買，另一則是經營郵票買賣的集郵社。到郵局購買郵票，可以依個人的喜好買多買少，不過要是集郵社可就不是如此了，因為集郵社的櫃子裡，擺放的郵票通常要不就是有了年代價值不菲，要不就是數量有限，想買多一些可能也沒有，郵票跟一般商品不同，不是說有就有。如果看上的是老闆的個人珍藏，這個時候就不是有錢就能買得到。物以稀為貴，是郵票吸引人的最大魔力。
早期台灣的集郵社並不普遍，多數聚集在台北中華路的中華商場二樓，中南部的集郵愛好者如果夠資深的話，童年的記憶裡一定有文具店或是書局裡的「吊袋郵票」，一格一格大小相同的塑膠吊板，裡面包放著各式各樣的郵票販賣，不論是蓋過戳的、沒蓋過戳的；成套的、不成套的；本國的、外國的，大概都通通散落在童年的集郵冊裡了，在這個時代早已不復見。中華商場還沒拆除之前，博愛路北門的郵政總局附近，也是集郵社另一處的集散所在，由於臨近郵政總局，客戶光顧的機會大，價格就比較高也沒什麼彈性空間，相反的，在中華商場樓上的集郵社，店面雖小，但老闆們就較為親切，有些店客廳就是店面，一腳跨入便是老闆的住所，價格通常也會來得朋友一些，久了，老闆與客人就是郵友關係。
由於配合台北捷運系統的興建，中華商場不得不進行拆遷，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中華商場正式成為歷史。也因為拆遷的緣故，讓聚集在此商圈的集郵社不得不提早因應遷移。在此之前，由於郵政博物館新廈早了幾年落成於重慶南路與南海路口附近，已經有幾家的集郵社設店在郵政博物館後方的牯嶺街。集市有利於郵市的熱絡與方便，加上台北地區店租昂貴，當時以舊書攤聞名的牯嶺街，真正經營二手書籍的商店也已經不多，很多的店面都是空著。於是在店租還算合理的情形下，一家一家的集郵社逐漸遷移到牯嶺街，也有二手書店老闆乾脆收起書店生意，收租金的所得要比營利來得高。因此，老街氣象全然大轉變，牯嶺街換穿新裝，由原先的舊書街搖身一變成了郵票街。
每一套郵票的發行，郵政總局都有一定的發行數量，在郵局售完之後，歷經人們信件的自然貼用損耗，時間越久，存世的郵票就會越少，郵票的價格就會慢慢上漲。郵票也因為有這樣的一项特性，腦筋動地快的人，便在郵局發行新郵票時，大量買進囤積郵票，等待郵票上漲的時機。
當年，中華商場有一家大眾集郵社的葉姓負責人，大學時期唸的是商學，學商的他改變了傳統集郵社的經營方式。民國七Ｏ年代，在政府還沒開放大陸探親之前，就先行透過第三國家(香港、澳門同業)引進大陸郵票。那個時候大陸地區的經濟普遍不好，人民所得平均相當低，所以大陸的郵票面值相對於台灣的幣值相當便宜，一套一塊兩塊錢人民幣的郵票，輾轉來到台灣賣五十元台幣是輕而易舉的事，轉手之間獲利好幾倍，加上葉老闆將所學的經濟概念應用在郵票的經營上，分析判斷大陸郵票具有上漲的潛力，於是極力鼓吹他的客人，一方面購買台灣郵票，另一方面大量「囤積」大陸發行的新郵票。就這樣，台灣的傳統集郵市場遂變成也相當需要資金的投資市場。
一時之間，風起雲湧，台灣郵票市場沸騰。葉老闆趁勝追擊，將郵票股票交易化，成立郵票買賣交易公司，把身受郵迷喜愛的故宮古畫、古物類郵票，公開掛牌買賣交易，每個禮拜變更每套郵票的交易價格一次，雖然說是變更，其實都是調漲，所有的郵票幾乎都只有上漲多與少而沒有下跌。原本只是一項小眾的集郵休閒，在資金多方的湧入，一下子，專門報導郵票的報紙與雜誌平面媒體紛紛創刊，電視台記者跟著造訪牯嶺街，有即時的新聞播報，也有作專題的深入報導。不景氣的台灣股市資金也有少部份跟著轉進郵市，郵市的規模不比股市，這樣突來的龐大資金，讓各類的郵票價格硬是翻倍，翻倍，再翻倍....。說瘋狂，一點也不為過，貼切一點應該是抓狂！因為有拿著菜籃的家庭主婦，也進場來買郵票了。郵政總局眼見「集郵」推廣多年有成(？)，便在民國八十年開始將新郵票的發行量加大發行，由原先發行的兩百萬套，逐漸提高到三百萬、五百萬、八百萬，甚至一千兩百萬套，每一套郵局發行的新郵票還是供不應求，全部都銷售一空。
由於一票難求(其實主要原因是郵票價格上漲的速度快到讓人紅了眼)，郵局採取每人每次限量購買，每遇新郵票發行的前一天，郵迷就已經先行在還沒下班的郵局門前排隊，準備通宵熬夜搶購隔日要發行的新郵。這樣的排隊盛況，絶對不輸給後來麥當勞排購Hello Ketty 玩偶跟台北蛋塔熱的人龍。既然郵票發燙人人搶著要，一千萬套還不夠，郵政總局繼續加量又加價發行，不僅每套新郵的發行量衝過上千萬套，就連一套郵票的單價也由原先的一、二十元提高到三、四十元，甚至於超過五十元，如此下來一套新郵的發行，動輒從市場吸取大筆的資金，一套單價五十元發行量一千萬套的新郵，市値就是五億，一年二十套新郵，就等於要從郵票市場取走近百億的資金。郵票圈原本規模就不大，郵政總局如此缺乏長期規劃的新郵發行政策，無異殺雞取卵，當然也對自己本身的集郵業務種下不可抹滅的傷害。
新郵的發行陸續把郵市的資金吸進國庫，郵票上漲的差價也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撐住所謂的行情價位，新郵票行情需要撐，舊郵票的行情也要撐，在沒有更多資金的拔注下，郵票的籌碼在郵局短時間內超大量的供應，駱駝根本不必等到最後的那根稻草就垮了，一時的失序，郵票市場的狂飆，終究走向泡沫的不歸路。
在台灣，不少的熱潮盛況一再重演終歸平淡的戲碼，麥當勞的Hello Ketty 玩偶最後幾乎全進了焚化爐，葡式蛋塔終究也是只能在台灣哈雷彗星一下，郵票因為是屬於有價証劵所以還不至於那麼慘，可是把郵票當作股票投資的人，豈只一個慘字可以形容。八十一年五月郵政總局發行的童玩郵票(香港郵展加字小全張)，面值二十元，發行當天就馬上暴漲十倍為二百元，最高曾經來到三百元的市價，投資的人都是購買整包兩百張未拆的原封包(印刷廠的包裝)，一包超過六萬元購買的原封包，在郵票市場資金失血崩跌後，最後就只能回歸郵票最原始的功能，頂多就是値郵票的面值四千元用來貼信使用，買到最高價的投資人足足損失超過五萬六千元。而這張所謂的「童玩郵票─香港加字小全張」也還只是當年新郵的其一而已，民國八十、八十一年期間發行的郵票，全都相同的命運，無一倖免。
這樣一波郵票市場的狂熱，不過就維持兩年不到的光景，集郵社的老闆幸運的話或許能小賺了一票，投資人則血本無歸，集郵人來去之間紙上富貴，就像是洗了一次三溫暖。而郵政局乍看之下像是最大贏家，其實不然，郵票超大量的發行，不僅市場無法消化，原本郵票隨時間增長顯現的稀有性沒了，再也無法吸引人掏錢購買新郵票的意願，投資客嚇跑了，集郵人不會喜愛郵局發行的新郵，於是郵局的集郵業務一落千丈。十年過了，非但沒有起色，更因電子科技的蓬勃發展，郵局的集郵業務與台灣郵票市場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期。
郵票，是因方寸之間的美藝吸引人，進而收集、蒐藏，而方寸之間的變化探索才是真正讓集郵者醉心所在。一切外力冠上的價值多寡，都只是集郵人額外的負擔而已，在收藏珍品郵集的過程，徒增財力與精神上的困擾。集郵三益，怡情、益智、儲財。郵政總局當年推行集郵的口號，歷久彌新，這個時候格外地顯現企劃者的睿智了。想要靠郵票致富者，不是沒有，但要全身而退者，實不容易。
經歷過行情的大波動與景氣低迷十多年，最初創設郵票買賣公司的葉老闆，公司倒了，負債累累，還賠掉了年輕時打造的郵市指標地位。尚存活下來的台灣集郵社業者，記取經驗，逐漸懂得郵票事業的經營之道，以郵養郵，一面搜購自己喜愛的郵票，一面替郵友客戶出售多餘的郵品。每個月或是每一季固定時間出版來自各地郵友有意出售的郵品目錄，採取通訊拍賣方式，訂定辦法由最高價者得標，如此一來，想買或想賣郵票的人便有了一個公平透明的交易平台，新的集郵社生態，便油然而生。
郵政總局(現更名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方面，也清楚集郵業務該走細水長流的經營方式。這一兩年來開始傾聽郵界的聲音，逐漸把郵票的發行量縮減回當年最初的正常水準，並對中小學的學童，不定時的舉辦各類的集郵營活動，試圖將集郵的興趣往下一代扎根。更積極的一面，則是爭取亞洲或是世界等大型的國際郵展來台灣舉行，明年八月，「2005年亞洲郵展」就在台北。
◎圖說：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紀念(民國40年發行)
《文建會文化視窗第六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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